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胡人却心系华夏：士人们重建汉魏君统的最后幻想——王僧辩

　　王僧辩是出身太原祁县的乌桓蛮族之后，他是行将灭亡的华夏第一帝国的最后保卫者，身上流淌者蛮族保卫者最好的品质：“诚朴忠信”。他早年随父王神念南渡投梁，受到了梁武帝无比慷慨的款待，使得新归化者的认同狂热程度自然也远远高于老会员。华夏第一帝国借江东膏脂完成拜占庭式的复活后，江北防线始终委任于北来南下流民与降将。北方的统一导致南下流民越发减少，江北流民兵团遂逐渐走向无以为继的窘态。梁代还能有王僧辩，贺拔胜等为数不多的胡人“脱北者”，萧衍自然更是对他们恩宠有加。归化蛮族雇佣兵的忠义与高战斗力一向是世界帝国君主热爱的对象，从汉武帝到残唐这段时间尽管出现了侯景与安禄山，但是也出现了王僧辩与李光弼。少数不忠义的蛮族能够利用自己的武力践踏京洛，更多忠诚淳朴的蛮族却能重新帮助失去半壁江山的帝王还于旧都。相比之下，汉魏晋宋齐梁的每一次朝代更替，都会削弱君统禅让制的威望与凝聚力，越来越少的怀抱着旧价值观的士大夫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与旧世界陪葬，更多的士人却习惯加入新君咸与维新的队伍。王僧辩以外来胡人的身份，承担了其无力肩负的世界帝国的重建者与保卫者的双重身份，谱写了华夏末世的一曲悲歌。

　　侯景之乱暴发，王僧辩作为湘东王的属下参与了勤王军的讨侯行动。侯景南下的核心不过八百胡骑与八千淮人，却做到了曹操和拓跋焘都无法做到的成就。尽管这一方面离不开侯景自身出色的军事才能，但另一方面侯景的行为却正好顺应了萧氏诸王的小算盘。萧家诸王盼望借侯景之力消灭萧衍的中央权威，从而借机扩张实力消灭异己，达到称雄全国的目的。

　　侯景饿杀梁武帝，立萧纲继位的方式是他对高欢的一种拙劣模仿，他既不可能得到士人的真心接纳，而且他从北方带来班底实在是过于脆弱，他解放数万为奴北人，完成攻克台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等一系列不间断的胜利已经让侯景眼花缭乱，自然无法考虑更为长远的事物，对于城外已经放下武器的勤王军，他仅仅是扣留了勤王军总司令柳仲礼等人的家属做人质便全部予以遣回，王僧辩甚至未留亲属作人质便成功返回竟陵。恰恰说明了侯景缺乏自己政治精英团体，面对同样的情况，多尔衮就可以借入关之机打着为明复仇的旗号收编数十万宣大精兵。侯景叛变的原因不过是因为遭到萧衍出卖后的半路打劫，不料弄假成真，缺乏连续性战略眼光的他自然为以后的覆亡埋下了祸根。

　　江陵的萧绎位于长江中上游的十字口中央江陵，兵精粮足，拥兵十余万。侯景之乱暴发后，他并没有头脑不冷静地真心实意地东下抗侯，仅仅派遣王僧辩率领万人左右做表面文章。他最隐秘的内心期望就是希望萧衍这座雷峰塔倒下，然后他便可以如同哄抢砖石的费拉一样去下山摘桃子，夺取整个梁国的最后胜利。萧衍前脚才死，萧绎后脚就把屠刀对准了自己的侄子与兄弟。在他的眼中，这些分布在江陵周边的亲戚方镇是远比侯景更邪恶的存在，很多人对萧绎的谴责都是在谴责他的道德，却不得不承认其手段的马基雅维利性。萧绎并没有被一片同仇敌忾的讨侯声所迷惑，并没有冲到前线当抗侯英雄，而是首先把扩张目标准备了在长沙的侄子萧誉，萧绎让不喜欢的儿子萧方等扮演了类似后世征日元军和张国焘西路军的角色去讨伐长沙，萧方等很快在攻打长沙的过程中兵败而亡。于是萧绎重新派遣了王僧辩这样的嫡系出战，很快消灭了长沙方镇，擒杀萧誉。襄阳方镇的萧詧本来是下一个灭亡对象，但由于其地理位置靠北的幸运性，使得萧詧勾结的西魏国际友人挫败了萧绎染指襄阳的企图，西魏因此在这次干涉战争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汉水以东的土地。郢州的邵陵王萧纶错误地想向萧绎证明兄弟二人应当团结的道理，反而使得萧绎用很低的成本就把他赶走，导致萧纶被迫逃亡北方投靠北齐而后在与西魏冲突中被杀死。同时为了稳住成都的萧纪，萧绎不惜答应自己事成之后，双方“中分天下”。在对付兄弟子侄方面忙得不亦乐乎的萧绎还没准备好东下抗侯，扫荡了三吴的侯景却抢先一步向萧绎发动进攻。

　　侯景军一路势如破竹，一路连得寻阳，豫章，武昌，郢州，萧绎的爱子萧方诸也惨死在郢州之役中，慌神的萧绎只能继续依赖王僧辩，命令其驻扎巴陵，阻止侯景西扩。王僧辩没有辜负萧绎的重托，成功地把巴陵变成了侯景不可逾越的斯大林格勒，侯景从北方带来的猛将大部分在王僧辩手中非死即降。心灰意冷的侯景逃回建康，草草地“过了一把皇帝瘾”之后便迅速走向败亡。王僧辩军收复建康之后，又在建康宫城上演了一次梁代版本的“火烧圆明园”式的宫廷大火。

