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背叛：溥仪“九一八”神秘的叛国内幕

　　1931年11月10日夜，溥仪不顾陈宝琛的坚决反对，背着这位“忠心可嘉”的师傅潜赴东北。长期以来作为溥仪最倚重的“智囊”，陈宝琛对此虽然气愤，却不愿抛弃君臣之义而置溥仪于不顾。

　　1932年1月24日，陈宝琛以85岁高龄，在北方最严寒的季节动身离津，出关北上。当时溥仪在旅顺，由郑孝胥和罗振玉随扈，正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商谈伪满的“建国”问题。婉容的汉文师傅曾寿（字苍虬）之弟陈曾植据陈宝琛自述，将其赴旅顺谒见溥仪的经过载入日记（括号内文字系本文作者所加）：

　　弢老（陈宝琛）十八日（农历辛未年十二月十八即公历1932年1月25日）到连（大连），暂憩大和旅馆，约苏厂（郑孝胥）来见。苏老怪弢老未先电告，言仓卒赴旅（旅顺），恐难入见。欲先通一电话至旅。弢老辞之。言此来只尽己之心，若不得见，亦无可如何。遂行。到行在，门卫日人闻弢老来颇表敬意，立为传达召见。是夜宿旅顺之大和旅馆。次日，又入见。第三日，苏厂父子（郑孝胥之子为郑垂）来，言日欲在大和旅馆开会，旅客均不能容留，催弢老行。弢老言本拟即行，已命几士（陈宝琛之子陈懋复）、午园（陈宝琛之甥刘骧业）赴连换金票，俟其返即动身也。遂见上陛辞，上嘱至连后稍缓归津。返旅顺，则苏厂父子不待几士、午园归，已代将行李上车矣。弢老至连，适与几士、午园错过。及二人由旅复返连，乃知非日人开会，实板垣将到，恐弢老参预，故立促行也。逾日，上派人召弢老复入见。知板垣见上，言拟建满蒙共和国，请上为总统。上未允。弢老痛陈其不可，请上坚持。临辞言，臣风烛余年，恐未能再来；即来，亦恐未必能见。愿上珍重。凄然而行。至连，苏厂来，神气不似前此之高兴。言此事是罗叔言（罗振玉）办坏，将从此不管。弢老责灾之，言汝随上来，不离左右，此事岂罗一人之责！此时乃言不管，何以对上？渠默然无辞。弢老遂归。

　　1932年2月4日陈宝琛返抵天津，这次短暂的旅大之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一个月后溥仪允就伪满执政。

　　陈宝琛离开旅顺一个月以后，溥仪就以“暂任执政一年”为条件，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元首”，到底还是钻进了日本人的圈套。起初溥仪还跃跃欲试，要“恢复祖宗疆土社稷”，还在伪满执政府开张之际，拟设“府中令”为管理执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上谕弢老任之”，陈宝琛却坚决不就。（陈曾寿、陈曾植：《局外局中人记》）陈宝琛固然反对伪满，反对溥仪当“执政”，而且自己绝不参预伪满的政务和事务，但他还是不愿抛弃君臣之义而置溥仪于不顾，并不拒绝为复辟清朝的“中兴事业”服务，继续为溥仪“入主中原”的复辟事业奔走联络。

　　这一时期陈宝琛为溥仪服务的主要方式，是保持与在溥仪身边管事的伪满执政府秘书长胡嗣瑗频繁通信，借以沟通两地信息，了解伪满政局的变化，而为大清朝的“中兴”，定方略，资长策。（陈宝琛与胡嗣瑗这一时期的通信已由辽宁省档案馆编入《溥仪私藏伪满秘档》，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文中引用陈宝琛致胡嗣瑗的书札，凡出自本书的，不再一一注明）

　　由于不得不面对日本武力控制下的伪满洲国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陈宝琛这时所向往的，首先是改变溥仪的政治处境，使之摆脱“政非己出，事由人断”的傀儡地位。

　　在1932年12月23日的信中，陈宝琛引述国际社会对伪满“极为轩豁呈露”的评论之后说：“无人对此虚构之独立国加以承认，即日本亦无此要求，然则有举莫废，亦视此后之能否勉副独立二字，以求为可承认已耳！”“有举莫废”实在是无可奈何，只有退而求“勉副独立”了。在这种心境下，陈宝琛也不能不关注着伪满政局，遂在信中又问到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虚谷）和伪满总理郑孝胥（夜起）的情况：“虚谷受事后，旬必一见，于建国规摸，有无裨赞？夜起所聘顾问，能否得人？实为系怀。”溥仪与武藤的定例会见，郑孝胥和日本顾问的关系，这当然都涉及主权问题。

