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义净法师只身前往印度取经：海上漂泊8个月

　　义净法师被唐睿宗李旦尊为国师。他一生先后译出佛经107部428卷，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三大求法高僧”，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为“四大译经家”，与鉴真大师并称为“两大医僧”。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求法高僧，除了人们熟悉的玄奘，还有一位与广州有着不解之缘的唐代僧人——义净。

　　义净法师出生于公元635年，以玄奘为自己的学习榜样。同样是西行取经，玄奘走的是陆路，而义净走的是一条迥然不同的路：穿越南海惊涛骇浪，历经艰险，到达印度。

　　义净的“西游”历程，从广州出发，亦自广州上岸归来。作为唐代南方海上交通中心，广州留下这位高僧的不少足迹。

　　从广州只身前往印度取经

　　在中国对外交通史上，僧人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史料可知，早在西汉末年，佛教就沿中亚古道传入中国。至魏晋南北朝时，中外僧人的互相往来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时僧人们走的主要仍是陆路。而到了唐代，随着海路交通的进一步畅达，经海路西行的中国僧人数量大增，几达半数以上。义净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历史上三位最著名的求法高僧中，东晋法显是走陆路前往，经海路回国；唐代玄奘来往皆循陆路；只有义净是经由海路来往，且在南海波涛中穿行两次。

　　义净时期求法僧更多地选择海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逐渐衰落有关。这同时导致印度僧人东行也多借海舶之力。这一时期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亦有了很大提高，海陆两途的此起彼伏势在必行。约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初，义净从齐州南下，经濮州、曹州、扬州，到广州。本来一路上有多位僧友计划同行，但因各种原因相继离去或止步于广州。当义净11月从广州出发时，已是身单影只。

　　义净在其著作中如是描述旅途中的艰难：“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在惊涛骇浪中颠簸20天后，义净抵达位于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古国室立佛逝。他在这里停留了半年学习佛学，之后在室立佛逝国王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来到其属国末罗瑜国（位于今马来半岛的南端）。两个月之后，又乘船北行15天，抵达位于今马来西亚吉打州一带的羯荼国。673年12月，乘王船西进，抵达裸人国（位于今孟加拉湾尼科巴岛），再转而向西北航行约半个月，到达东印度的东部港口耽摩立底。这时已经是673年的2月了。义净从广州启程到抵达印度，用了16个月，除了在陆上停留的时间，漂泊在海上就达8个月之久。

　　归途遇劫贼所幸经书未丢

　　山东济南长清区张夏镇的通明山上，有一座“义净寺”。我国以高僧名字命名的寺院并不多，仅有“玄奘寺”与“义净寺”等寥寥几所。

　　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是著名的义净研究专家。按照他的说法，义净西行求法，受两位前辈高僧法显和玄奘的影响颇深，特别是玄奘。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从印度归国，声望隆于天下，当时义净已经11岁，开始懂事了，“至少从师傅那里，也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年他的亲教师善遇法师去世，按照义净的自述，很可能此时他已经有了前往西天求法的想法。664年，玄奘在长安逝世，葬礼极为隆重，“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万余人”。王邦维认为，“这时义净很可能也在长安。如果是这样，玄奘的葬礼一定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玄奘去世后，义净去印度的决心更坚定了。”

　　义净启程时已经37岁。他在印度的行踪记载得并不是很清晰，仅知他“所历三十余国，凡历二十余年”，其间曾有十年在玄奘求学的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学术中心那烂陀寺学习，停留时间甚至超过了玄奘。在这里他遇见了不少中国僧人，后来很多都被写进了他的《求法高僧传》一书。僧人们长期在海外游学，去国万里。从义净的一首小诗中可以看出，虽然此身已不在俗世中，但思乡之情仍是难免：“游，愁；赤县远，丹思抽；鹫岭寒风驶，龙河激水流；既喜朝闻日复日，不觉颓年秋更秋；已毕耆山本愿城难遇，终望持经振锡住神州！”

　　686年，义净在那烂陀寺学习了十年之后准备回国。归途中虽然遇到劫贼，但所幸随身携带的梵本三藏五十余万颂并没有丢失。687年，他又回到了室立佛逝。这一次他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更长，直到693年才乘船返回广州。前后一共有六年之久。

　　是“偶然归国”

　　还是精心设计？

　　王邦维指出，这期间义净还曾回过一次广州，而且过程很有趣。按照义净自己的说法，他本来是到海船上去托人送信到广州，希望能从广州送来笔墨纸砚等文具抄写经文，同时雇请翻译助手，但这时刚好风起，商船启航，他便被载往广州。这样看来，他这次回广州似乎完全出于偶然。但王邦维认为，“季风将起，岂能不先有所知？商船启碇欲行，虽然须藉风便，恐怕也不至于慌到连立即下船片刻的时间都没有……而如果说只是‘见求墨纸’与‘并雇手直’这两件事，一般说来，写一封信足以能够办到，何必一定要义净本人重蹈风波之险，再受颠沛之苦？”

　　王邦维推测，义净本人要回国，但并不打算马上回去。他需要找一个理由回广州一次，让大家知道他求法归来并打算翻译佛经的事，但他又不愿或者不方便说得太明显。不过王邦维认为，义净的这点用心也无可厚非。玄奘从印度归国时，一路上都很匆忙，但走到于阗却停了下来，一面给皇帝上表说要回来，一面却迟迟不动身，一待就是七八个月。一方面他当年是偷渡出关，想探探皇帝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想预先让大家知道。果然，“人未到而声名早已先到”，玄奘真正到长安之日，万人空巷。很有可能，义净也在效仿玄奘当年的做法，事先造声势，造舆论。

　　义净在广州制旨寺（即今光孝寺）住了三个月，再度出发前往室立佛逝。第二年，他和从广州带来的四位僧人助手一道，已翻译了一些经论。他写了一封表文给当时已经成为皇帝的武则天，与翻译好的经论一起送往长安。这正是武则天改唐为周的第二年，“义净一定知道，这位女皇帝当时正大力扶持佛教……而且又最喜欢玩些新鲜的花样来抬高自己，这正是他上表的最好机会。至于附上的新翻译的经论，虽然数量不多，但已经可以表明自己的成绩。因为义净本来就不是要在室立佛逝长久地翻译下去。”

　　693年夏天，59岁的义净回到了广州。695年夏天，他又到了洛阳。抵达洛阳那天，欢迎仪式规格之高，甚至超过当年的玄奘。武则天亲自出城迎接，轰动一时。之后在武则天的大力支持下，他组织规模宏大的译场，孜孜不倦工作直到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