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八旗兵为何不堪一击？清军入关后八旗兵去哪里了？

　　清朝后期八旗兵为何不堪一击？清军入关后八旗兵去哪里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众所周知，清朝开国靠的是八旗和绿营力量，但是在清朝入关之后，这些八旗和绿营又去了哪呢？

　　其实主要分为两支力量，一支是关外八旗，另一支是江南八旗和江南绿营兵，关外八旗在关外驻扎，江南八旗和绿营兵则是在江南驻扎，关外的八旗兵大部分是自力更生，而江南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又如何生存呢？

　　一。江南八旗和绿营的收入来源

　　清代江南八旗、绿营官兵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当局发给的粮铜。以八旗驻防为例，在江宁等各驻防地，晓骑校以上、将军以下，属官员阶层，各按品级领取傣银、傣米。

　　如将军每年傣银为180两，傣米90石，佐领棒银105两、傣米52石5斗，骁骑校体银60两、米30石。自雍正朝起，对将军、副都统等高级官员另增给养廉银，数额是正常薪傣的数倍甚至十数倍。

　　此外，江宁驻防部分官员还拥有职分田与地租银收入。据档案记载，顺治年间左翼四旗官兵初驻江宁时，“大将军巴三、侍郎额托握给四旗协领、佐领皆分了份田，防御、骁骑校、兵丁未分。大将军巴三之份田分给了其后所补任前来之将军、副都统等。”

　　《钦定八旗通志》亦云：“（顺治）四年题准：江宁驻防旗员给园地三十晌至十晌不等”，即每人分得约60-180亩田地。这批旗田当系清当局强占所得，很可能来自于原明朝官府或勋贵的田产，但其具体方位现己无考。

　　旗田地租年收入总数为3990两，具体分配情况为：“江宁将军一员，每年银八百三十两；江宁副都统二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二十两；左翼协领四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两；左翼佐领二十四员，每员每年银八十两。”

　　清代，江宁驻防中拥有职分田的始终仅限于左翼四旗官员，康熙时移驻江宁的右翼四旗官员并未分得土地，也一直没有地租银收入。

　　二。八旗普通官兵的生计问题

　　八旗、绿营官员的收入远高于众兵丁。清代的官兵生计问题，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后者而言的。在八旗制度下，旗人世代当兵，由朝廷按月发给粮铜，不能从事农、工、商等产业。由于人口增长等因素，原有的定额粮晌渐渐不敷使用，兵丁阶层日益贫困化，八旗生计问题由此产生。

　　八旗兵丁的兵铜俗称“钱粮”，包括铜银与铜米。清代前期，江宁、京口驻防马兵每月铜银2两、晌米2石5斗，步兵每月银1两、米3斗。铜米的发放分本色、折色。江宁驻防起初为每年“支给本色十个月、折色两个月，其本色米石在于滁州、全椒等十四州县额征屯米内解支，折色每石给银七钱五分”。

　　自雍正元年（1723

　　）起，改为正月至四月发放本色米，其余8个月发放折银。五月至十月的铜米，每石折银1两2钱，十一、十二月的铜米，每石折银7钱5分。由于米价时有波动，一旦遇到米贵时节，这点银子入不敷出。兵丁“或有不善谋生者，将所领四个月米石不以足食为计，当即以贱价售卖，至不领米之月，复以贵价购买”，因此“受累殊多”。

　　当时，驻防兵丁十一、十二两月及闰月的铜米，每石仅折银7钱5分，少于其他月份，“多寡既未画一，且偶值市价昂贵，兵丁未免拮据”。乾隆十六年三月，首次南巡至江宁的乾隆帝颁布上谕：“嗣后江宁驻防兵丁十一、十二两月并闰月折色兵米，俱着加恩，照二、三等月之例，一概给银一两二钱。”这样兵丁的生计问题才稍微好转。

　　不过江南八旗兵丁久享承平，逐渐滋生奢侈浪费等恶习。乾隆初年，京口旗营“兵丁习尚虚浮，非独饮食争奇，抑且酣于赌博，不顾身家，阁知法纪”。有限的钱粮收入己难以满足旗人追求奢侈生活的需求。

