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但南北民族融合有着明显的差异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不论北方还是南方都出现了民族融合的高潮，但南北民族融合有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就南北汉族地位差异进行简要分析。由于我国汉族（包括前身华夏族）无论人口数量还是文明程度都高于少数民族，所以我国民族融合的主流是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之中，而汉族本身也正是依靠不断吸纳少数民族成分而壮大。汉族作为民族融合的母体，其地位之差异对民族融合的过程与结果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北方地区，从东汉末期开始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高潮，此后愈演愈烈，西晋政权瓦解后，内迁少数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割据政权。这些政权虽然根据其汉化程度之不同或多或少地重用一批汉族士人，如后赵之张宾、前秦之王猛、后秦之尹纬等，但由于民族隔阂的广泛存在，少数民族一般要控制政柄，不会轻易委政于汉人，汉化程度较差的民族更是如此。北宋刘攽曾指出，北魏“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汉族整体上处于被统治地位。

　　而内迁少数民族即便汉化程度很高的氐、羌，其整体上仍落后于汉族，因此该时期的北方民族融合属于马克思所说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一范畴。少数民族虽然在社会客观规律的支配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但由于其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即便出现北魏孝文帝式的开明君主，汉化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重重阻力，孝文帝就曾深叹“诚知不易”。汉化过程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还会出现逆转。如孝文帝南迁以后，在中原大兴汉化，而与此同时，留在北方边镇的各族民众却出现了鲜卑化趋势。如高欢本渤海修人，其祖父因犯法被发配边镇，“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

　　以怀朔镇军人为核心建立的东魏北齐在中原大行鲜卑化，学说鲜卑话一度成为时尚。《颜氏家训·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由于少数民族处于统治地位，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他们必然会尽力施加其影响，其风俗习惯等必然会大量注入汉族体内，所以北方民族大融合后的新汉族显得胡气十足，唐代诗人元镇《法曲》描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嘴罢长萧索。胡音胡骑成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以至有人惊叹“长安胡化极盛一时”。

　　南方则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一直是汉族王朝，因此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族处于绝对的主动，可以说南方民族融合属于先进民族融化落后民族。汉族政权往往通过开疆拓土，将深险之中的少数民族纳入政府的州郡体系，将其编户化，从而使其融入汉族，所以南方民族融合往往比较顺利，一般不会出现逆转，并且少数民族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其社会风俗习惯等虽然也会对汉族有所影响。

　　但相对有限，加之由于北方大批汉人的南下，所以南方民族融合后形成的新汉族仍然较多在保存了汉晋时期北方汉族之文化传统，而“蛮气”则显得不足。《隋书》卷31《地理志下》说扬州“旧风”是“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而“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另外，由于少数民族大都是被动融入汉族，汉族政权在融合过程中多采取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所以南方部分少数民族为了躲避汉族政权的骚扰，向更为深险之处迁徙，与汉族基本隔绝，所以南方民族融合反而不如北方彻底。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都出现了民族融合的高潮，但南北民族融合存在着很大差异，比如汉族地位之差异，这种差异决定民族融合的规模，也决定民族融合后所形成的新汉族的不同面貌。六朝民族大融合给南方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它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为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南方的统一，为隋唐大一统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为六朝以后南方社会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