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崖山海战的意义超过任何改朝换代！

　　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崖山海战的意义超过任何改朝换代！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小编一起看下去。

　　公元1279年，南宋守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崖山（今天广东江门一带），与蒙元追军展开了一场生死战，战斗结果：宋军覆灭，十万军民殉国，丞相陆秀夫背着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八岁的宋少帝赵昺投海自尽。

　　这场战役，史书称为“崖山海战”。“崖山海战”不仅是宋亡标志，而且还被很多国外史学家视为“华夏陆沉”“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结”。即“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依我看来，作为一个地域，中国何时都客观存在，无论统治者是谁，称“宋”抑或称“元”，不能说元不是中国，即便是中国被征服史，也是中国历史。但对中国主体民族华夏族即汉族而言，元灭宋，确是亡种危机，准确地说，是“崖山之后，第二纪华夏人亡（注：第一纪是先秦远古华夏人，第二纪就是以汉唐宋为代表的中古华夏人）”。

　　关于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海战，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历史小说《海啸》描述得惊心动魄：

　　公元1279年，人类古代史上规模最为宏大、战局最为惨烈的一场海战不可避免的在新会崖门海域爆发。交战的双方一方是由草原兴起的强大蒙古帝国，它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踏遍亚欧大陆，集中全力准备给敌人最后致命的一击。另一方是国力衰落的南宋帝国，积弱不振的它已经苦苦抵抗了近半个世纪。这是两个民族之间异常残酷的一场绝世之战，对垒双方共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600多艘。蒙古帝国已经吞并了大陆上若干个咤叱风云的国家，意图借这场战争彻底消灭这片广袤土地上最后的强劲敌人。而南宋帝国在蒙古铁骑的大举入侵之下，

　　一批忠贞的大臣拥立幼帝从杭州退到福建，再退至崖山建立起海山朝廷，捍卫着保卫江山的最后一丝希望。

　　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以“宋末三杰”为代表的壮士们，慷慨赴国难，踏上了历史留给他们的最后舞台。一群宋王朝仅存的精英，就这样置身于这天涯海角的一隅，保卫着风雨中飘摇不定的流亡政权。

　　然而勇气终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英雄壮志亦不能阻挡波涛般的蒙古铁骑。宋军在初次交锋得胜后，其被动的战术使自己陷入了敌军的围困。数日后，在滔天的巨浪中，缺乏补给的宋军在蒙古军团强劲的攻势下兵败如山倒，全军覆没，结束了这场持续二十多天的海战。

　　落日的余晖是何其悲壮！“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被囚禁在元军船中的文天祥，目睹了崖山海战中最惨烈的一幕——无力回天的丞相陆秀夫背负着年幼的皇帝，背负着他为之坚持的沉重理想投海而亡。其余宋朝军民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后，海上浮尸十余万，山河为之变色。

　　田中芳树的这段描述十分生动，但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灭宋的元军，主力不是蒙古铁骑，而多为汉人水军。因为蒙古军队不善水战，所以，这一次是汉人“带路党”张弘范领军主攻。灭宋后，张在崖山石上大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后来有人在这十二字前加了“宋”字，成为“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表达了“汉人灭汉人”的千古悲愤——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蒙古灭宋，开启了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的先河。汉民族遭受了第二次亡种危机，甚至可以说是“亡种之难”。

　　在宋朝之前，汉民族从来没有被外族征服过，游牧民族虽在汉朝时就很强大，但充其量与华夏并立平行。“五胡乱华”虽然征服了中原，但不足以征服全中国。而崖山海战这一仗，导致南宋政权灭亡，则是中国全境再无一个汉族政权，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彻底成为被征服者，史学界所言的“华夏陆沉”盖因如此。

　　据吕思勉《中国通史》记录，蒙古帝国太宗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当初进占中国北方的时候，本打算是想将北方汉人全部杀掉，因为他的近臣别迭说：“汉人无益于国，不如空其人，以其地为牧地。”汉人没有任何用，不如杀光他们，把地空出来，变成我们的牧场，让我们这里放牛马羊。但窝阔台的另一个近臣，契丹人耶律楚材出来劝阻，说不可，汉人有用，可以给我们种粮纳税。你杀了汉人，谁给你当牛做马？于是，窝阔台打消此念，将汉人当作农奴使用。