　　三。清朝如何应对人口暴增的八旗兵

　　八旗兵额是相对固定的，随着江宁、京口旗营人口的繁衍，至清代中后期，每名兵丁需要养赡的家口数量逐渐增多，直接导致兵丁生计陷入困境。为缓解满城中的人口压力，清廷曾采取迁移、裁减官兵等多种措施。雍正八年，清廷将800名江宁八旗“余丁”（即闲散）调往浙江乍浦驻扎。乾隆二十二年（1757），强行使江宁旗营中的一批“包衣陈汉人”（满文booi

　　fe nikan）出旗为民。这些“陈汉人”又称“旧汉人”，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从北京迁至江宁的旗下包衣的后代，分隶于右翼满洲正黄、正红、镶红三旗。

　　当局此时命令“在江宁无其主，查京城本佐领亦无主”的包衣人出旗，意在甩掉包袱，减轻

　　财政上的压力。

　　乾隆二十八年（1763

　　），清廷又将江宁蒙古旗官兵、家眷数千人全体移往京口。然而，留驻的满洲八旗人口仍不断膨胀。据统计，嘉庆二十年（1815）时，江宁驻防“通共大小甲兵四千六百六十六名，各兵家口男妇大小现有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余口”，总人数为28300余，平均每名兵丁需要养赡6人。道光年间，京口驻防有官员51员、兵丁1692名。而当时八旗“男妇老幼共九千余口”，每名兵丁亦须养赡5至6人。

　　兵丁粮铜是普通旗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旦兵丁去世，家中所遗嫣妇、孤儿等的生计便陷入困境。清初，江宁驻防兵丁“遇有事故，即将家口送京”对驻防地的影响有限。乾隆二十一年（1756）后，停止将无依家眷送京。“凡家口众多之甲兵一遇事故出缺，其家口无项可支，顿乏生计。是以历任将军遇有缺出，先就其家有成丁、可以顶补者挑补。若家无可挑之丁，将遗缺作为公缺，在于炮手、匠役、步甲、养育兵、闲散内另补，仍令得缺之人每月酌出银米，帮给出缺之家，以资养赡”。

　　但这种临时变通之法也存在不小的弊端：“出缺之家籍的缺者帮补，另立公缺名目，即与定制不符。且得缺之人一分钱粮，令其分养两家，亦不敷差操费用”。嘉庆二十一年（1816），当局决定将部分八卦洲租金用于养赡无依家眷。当时共有嫣妇、孤儿等2113名，其中“十六岁以上为大口，共一千六十名口，每月每名口给制钱四百文，十五岁以下为小口，共一千五十三名口，每月每名口给钱二百文”，一年共需钱7615串200文，而缺口居然高达60%以上，这样的财政缺口可以说非常惊人了。

　　四。清朝缓解八旗生计的措施和效果

　　为缓解八旗生计问题，当局想方设法扩大财源。清初，江宁旗地与旗产仅有一小部分用于经营，而自乾隆中期起，越来越多的旗地被租给民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之后，满城正阳门外的教场土地被出租，乾隆三十三年（1768），钟山牧场内的柴山也被租给民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八旗驻防将长江中的八卦洲买作公产，以供给柴薪。

　　除此之外，八旗的各处田地也广泛出租，换取租金，自乾隆十二年之后，各地八旗广泛出租田地，其后短时间内，江宁等地驻防的财政压力确实有一定缓解，但从长远来看，仍不足以彻底解决旗人生计问题。以江宁为例，当时新增租税的金额毕竟有限，难以满足生齿日繁的旗营的需要。此外，江宁旗地均属于八旗官方所有，驻防兵丁并无自己的份地。各项旗地收入也由官方统一支配，大多用作官兵公务开支、八旗官学经费及兵器维修、孤寡人口养赡等公共性事务。而普通旗人的收入没有显著的增加，兵丁贫困化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

　　其实有趣的是，相对于八旗的困窘，绿营兵反而过得好一些。绿营兵丁并不像八旗兵丁那样受到旗籍的严格束缚，其子弟可以自由选择士农工商等其他职业，易于在兵、民之间转换身份。如嘉庆年间的狼山镇标虽在兵铜数额上少于八旗驻防，但“营中并无闲散”，兵丁家口均能自谋生路，无须依赖兵晌维持生计。因此，清代中后期，各地绿营兵丁之生计问题反而不如八旗严重。

　　由于八旗兵的兵饷不足，兵员缺额，战斗力飞速下降，在之后的太平天国起义中表现自然也是不堪一击，可以说清朝江南八旗兵的衰落也标志着清王朝开始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