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拿破仑战争”看满清王朝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
由“拿破仑战争”看满清王朝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
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大陆学者们看来，是因为中国封建制度的落后。但是详细查历史，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对比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各国的表现就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世界史学家把拿破仑政权垮台的一次著名战役“莱比锡会战”称为民族会战，这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
拿破仑在打败第三次、第四次“反法同盟”后，特别是“耶拿战役”轻取普鲁士骄傲的封建王国大军，之后强加给普、奥两国以苛刻的条款，两国被迫割地赔款。但是从此却激发起欧洲各国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决心，点燃起熊熊的民族意识。拿破仑以后战争面对的不再是各国封建统治者，而是愤怒的人民。拿破仑征俄，俄罗斯人民众志成城、坚壁清野，宁愿莫斯科一把火烧掉也决不留给法国侵略军一草一木。普鲁士重新对法宣战后，掀起爱国狂潮，全民动员，政府宣布“全民皆兵”，人民实行焦土抗战。
富勒在《西洋军事史》这样写道：
“法国革命曾唤醒法兰西的民族精神，使得法国人民获得自信自强的精神。……到了1813年，由于法国在欧洲已经居于征服者的地位，所以也就把叛变的种子洒遍了其所征服的地区。莫斯科的火焰在精神上点燃了整个欧洲大陆，……莱比锡平原上的斗争，的确可以称之为“民族的会战”一个新的欧洲就是从这次会战中产生。”
“耶拿会战中，拿破仑不仅毁灭了一个封建的陆军，而且也肃清了封建观念的最后一点余孽。从这些灰烬之中，却产生了新的民族性陆军，终于在莱比锡会战中把他自己击败了，近代欧洲却从此脱掉了中世纪的蜕壳。”
同样是战败屈辱求和，在中国却完全两样，“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爆发的镇江之战，满清统领海龄却以防谍为名，大肆屠杀城中居民。在满清统治者看来汉人天然靠不住肯定会和洋人私通，乘机颠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满清政权的困境，这是其落后的本质特点决定的。
可以看出，满清统治集团由于异族统治使得它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没有责任感。它总觉得自己手下的臣民不是自己人，自己总可以和任何外族合作来分享对自己臣民的搜刮。所谓“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就是这个意思。从《尼布楚条约》到《马关条约》再到《辛丑条约》，就西方侵略的规模来看，哪一次也比不上拿破仑战争时期。当时满清和其他国家差距再大，总大不过同期阿比西尼亚和意大利的差距。特别就武器准备而言。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如此大的差距。至少“雅克萨之战”和“甲午战争”时，满清的军事力量和当时俄罗斯、日本是基本相当的。但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在满清那种处境下“防汉”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抗战呢？满清政权害怕抵抗只会使这种部族政权垮台得更快。所以妥协投降、卖国保平安，继续维持其部族统治是其权衡利弊做出的最佳选择。
比如，甲午战争只是一个局部的军事失败，胜败兵家常事，满清政府完全可以利用中国的纵深、重新组织海军陆军抗争，但满清只考虑战争使自己可能迁都影响安乐，更害怕利用中国的纵深来彻底抵抗日本会使汉族的民族意识觉醒，自己也就完蛋了。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满清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命运是其利益博弈下的必然选择，它选择把上亿军费用来赔偿日本和建自己的皇宫，反正损失是不属于自己民族的汉族来承担。结果是使得日本更强大，而中国则短期不可能恢复了。在这点上，解放后所谓满清政权和帝国主义勾结瓜分中国的结论是没有错的。
就满清这种部族政权的困境，心理上的阴暗。被帝国主义者早就看得明白，所以他们惯用恫吓、威胁，加上适度的军事压力，就轻而易举地迫使满清政权签订妥协、投降的卖国条约，赢得极大的利益。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发布“告十八省豪杰书”。公然号召中国人反抗满清“遂满清氏于境外”，更让满清政权如坐针毡。
在这种情况下，满清政权一而再再而三丧权辱国、卖国条约越签越大是不奇怪的。
近代亚洲封建大帝国有一个共同点是：军权由一小撮外国人占有，他们借控制有效的战争武器来统治民众，只有日本还保持着同族统治。后果是：在19世纪，日本人可以求助于全民族的紧迫感来推行极端的政治技术和社会改革，而其它亚洲政府在努力对欧洲列强的威胁作出有效的反应时，则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普遍不信任而受到阻碍。
比如说，奥斯曼在受到欧洲列强的压力时，它治下的其它民族也同时不断起来反抗，最早改革的埃及最早独立，接着帝国技术官僚的主要来源希腊也独立了。到了二十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厉行改革，气象一新。但附属的巴尔干诸邦却深恐帝国转弱为强，急忙发动独立战争，给帝国以沉重打击。直到一战后几乎所有的非本族属地均脱离后，土耳其才真正走上近代化之路。而莫卧儿在统治期间，把国力都耗费在镇压和征服印度教徒上了。西北邻国也不时入侵，“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
至于满清，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国人长期羞于承认当时中国是处于一个外来的征服王朝统治之下。为清朝辩解的理由，是满洲人已经被汉化了，而且，清朝的统治也是非常中国化的。但这实际上并非理由。汉化的满洲人仍然是执掌政权的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成员凭借其血缘据有比汉人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至于他们讲满语还是汉语，敬拜萨满还是至圣先师，并没有影响到这关键的一点。
实际上，不止对于同时代的西人，对于同属东亚一脉的朝鲜和日本眼中，清代的中国，就是一个被蛮族证服的国度。朝鲜人感激于明朝对他们的再造之恩，虽然屈服于清人的武力，但私下里，他们仍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书写明朝的年号，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的汉族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朝鲜人认为，“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而在日本人的心中，汉唐中华已经消失，中国与四夷的位置已经颠倒，他们本国才是“神州”。
满洲人汉化的影响，反而是他们作为新的汉文化的皈依者，比汉人更执念于儒教的文化复古主义。（正如任何宗教的新教徒都比旧教徒更狂热偏执）因此，在遭遇到西方入侵时的反应，满清的反应和三百年前的明朝相比，更为死板顽固。用比较摩登的说法，由于满清的政权来自武力征服，因此他们的执政合法性实在是可疑，满洲人只能通过证明他们是中国传统的真正守护者来为自已辩护。比方说，义和团在朝中的支持者，旗人就占了很高的比例。
