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分裂图谋：抗战前后日本都曾支持东突独立

　　2008年6月，东突分子，“世界维吾尔大会”副会长赛义德到日本活动，临离开之前专门到多摩陵园拜祭了那里的早期东突分子墓地。这一举动，才让人们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曾经与东突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

　　1933年，新疆多处爆发了各族和雇佣军人的暴动。一些激进的疆独分子乘机于11月在喀什建立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推举和加尼牙孜为总统，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相，“东突”的概念就是在此时产生的。这个所谓的“共和国”没有得到任何外国政府的承认，不到半年就土崩瓦解，和加尼牙孜投靠盛世才，被任命为新疆省副省长。

　　有趣的是和加尼牙孜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东突分子，更应该算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只不过当时他的兵力最雄厚而已，结果当了。总统！“东突共和国”是一个真正捏起来的沙堡

　　1932年侵占了中国东北，正对中国北方领土步步进逼的日本政府得知“东突”的消息十分重视，当即下令周边日本使领馆大量收集有关情报。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的新疆问题专辑《新疆政況及事情関係雑纂》共计七千五百页，跨度为1926年至1944年，其中1933年之后的占了七千三百页。这些情报多半来自新疆周边日本驻阿富汗，苏联，伊朗等地的外交领馆。这些资料包括了地图，当地政府的各项训令，当地驻军情况，乃至新疆省政府的收支情况，也包括东突高层人物所著文章的译文等，也包括日本国内警务机关对过境的与新疆有关的中国人的监视情况，内容十分详尽。这些丰富的资料表现了日本当时对新疆特殊的“关心”。

　　由于日本此时已经开始谋求侵犯被称为“蒙疆”的内蒙地区，控制新疆显然可以作为“蒙疆”地区的屏障和下一个侵略跳板。因此，在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覆灭之后，东突分子纷纷向境外逃亡之机，日本政府要求驻外官员积极与他们建立联系。东突的精神领袖伊敏就是日本驻阿富汗领事馆的常客，后并应邀访问日本。同时访问日本的还有东突军事指挥官塔菲克，1936年，后来的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曾会见塔菲克并表示对新疆局势的关切。与此同时日本的报刊不断出现关于新疆的造势文章，例如《神戸又新日报》1935年12月26日发表《苏俄魔爪伸向新疆清理北中国局面是帝国的责任》，鼓吹日本应该以防止赤化的借口介入新疆事务。

　　日本对新疆的关切，导致一些东突分子开始幻想依靠日本东山再起。和加尼牙孜就曾试图与日本建立联系，但被中国方面觉察，将其镇压，罪名是“勾结日本特务机关，试图再次发动独立”。1937年初，东突将领，被收编为骑兵第六师师长的麻木德发动叛乱，日本在叛乱过程中曾为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1937年4月，叛乱失败，麻木德流亡印度，在日本大特务，满铁株式会社高级官员竹内义典的帮助下，一行十五人随即前往日本。

　　在日本，东突流亡分子曾多次与日本官员接触，试图获得日本的支持重新进行叛乱。但是，1939年以后，日本由于集中精力于太平洋方面，对新疆的关心逐渐冷却。竹内义典在北京西单（后改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开设“竹内公馆”，专门容留东突人员。表面上是进行维吾尔文化的研究，但实际上《维吾尔人和大日本帝国》（作者东京外国语大学研究员菅原纯）将其目的一语道破–“维持华北（北京），就必须维持其邻接的内蒙，维持内蒙，就必须对新疆有所控制”（華北（北京）を維持するために隣接する内蒙の維持が不可欠であり、内蒙の維持のために新疆のコントロールが必要であるという），竹内公馆的设置目的，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没有得到日本政府实质性的支持，流放的东突高层人员，大多回到国内试图东山再起，也有少数心灰意冷者，包括托夫塔。巴伊，奥斯曼，塞则孜等人后来驻留日本，娶妻生子，并老死在那里，其中一部分埋葬在多摩陵园。这些死前已经寂寂无闻的人物，时隔半个世纪又被新一代东突拉出来作为祖师膜拜，只怕自己都会觉得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