　　在1933年1月27日的信中，陈宝琛写道：“彼（指日本）果能赞成我之实现独立，使我可洗傀儡之诟，彼亦世有统监之嫌，不亦餍人心而息众议乎？是在秉钧者之开诚晓辞也。”在陈宝琛看来，“但视同蒙藏”，即得到如蒙藏地区的自治权，“已非我所甘受”，还要争独立权。当然他也知道，“此则固非虚谷所能主”，须经日本政府决策。

　　溥仪出任伪满执政前与日方约定：一年为期，实行帝制。将届期满，陈宝琛乃在1933年2月1日的信中提醒郑孝胥和胡嗣瑗说：“所急之者，一年之期已近，不能不予筹表示，夜起有无计划，公意如何？”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争回几分自主之权。在2月16日的信中陈宝琛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希望日本对伪满起码能像英国对爱尔兰、加拿大那样给予充分自治的权力。他写道：

　　约期瞬届，而西风忽转，邻（指日本）之势成骑虎，虽强支门面，旷日持久，终恐有图穷匕见之日，则取实而舍名，如蒙藏之自治而内属，早闻青溪有此规划，为调解之地，英之爱尔兰、加拿大即其例也。然亦必我真有独立之精神，自治之权力，始有以解于旁人之指摘。

　　在1933年2月25日的信中，陈宝琛又从国际舆论和“国联”的态度为伪满争主权，他写道：“亟宜勉求自治，成为独立，使人有可承认，邻为我即自为也。”他如此无奈地向日本殖民者争主权，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哀。

　　在1933年3月20日的信中，陈宝琛建议溥仪与武藤信义商洽，明确要求彼方“隐为扶助”，而不要“显为把持”，再利用可能出现的中日直接交涉的局面，奠定“自治”、“独立”的基础。他写道：

　　隐为扶助与显为把持，固自有别。上于虚谷，尽可开诚布公，指陈利害，切实与商，所谓中外共见共闻者，固不止于一时之得失也。观内田之就商于币原，其杌陧可想。彼若强硬到底，则不独热河不值一鼓，即华北亦孰当其锋，难保不惹起世界大战争。彼若顾虑及此，听从调解，则我实先受之。而考其实际，能自比于爱尔兰、加拿大乎？……诚能乘此转枢，或尚有立脚之余地。否则与其取消于他日，不如此时磊磊落落之表示。不知已与虚谷商之否？

　　这实际是让溥仪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摊牌，或者允许“自治”，或者干脆辞掉伪满执政，然而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没有路。

　　陈宝琛还通过相识20多年的日本友人神田正雄向日本政界元老进言，“但语以作保护国之元首，不如为退位之帝王”，这件事写在1933年4月2日的一封信中。在别的许多信中，陈宝琛也一再表述过自己的这种观点，例如在1933年5月1日的信中他就表示过反对郑孝胥“省心省事而不惜为太阿之倒持”的主张，这实际讲的还是“自治”、“独立”、“主权”等问题。

　　对于伪满的某些政务，陈宝琛也有过评论，提过建议，但无一不是为了“争主权”。例如当他听说伪满境内“每邑设一推事，皆用日人”时，便在信中追问此事，表示了不满。又如1933年8月新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到任之际，陈宝琛又寄望能趁机有所更张，他写道：“新使已到，所见能逮所闻否？既表示不干涉宗旨，或不至尽食其言，所患我自无人而授人以柄也。”又说：“主人果有知人安民之本领，使人见而诚服，旁落之权，何患不可收回？学以广才，能忍而后有济，现惟静修以待时耳！”为此陈宝琛还陆续向溥仪推荐了王聘三、秦晋元等一些人才，就是为了收回“旁落之权”。再如，溥仪登极为“康德皇帝”以后，即传出将访问日本以示答谢的消息，陈宝琛担心因此而在世人面前暴露傀儡的丑态，遂于1934年3月24日写信道：“风传秋后六飞（指溥仪）亦东，则断断不可，难保无媚外徼幸者，甘言以荧听。所赖离明干断，不为所动，免授诸方以口实，失众望而梗前途。区区过虑，故于公豫言之。”他虽未能阻挡溥仪访日之举，却也延缓了这次出访的行期。再如，日本天皇的弟弟雍仁“访满”的消息传出后，陈宝琛也写信建议：欢迎雍仁的礼遇不要过于隆重，“稍一不慎，即无以保持独立面目，并两国平等之道”。再如，1934年7月陈宝琛听到溥仪将废掉“皇后”婉容的消息，立即写信表示反对，他又担心有人乘机把倭女导入后宫以取代婉容，实行枕边监视。