　　侯景之乱已平，然而南方尚未安定，成都的萧纪放弃了保境安民的合理政策，却企图在天下几定时倾国东出与萧绎争夺天下，为了对付顺江而下的萧纪军，萧绎不惜故意给西魏报信，怂恿西魏出兵巴蜀以断萧纪退路。这场成都与江陵的战争结局是以萧纪身死匹夫之手为天下笑，萧绎所处的江陵同时遭受了北方和西方的战略包围，西魏则成功得到巴蜀为结局。最终江陵被西魏轻易包围并攻破，萧绎企图东逃而不得的“文武之道，今日尽矣”的毁灭结局，恰恰是在萧绎自己手里布局而完成的。

　　江陵城破，元帝身死，以汉魏君统为代表的华夏第一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王僧辩、陈霸先等在建康拥立梁元帝萧绎之子萧方智为帝，是为梁敬帝。萧绎在临死之前向王僧辩说出了：“我强忍痛苦，不肯去死，就是等你，你应该到来”的托孤之语，等于把重建世界帝国的重担交予王氏一人之肩。汉魏君统的最后直系传人萧方智是萧绎临终托付给他的孤儿，因此他毕生也摆脱不了这种白帝城情节。北齐高洋眼见宇文泰毁灭了江陵扶植傀儡萧詧的行径，因此也谋求通过让自己的代理人萧渊明入建康为帝的手段来与西魏进行竞争。王僧辩知道残破的建康政府已经不能再冒着和北齐打一场毁灭性战争的风险，因此愿意在北齐的强军威逼下做出退让，甘愿让梁政府对北齐表面称臣，并接纳萧渊明为帝，但作为交换底线，在王僧辩的坚持下，北齐和萧渊明答应了暂时罢黜萧方智，但仍封他为太子的和谈条件。在王僧辩看来，只要不重燃战火，保全江东心脏，因战乱北逃的士人当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南返，因为建康才是他们的家乡，正如在土耳其人吞并君士坦丁堡之前，东正教的信徒不应去追随蛮族冒名者治下的罗马。只要赢得足够的和平时间，梁朝当然还是有复兴的机会的。任何忠于华夏君统的士人，只要是不是坏人或者蠢人，都不会怀疑或反对他的动机和行为。唯一能找出牵强理由反对王僧辩的，只有陈霸先这种被侨人士族奴役近三百年的南人。

　　王僧辩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北齐的戒备，他把防守江北大门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亲家陈霸先。如果要仔细寻找陈霸先口头声称的背叛王僧辩的理由，你会发现每一条理由都会如此荒唐。如果陈霸先愤怒于王僧辩对北齐称臣，那么陈霸先在杀害王僧辩，接管建康幕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北齐称臣。如果说陈霸先愤怒于萧方智被废，那么王僧辩至少还保住了萧方智的太子之位，而陈霸先在南方粗安之后变迅速篡位并杀害了萧方智。无论如何，陈霸先选择了监守自盗，他带领十余万大军抛弃了江北防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克了建康城俘虏了王僧辩父子，以致于陈霸先都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惊讶：“你竟然没有防备？”悲愤的王僧辩只能回答到：“把北门托付给你，怎么能说是没防备？”随后王僧辩父子便惨遭杀害。

　　王僧辩之死彻底结束了士人们重建汉魏君统的幻想，三吴因而重新进入内战状态，王僧辩企图在侨姓士族政权的废墟上重建大厦，却在根基都未打牢的情况下出师未捷。三吴接下来的残酷内战是吴姓土豪，蛮夷首领对他们三百年压迫者忠犬的报复，吴儿们取得了对王僧辩残党的胜利并一举击溃了北齐干涉军。但这场惨痛的胜利是以战火烧至长江南岸的建康都城为代价的。历史文人如王夫之，吕思勉等并不关心谁是挑起江南内战，引发北齐入侵的元凶。他们只看到了陈霸先是最后的胜利者，于是民族英雄陈霸先与卖国贼王僧辩的神话被同时发明出来。他们把南人的英雄当作华夏帝国英雄，其荒谬程度犹如把满洲人的英雄金壁辉当作中华民族的英雄一般。

　　陈朝的立国基础是如此的脆弱与缺乏正统性，直接导致陈的历史有一大半时间都是陈霸先及其继承人手忙脚乱于消灭梁朝的孤臣孽子的残军，这种国家自然失去了与北方争夺正统性的可能。他的幸存不是因为自我的强大，而是北方尚未统一。失去了萧梁旧世界的文人们大多投奔向了进入文明早衰期的关东，尽管他们内心知道仿制与原版的差距，但比起南人解放后的江东以及阴山贵种盘踞的关西，关东只能他们唯一的选择。

　　每个文明都会死亡，这都无法避免。在文明将死未亡，大势不可逆转之局，不同局内人的人总会想出不同的应对方式。有的人选择执着于用尽浑身解数来拯救病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在无力拯救病人的情况下先于病人死亡，这种人往往容易背负最多的骂名，他们的谱系从王僧辩延伸到汪精卫。有的人出于本心的善意想要拯救病人，却因为缺乏起码的医疗知识导致盲动而提前害死了病人，这种人往往得到的后世评价是褒贬不一，他们的谱系从王莽衍生到蒋中正。有的人则巴不得早年让病人入土，通过贩卖病人器官获取的金钱来让自我获得一定时间的风光，这种人在秦以后的历史层出不穷，却往往是史后之人山呼万岁的对象。总而言之，文明终结历史循环不会间断，局内人的表演循环也不会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