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驻防南京部队仓促撤退，为抢船甚至枪战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这是一座以陵墓为胜迹的城市，明孝陵、灵谷寺、雨花台、中山陵，还有吴王坟、南唐二陵、六朝王陵。自从2400年前越王勾践在秦淮河边修筑越城后，这里战火连年，烽烟不绝：楚胜越，晋灭吴，隋亡陈，南唐，大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虎踞龙蟠的石头城诸侯争斗，帝业兴衰，六朝金粉，灰飞烟灭，只落得秦淮水寒、钟山荒丘。

　　这也是一座延续盛世繁华的城市，直到1937年，依然是一副兴盛的景象：夫子庙前游人如织，丝竹之声不绝于耳，空蒙的烟雨笼着秦淮河水，紫金山、玄武湖、古城墙尊贵依旧。那一年的盛夏，卢沟桥的枪声划破了一个民族的沉寂，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日的序幕。从淞沪会战到南京保卫战，几个月的时间，南京，这个位于长江之边的城市，遭受了一场莫大的浩劫。

　　日军占领前的南京城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同年8月13日，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淞沪会战。11月12日，上海失守，中国军队向南京方向溃退，南京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守不守南京？这成为当时军事上的棘手问题。国民党政府中大多数人认为，今后将进入持久抗战的局面，从长远和全面的观点着想，应以保存力量为上，主张原则上不守南京，只用少数兵力做象征性守卫。

　　然而，国民党将领唐生智却不同意撤退，他认为南京是首都，也是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守南京方足以表现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并可牵制敌军的兵力。到18日晚最后一次会议，蒋介石表示：“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对全国人心也有重大影响，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唐生智自告奋勇：“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誓与南京共存亡。”

　　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同时唐生智就职，组织司令部。守卫南京的部队共约7万人，后来又增加兵力4万人。然而，这些人中很多是新兵，连枪都没有摸过。12月1日以后，南京的政府机关已全部撤离，南京人口由淞沪会战前的100万人降至30余万人。

　　另一方面，经过淞沪会战三个月鏖战，日军也损失很大。日本参谋本部原计划让在上海的日军“凯旋归国”，并没有进攻南京的计划。然而日军中下级军官不愿就此罢休，11月15日的日军第十军军团扩大会议达成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正式下达占领南京的命令。日军经过数月连续作战，此时几乎没有后勤支持。日军军官称：“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在西进途中，日军抢劫、杀害平民、强暴妇女的暴行已经开始。

　　12月8日，日军已经占领了南京的所有外围阵地，形成了三面包围，南京守军的唯一退路只剩下北渡长江。12日，雨花台陷落，日军迅速以重炮向中华门袭击，对南京城的攻击达到最高潮，我守军第八十八师抵挡不住，撤离中华门。至此，南京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卫戍司令长官部认为战局难以挽救，遂于12日下午5时召开会议。唐生智提出分路突围的计划，大家均无异议。命令占领挹江门至幕府山一线的第三十六师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按照长官部指定的方向突围。会议之后，唐生智等立即开始渡江，但各部队均不遵令突围，企图觅船过江，只有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执行了这个命令。12日晚，挹江门下关一带极度混乱。

　　据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回忆，下关浦口间原有两艘渡轮，每次可载七八百人，往返一次约需时45分钟。那时下午5时就天黑了，早晨要到7时才天亮，即夜间有整整14个小时可以航行（因白天敌机活动频繁，不敢开行）。如果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运输机关能确实掌握这两艘渡轮，则至少可以运送3万人过江，然而，他们却让这两艘渡轮开往汉口去了。留存在下关江边的，只是几艘小火轮和两三百只民船，要过江的人太多，船只却太少，各部队为抢船甚至发生枪战。

　　12月13日一早，日军吃惊地发现，曾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忽然全部退走，于是轻易冲入南京城内，南京大屠杀由此开始。

　　日军攻陷南京前南京街头的反日标语。

　　记住历史，是为了悲剧不再发生

　　1937年12月15日，汉中门外屠杀2000余人；

　　1937年12月15日，鱼雷营、宝塔桥屠杀30000余人；

　　1937年12月16日，中山码头屠杀5000余人；

　　1937年12月18日，草鞋峡集体屠杀57000余人……

　　这个数字最后定格在惨绝人寰的30万。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激起了当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愤慨。他们或通过书信，或直接向当时的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书，强烈抗议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的证言，为人们勾画出日军屠城时的惨景。这些正义人士的记录，也为控诉日军野蛮行为留下证据。

　　12月18日，在日军攻陷南京5天之后，《纽约时报》披露了侵华日军在攻入南京过程中所犯的暴行，世界舆论为之大哗。美国人罗伯特·威尔逊作为当时身在南京的外科医生，在缺乏水电供应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地救治了李秀英等一批遭受日军枪击、刺伤、强奸的中国难民。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37年12月18日，今天标志着当代的但丁炼狱已进入第6天，这是用鲜血和强暴的大写字母写成的。整批整批的人被杀戮，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强奸，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去阻止这些野兽们的残忍、淫欲和野蛮现象。今天我收治了一位有三处炸弹孔的男人，他是80人中唯一的幸存者，80人中包括一名11岁的男孩。”

　　如今的南京一片生机，然而73年前的那段苦难，仍然铭记在700万南京人的心中。

　　李秀英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勇于揭露日军暴行，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日军进攻南京时，她有孕在身无法出逃，躲在美国教会学校的地下室避难。日军闯进地下室图谋强奸李秀英，性格倔强的她与3个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37刀，后经抢救得以保命，但肚子里的孩子却因此流产。这位九死一生的老人，晚年却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污蔑。1998年，松村俊夫在其《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中，称现在的李秀英不是当年的李秀英，是“假证人”。1999年9月，李秀英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松村俊夫及《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的出版社和发行人相泽宏明公开道歉，并赔偿名誉权损失1200万日元。经过漫长的八轮辩论后，2002年5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认定了侵权事实，判处松村俊夫等赔偿名誉权损失150万日元，但对原告提出的公开道歉这一请求未予支持。双方均对判决不满，同时提出上诉。随后的二审维持了原判，松村俊夫等又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2005年1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被告松村俊夫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二审判决。然而，在这之前的一个月，李秀英已经去世。“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老人生前嘱咐后人。

　　又到纪念日，凄厉的警报声在南京城上空呜咽哀鸣，8000余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广场举行集会，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这座占地面积111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展陈面积9800平方米、整体设计寓意为“和平之舟”的纪念馆，于1985年在南京城西江东门地区“万人坑”遗址上建立。73年前，日军在这里杀害了两万多名中国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如今，这里已经累计接待观众2500多万人次，其中国外观众200多万人次。

　　“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南京大屠杀呢？有三句话，一是‘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记’，二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就有可能导致未来的灾祸’，三是‘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我们研究和解读历史，是为了未来不再发生同样的悲剧。爱国主义教育，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