　　为了改变溥仪的政治处境，最终实现复辟清朝的理想，按照陈宝琛的策略，一方面不得不向日本“要独立”、“争主权”；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完全依赖日本人的刺刀肯定是不行的。

　　陈宝琛积极鼓动溥仪联络吴佩孚、于学忠、韩复榘、石友三以及王怀庆的旧部等各路军队，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入主中原”。他在1932年8月11日的信中写道：“此节亦不能不资外力，但究以中人为主，必须划清界限，如果南下收京，则视僻处一隅受人保护者，难易较然，尤宜豫策安全。”他在1933年2月16日的信中又写道：“都人之望翠华，固不免于见卵求时，夜但有机可乘，亦不便禁遏。”流露了对溥仪“入主中原”的渴望。

　　陈宝琛还希望利用张作相在东北军中的声望和影响，把张学良下野后留下的十万部众变为溥仪的御林军。承德失守后，作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张作相便离开军职，又未受南京政府任命的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从此寓居天津“租界”了。他不但与庆亲王载振为儿女亲家，而且其旧属张景惠、熙洽等已出任伪满要职，似乎有条件接触他。在1933年4月2日的信中，陈宝琛写道：

　　爰立（隐指张作相）自木兰归，即蛰伏意界新居，不见“留”（隐指张学良）面，亦不赴“青”（隐指蒋介石）招，且不作答。东北军队，留此犹逾10万众，得其一呼必立应，“留”既去，未可柔致也。但须由我出面，俾免顾忌。新京有所亲昵者，与通殷勤否？前伯材到东，正为此，现尚觅人探其真意也。闻渠去岁，曾访道子，甚款洽。河北以税重饷加，疾视党治，诚得此辈发难，当能先成一新局面，则难题渐近，既可免受制于一隅，而后入于互相利用之正轨，公意谓何？

　　在1933年7月17日的信中，陈宝琛又提出了联络黄郛的策略，黄郛就是1924年11月间驱逐溥仪出宫时摄政内阁的代总理，经手修改了优待清室的条件。为什么要找他呢？陈宝琛写道：

　　黄在北方，为军阀所疾视，而何应钦亦与之不相容，困于孤立，欲去者屡矣。日方能多方扶持之。查黄于长城血战之始，曾发表意见，抨击日本甚力，并非完全屈服于日者，我方亟应乘此时势，设法与之联络，收为我用，彼在代阁时，尚有修改优待条件，其非丧尽天良可知，庶不至终入迷路，听命于他人也。

　　虽然陈宝琛想出许多办法，招兵买马，希望给溥仪奠下实力的基础，但是，既然溥仪已经钻进了日本人设下的绳套，就完全失去了号召力或影响力，不要说他已无法建立起军事力量，即使办得到，日本人也绝对不会允许的。至于向日本人争“主权”要“独立”也只能是画饼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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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宝琛对日本殖民统治和伪满傀儡政权怀有深深的戒心，但他还是以高龄之身不顾北方的严寒两赴长春，以尽“君臣之道”。

　　从陈宝琛与溥仪的另一位师傅朱益藩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早在1932年7月中旬陈宝琛已经动了北赴长春的念头（辽宁省档案馆编：《溥仪私藏伪满秘档》第128页，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朱益藩致胡嗣瑗的信写于1932年7月19日，原书编者所认定的时间有误），他8月22日致函胡嗣瑗：“鄙于月内，俗事粗了，尚拟秋后趋赴左右，以遂瞻就之微忱。彼时政局更新，当有端倪矣。”这正是弢老北赴长春的初衷。在9月4日的信中他又写道：“来教所谓宜左右之，免与趣旨相背，诚为要义。秋凉本思趋往瞻觐，为此又须入都静察些时，亦须题旨准定，方可遵循。”可见陈氏北上不仅仅为“瞻觐”，他的心目中还有政治文章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