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能篆刻，精书法，亦擅长画兰，能诗文

　　白蕉，能篆刻，精书法，亦擅长画兰，能诗文。

　　沙孟海先生誉其为：“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书法之余，偶作兰草，风姿绰约，清冲淡远。盖以精于书道，故能叶叶出草法，办办入楷意。观其书画，是知非才情学养俱佳者不可入其堂奥。惜罹难“文革”，流年不永，垂世之作较少。曾为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委员兼秘书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专职干部。

　　1919年，白蕉12岁时，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政局陷入混乱，所以在学生时代，他积极投入报国爱国的热潮，曾担任重山县青年部长，并与进步同乡创办进步刊物《青年之声》，宣传爱国思想，同千百万工农群众去迎接北伐军。1923年，白蕉16岁时，告别故乡，考入上海英语专修学校，通过同学蒋丹麟结识徐悲鸿，与徐悲鸿、周练霞、徐建奇，和戚石印夫妇一起加入蒋梅笙组织的诗社。稍后，白蕉又结识于右任，现存白蕉最早作品即1926年与于右任合作的书法长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政局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爱国青年惨遭杀害，白蕉因此失学。后应鸿英图书馆董事长黄炎培之邀，到图书馆任《人文月刊》编辑，抗战爆发，图书馆基金告罄，拟遣散馆员，陈宝鸿建议推选白蕉为馆主任，白蕉做了大量工作，使图书馆赖以维持。在任图书馆主任期间，白蕉写成《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影射蒋介石不要重蹈袁世凯之覆辙，受到黄炎培、柳亚子、叶楚伧赞赏，此书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资料。内战时，难民饥寒交迫、陈尸街头，上层统治者却花天酒地，白蕉愤然作《悲上海》诗，痛斥当局的腐败。

　　1937年，抗战爆发，白蕉避难上海，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与高逸鸿、唐云、张炎夫等组织“天风书画社”，并以诗书与郭晴湖订交。同时，积极参与徐悲鸿举办义卖画展，为难民募捐。1938年，日军侵入金山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局热衷于内战，实行不抵抗政策，白蕉目睹家乡生灵涂炭，悲愤交集，在作诗痛斥之余，与挚友邓散木一起举办“杯水书画展”，为抗战募捐，并将书画捐赠慈善机构，救济难民。1940年，白蕉父亲去世后，母亲病重，白蕉回乡探望，拒绝日本军官邀请。1941年，白蕉34岁，与金学仪成婚，徐悲鸿赠送《双青毛竹图》中堂，白蕉作诗“代简一首”寄徐悲鸿以表谢意。1948年秋，国内局势大定，白蕉回乡探望母亲。伪县长为拉拢知名人士宴请乡绅，亲自邀请白蕉赴宴。白蕉坚辞不得，被强之以去。席间，伪县长发言中污蔑共产党，为当局涂金，白蕉当场驳斥之，众皆失色。事后白蕉被怀疑为地下党员，上了黑名单，因及早解放，未遭毒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白蕉夫妇积极参与居民委员会工作，支援人民军队。这年，白蕉与邓散木合写《钢笔字范》，对于促进钢笔在中国的推广传播起了巨大作用。土改时，白蕉特地回乡动员姐弟将全部地契交给政府，并受县委邀请作土改动员报告，宣传党的政策。柳亚子回

　　国后，曾邀白蕉陪同去苏州无锡等地观光视察。白蕉返沪，柳即给他写信，并附一信给华东局领导，推荐白去华东局工作，白蕉不愿借重柳氏重名，故此信并未寄出。后上海市委请沈子瑜、沈志远出面，聘白蕉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在填写工资要求的栏目中，白蕉考虑到国家经济困难，只要求八十个单位的生活费。任职期间，他为上海图书馆的恢复、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建、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的创建、以及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并参加了恢复党的一大会址的筹备工作。1953年秋，白蕉赴京开会，和徐悲鸿相聚，邂逅南社重臣姚鹓雏，书《敬步鹓雏诗老原韵》，并在徐的陪同下看望了齐白石，齐老为白蕉作《芭蕉图》。白蕉在徐府逗留一周，临行，徐送白蕉近作一卷，翌日，徐悲鸿突然逝世，白蕉作挽诗悼之，寄与在京友人艾青，嘱其交治丧委员会。

　　1955年3月，白蕉为黄宾虹送殡，留杭三日，同行有赖少其、江寒汀、贺天健、唐云、林风眠、赵延年诸家。1956年2月29日，上海美术工作者三十三人专车去常熟虞山写生，前后四日，5月上旬，与上海国画作者孙雪泥、贺天健、钱瘦铁、沈迈士、江寒汀、唐云、吴青霞、俞子才、张守成及西画雕塑家张充仁等二十三人去苏州旅行写生，日程为天池、华山、灵岩、天平及诸园林名胜、洞庭东西山，则以雨阻，未果去，先后七日。

　　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逝世，白蕉写了“悼人民艺术家白石老人”，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在赞扬白石老人的同时，文章分析了“有些画家到了生活去，为什么没有创作”的原因。这年反右斗争开始，白蕉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受到降级、降职、降薪的处分，下放到画院图书馆管理图书，被剥夺了创作及政治权利。但是，白蕉对国家的前途和信心未变，曾于1959年5月上海解放十周年之际，作《行草自作词“清平乐”二首》和《“山高惯伍”草书自作诗》歌颂祖国。10月份国庆十周年之际，又作《颂人民公社诗》，并作《节日夜游》书赠翁史焵。

　　1961年，白蕉摘掉“右派”帽子。4月8日，“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白蕉即下大力气进行工作和创作。1962年，他与任政等一起，在由沈尹默先生创办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执教，积极协助沈尹默、潘伯鹰先生作书法的普及、挽救工作，为新中国的书法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此时，白蕉的书法艺术水平达于颠峰，于1963年写下《兰题杂存长卷》（时间尚存疑）和行草手卷《杂书题写兰旧句》。

　　1965年春节期间，白蕉应安徽省博物馆、合肥师大、省文联邀请赴合肥讲学，继续为普及、挽救书法事业努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久病初愈的白蕉被莫名其妙地批斗、抄家，被冠以“摘帽右派”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白力图澄清，被定为“翻案”，受到体罚、批斗，关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写交待材料，铲油画调色板，洗笔等，连请病假的权利也被剥夺，因此耽误治疗。后被“从严处理”，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每月只发给三十元生活费，并取消了他的公费医疗。

　　1969年2月3日，农历十二月十七日凌晨，饱受折磨的白蕉含冤去世，终年六十一岁。白蕉在短暂的六十年间，经历了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斗争及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可谓阅进人间冷暖。白蕉的一生，是学者、诗人、书画家的一生，但也不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他一生服膺于晋人的人生观念，超然物外，平淡冲和，但是，又不乏“刑天舞干器，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在勤奋俭朴，甘于淡泊，默默地完善自我人格尊严的同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也能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文字和行动支持抗日，歌颂祖国，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崇高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