同时，由于满洲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高踞政权之上，安全感的缺乏，使得他们把重心放在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及权力的集中上，导致清朝在文化的保守性和自上而下的专制方面，与明朝相比远远过之。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虽然汉人在朝廷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满人作为征服者，在其内心深处对汉人始终怀有猜忌。因此，清季汉人官僚的改革，总是过份的小心翼翼。
最重要的是，清朝的改革与与日本的维新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改革参与者的差异。清朝的改革更多的是一些上层人士的活动，而明治维新则是一种全民的运动，并且在开始那几十年，除了少数商人以外，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反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主导维新的是一批年轻武士（1868年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0岁），他们的改革带来的后果是整个武士阶层的消亡。普通人的税收也加重了，而且还要负担以前不用服的兵役。对于东亚国家来说，统治集团能够动员起传统机器进行激烈但在掌控之下的西化运动，而不会引得四分五裂或引发革命，是很难得的。日本人的牺牲得到的补偿，是国力的增强和本国地位的提高。对日本人来说，一切措施都只是达到民族振兴计划的工具。日本人之所以能说服自己保持团结和承受牺牲的秘诀，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按最近很流行的《世界是平的》的说法，由于19世纪各国接触和竞争的加强，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或是发挥国家的全部力量，各国都在由原来因为由于对君主的个人效忠或由于宗教纽带而维系的传统国家，改变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在19世纪，民族国家的创立，已经变成一种普遍接受的信念。所谓的民族国家，就是其最高政治当局要以某种方式依赖和代表本国居民的意志和看法。这里必须是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一大群人。这个民族在某些方面必须基本上有共同的感受和意愿。国家通常是（尽管不总是）由所有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一个国家还可以具有相同的血统或种族起源（不管怎样搞错都行）的信念，或者具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前途，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地理中心和共同的外部威胁这样一种意识。国家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有感受到自己可算是永久的社会，在这里，各个人和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有着一种共同的命运。“民族”是各个国家的新公民宗教，它提供了使所有公民附着于国家的黏合剂，提供了将民族国家直接带到每一个公民面前的方法，并可平衡人们对那些“超越政府的事物”（如宗教，与国家不一致的民族或人种，或阶级差别）的效忠。
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从历史上看它是个新事物，虽然它体现出人类群体某些非常古老的反对“外人”所具有的，或他们认为他们具有的共性的东西。实际上民族是需要被建造的。撒丁王国首相阿泽利奥在1860年说道：“我们已经缔造了意大利，我们必须接着缔造意大利人。”因此建立强制推行民族一致性的机制至关重要。特别是国家教育机制（主要是小学，用以向学生强行灌输爱国主义等社会价值，并推广标准民族语言），军队（特别是义务兵役制），国家就业机制等。国家通过普通但无所不在的代理人，从邮差警察到教师，而直接向下接触到其境内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它们可以要求公民积极地投入国家，这便是所谓的“爱国心”。这样，政府和被统治者通过民族主义，在道义和心理方面建立了联系。明治维新，也就是这样使一个新的自豪的民族得以在日本崛起。
由于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因此即使在国家危急关头，也只能求助于传统的资源，即对皇帝个人和对文化传统的忠诚。如果提倡民族主义，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对满洲人的统治地位产生质疑，因此中国迟迟不能实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这种新型的民族国家和旧的传统国家在凝聚力及效率发挥上的差别，在甲午战争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日本平民和中国平民来说，战争对他们个人的影响程度都差不多，但做出的反应强度却完全不同。（这就是主人翁意识么？）。只有到了推翻清帝国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才能顺利发展。到抗日战争时，虽此中日的国力差距比甲午战争时是更大了，但由于民族主义深入人心，中国就变成不可征服的了。
所以说民族主义是现代各国的必经之路之一。再举奥斯曼帝国和印度为例。青年土耳其党在1908年初执政时，企图塑造一种以法国18世纪启蒙信念为基础的全奥斯曼爱国主义，不分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这种设计最后以失败收场，土耳其的现代化，不得不从对帝国政治效忠的希望，转移到纯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现实。1915年后，土耳其不得不通过种族清洗（包括1915年对东部150万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驱逐（尤其是1921年希土战争后对境内希腊人的驱逐或曰希土人口交换）以及强制同化，使自已成为一个民族均质的国家，曾经满怀启蒙主义理想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便由主张西化和跨民族的现代化，转变为具有强烈民族性及至种族歧视性的现代化。而在在印度，甘地所主张的不分宗教种姓的理想，最后也在印巴分治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和长期对峙中破灭。
当然，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19世纪时日本和普鲁士凭借其严峻强烈的民族主义，建立了兴旺的民族国家，成功地由旧秩序过渡到新制度。但这种民族主义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反而踏上了穷兵渎武之路。中国曾因为民族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胜利，但也曾因此做出很多蠢事啊。在当今所谓的全球化时代，由于各国接触的进一步密切，民族主义还是会继续发挥它双刃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