唐朝宰相制度的演变!政事堂制度最后能取代宰相专权吗?
唐朝宰相制度的演变!政事堂制度最后能取代宰相专权吗?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官僚体制在中国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自秦朝的郡县制。它历经了上千年的更迭,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不断变化着不同的形态。其中,要论古代官僚制度何时成熟成型,则要首推隋唐时期。隋朝历史虽短,确实中国古代许多优秀制度的创制时期,由于篇幅有限,不再详述。本文我将主要从唐朝时期的中央官制为切入点,谈一谈我对唐朝中央行政运行方式的理解,了解一下大唐盛世是否与其独特的政治制度有关。
三省六部制的创制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政治史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中央统治与地方分治的关系,另一条则是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对比。在秦朝建皇帝专制制度,皇帝下设置丞相以后,皇权与相权就展开了长达千年的拉力战,毕竟在相权制度建立之初,丞相是正儿八经的政府一把手。但随着皇帝权势逐渐加强的需要,想法设法从各个方面限制相权是所必需的,这些方法可能是任用宦官或者外戚,比如汉。但更多的手段是皇帝来不断分化丞相的权利,一个典型朝代就是唐,采用的方法为创制三省六部制。
我们都知道,一项制度的创制和成熟,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有萌芽状态一步步进化演变而来。唐朝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度也是如此。何为三省六部?即在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设置三大部门,正所谓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别掌管起草诏令、封驳审议、执行的职能。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一提到唐朝的中央部门,仿佛就与“三省六部”挂起了等号,其实不然,除了上文提到的三省以外,还有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只不过这三省权力太过于鸡肋,后人就直接忽略不计,把六省统称为“三省”了。
众所周知,隋朝是在唐的眼皮子底下所灭的,况且唐朝跟隋朝杨氏家族一样,血液里都有胡人血统,这足以使得唐朝统治者警醒,吸取前朝的教训,在中央制度层面实行更为有效的方式来维持秩序。因此唐代进一步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度,三省之间分工明确,有效防止了部门之间的互相推诿。同时这个时候的政府首脑已经不再称丞相,而是将丞相权力进行分割,交由三省,中书省最高长官为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为侍中,尚书省则由尚书令负责。这三部门的掌管统称为“宰相”,但权力跟以前的丞相无法同日而语。三省之间分工明确,有效减少了决策的失误。
三省六部制的运行机制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三省的分工负责。中书省负责发出唐帝国的一切重要政令,但我们须知,在这样一个皇权社会,最高政令理应由皇帝发出,于是唐朝采取了折中方法,即在名义上来说,诏令是皇帝发出的,但实际皇帝并不参与其中,这些所谓的“敕令”是由中书省的文书性质官员“中书舍人”所起草,这在当时称为“五花判事”。
中书舍人官职不高,但却握有起草撰写命令之权。等中书舍人将政令起草完毕以后,中书令或者中书侍郎从中摘取一篇优秀者稍加润色,这便成为一篇正式的诏书了。即使如此,现在的诏书还是没有法定效力的,还需要交由皇帝手中进行画敕,然后送达门下省,由门下省长官侍中或者侍郎进行审核,如有不当,可向门下省提出反对此项诏书,发回让其重新修改,称为“涂归”,又叫“封驳”。直到门下省同意通过以后,这样的诏书方可经由尚书省来执行。
唐朝疆域广大,每天要有成百上千的事务需要处理,尚书省只凭一部门之力自然无法完成,于是在尚书省下还有六个执行部门,相当于我们当今国务院下的“部委行属”。这些部门包括“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管着官员的任用、唐王朝的财政开支、礼仪诸事、军事、刑法典狱、工程建造。这样一来便分工明确,覆盖了唐王朝大部分的事务。
通过这样一种指向明确,分工严明的行政体系,唐王朝的各项指令才能够迅速传达,极大地提升了这架庞大机器的运行效率。但是随着社会的演变,三省六部制度也在前前发生着量变。
权利上移——政事堂的出现
刚才我们讲到了,唐朝时期,对三省六部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但为了更快地提升办事效率,唐朝实行宰相集中议会制,三省长官以及其他参与决策的人员,讨论问题时到门下省来开会,地点被称为政事堂。政事堂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最终交由皇帝进行审阅和裁决。时间一长,政事堂逐渐成为一个凌驾于三省之上的一个决策机构。我个人认为,历史上很多制度的出现不一定要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因为很多制度的形成,是由习惯所形成。比如政事堂,宰相们长期集中开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领导班子。
在起初,只有三省长官才有资格参加政事堂会议的,此三者都是正式的宰相。但有时候也会有其他官员参与进来,同时授予着“参知政事”的名义,也是宰相,唐太宗末年,由于担任中书省的长官常年收到皇帝的重视,于是政事堂逐渐移至中书省政事堂迁于中书省
,这对当时来说,其实是制度的一种变化。集体宰相制开始转为权相专政制。中书令为“中书执政笔”,即是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了中书令凌驾于其他诸相之上;立法出令机关
,凌驾于审查机关之上,势必造成由于政令审核不力而导致的诸多失误。
失去监督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专权而败政。唐玄宗时期李林甫、杨国忠奸相专权误国
,其政体上的原因肇端于此。到了武则天时期,政事堂的宰相之中也出现了分化,有了“秉笔宰相”之称,这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后来的首相了。就这样,政事堂成了最高决策机构。那政事堂内部由谁来办公呢?是由中书省的中书舍人来秉笔,他们才是政令的实际秉笔者,虽然职位不高,却握有重要的实权。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政事堂是如何运行唐王朝这架大机器的。其实在唐朝时期,皇帝并不需要每日上朝,而政务的中心就是这个政事堂,它每日处理的事务极多,最重要的是一些日常事务,由宰相亲自处理,讨论决定,其次是一些军国大事,宰相会议讨论出成型的方案以后交由皇帝来定夺。再者是皇帝个人觉着重要但宰相遗漏的事务,这个时候皇帝会亲自交由政事堂讨论定夺。比如在武后时期,皇帝就要宰相们来讨论来俊臣等人停妻再娶的问题。
政事堂制度本来是为了以集体宰相制取代宰相专权,但在运行七八十年以后,其内部也发生了裂变,内部宰相专权的势头愈演愈烈,最终又走了回头路。在这样的发展之下,政事堂制度逐渐走向了它的陌路。
其实回首看看唐朝初期这一系列的制度,看似煞费苦心甚至重蹈覆辙,但其目的无非是限制宰相权力,这是专制主义皇权下的必然结果,更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历史中皇权与相权不断相争的这条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