　　史料显示，蒙古人征服前的南宋，人口约6500万，基本全为汉族；北方汉族人口1000万，而蒙古总人口约100万。

　　也就是说，总人口不足100万的蒙古人，征服并统治了7000多万的汉人，人数对比超过1：70。无疑，这是继“靖康之耻”后的又一次巨大民族耻辱。华夏的两次灭顶之灾，旷世之耻，俱为两宋创造。

　　为什么唐朝创造了汉民族无尚荣光，宋朝却两次把汉民族送入羔羊境地？

　　这里从政治层面做个小结：

　　比之大唐总结两宋，至少有国家政治方面的“三大失策”：

　　其一，保皇权之至高无上，不受“有动手能力者”威胁。就像2013年新编历史剧《精忠岳飞》中，秦桧在宋高宗赵构面前，给出杀岳飞理由的经典台词——“不在于他想不想反，而在于他有没有造反的能力。”此言一语中的，赵宋皇室搞崇文抑武，就是要彻底扼杀国民“尚武精神”及“造反能力”。

　　其二，保皇权之高度统一，思想收紧、儒家接受理学改造。宋朝臣民不仅统一受教儒学，还要戴上更加趋于保守的理学紧箍咒——存天理、灭人欲。

　　这是比“崇文抑武”更具杀伤力的洗脑运动，令宋版汉人失去“人之本能”，无欲无力，日渐衰萎。对于游牧军队，北宋军队尚有还手之力，南宋军队却已无招架之功。南宋一降，塞外铁骑南下攻城掳掠犹如探囊取物。原因就是“以儒立国”的副作用到了南宋已经积重难返，经过“理学”洗礼的儒教嬗变为“阉割文化”，儒家文化“刚”的一面消失，原来的兵家文化不见了，刚柔相济的华夏文明变成了阴柔见长的雌化物，南宋军民已整体雌化。宋军的功能主要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吓唬国内百姓。

　　其三，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的融合被割断。大唐中国，奉行对外开放式的“海纳百川”“胡汉合流”，而两宋中国，却奉行自成一统的内敛“小国策”，对于游牧民族部落国，宋人是鄙视加卑微——“牛并孙子着”。

　　例如，宋人当时对女真统帅的称谓是“狼主”，如果以“狼主”称中原将帅，那可能是一件大不敬的事。中原大臣谁与“狼”粘上干系，那就难逃奸逆贰臣。而在游牧民族当中，“狼主”可以成为尊称，比如在传统评书《岳飞传》中，岳飞老对手完颜宗弼的帐下汉人，便人以“狼主”称之，如此称谓女真统帅，除了表面的“尊重”，不能排除其中暗含对敌首的讥讽。

　　对于这一点，完颜宗弼可能也心知肚明。不知“狼主”这个称呼是从中原而来还是塞外叫起的，他不拒而笑纳。汉人的嘲讽称谓，丝毫没影响到牧马人的自信心。

　　而历史反复证明：你怎么称呼对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在实力上真正藐视对手。以称呼之污，掩盖现实之怯，其实是一种弱者文化的表征。宋朝由君及臣，既不能战胜敌人，又不想学敌人之强悍精神，只想花钱买和平，在文化上藐视对方，所以最后只能沦为野蛮人的“战俘”。

　　关于精神，美国作家海明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会被打败。对应海明威这句的，是中国一句古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这一中一外的两句话，都在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真正的失败，首先不是经济崩溃、军事失败，甚至不是文化落后，而是精神上的消亡。

　　此言可基本概述出两宋亡因，以及宋版汉民族出了什么问题。宋朝时的华夏文化登峰造极，但却开启了华夏被征服的历史，乃至古华夏人的被灭，正是政治保守、精神衰败、血性消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