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有遗嘱吗，为什么说“诫子书”是刘备的政治遗嘱？

　　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征吴兵败，退守白帝城。次年，即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于白帝城“永安宫”染沉疴不起，急招诸葛亮星夜来白帝，听受遗命。当时和诸葛亮一起来的还有刘备次子鲁王刘永和三子梁王刘理，留太子刘禅守成都。也就是说，刘备临终，刘禅并不在身边。清人毛宗刚评点“三国”，于此点评说：“先主在白帝，而刘禅在成都，与曹操在洛阳，而曹丕在邺郡，临终之时，父子皆不相见，仿佛相似。”情形相似，然若论彼时心境，则曹、刘大不同也。

　　由于刘禅不在身边，刘备手书的“遗诏”便只能由诸葛亮带回成都，这份“遗诏”，也就是后世所谓刘备“诫子书”，罗贯中《三国演义》所引和《三国志》“裴松之注”所载文辞略有出入，然大抵不差，不妨照录：

　　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后转生杂病，殆不自济。朕闻人年五十，不称夭寿。今朕年六十有余，死复何恨？但以卿兄弟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卿父德薄，不足效也。卿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卿兄弟更求闻达，至嘱至嘱！

　　这份遗诏不啻是给刘禅的“政治遗嘱”。其中最为后人耳熟能详的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两句。后世皆以“防微杜渐”之意解前句——坏事也要从小事开始防范，否则积少成多，终成“大恶”；以“积寸为尺”之意解后句——“小善”积多了也就成为利天下的“大善”。这样解读固然不能说就错，然却并未能尽刘备本意。若推原刘备本心，此语实有“不得已而言之”的无奈与悲凉在。刘备本识世知人之主，况于其子哉？深知刘禅之“无用”，无行“大善”之本领，不得已以“小善”励之；刘禅甚至无行“大恶”所需之魄力，故以“小恶”戒之。其实这也不能算什么新鲜的解读。清人毛宗刚即言：“先主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之无用也。何也？刘禅固不能为大善，亦不能为大恶者也。不能为大善，则但勉之以小善而已；不能为大恶，则但戒之以小恶而已。”刘备枭雄之才，却谓“汝父德薄不足效”，看似谦虚，其实是看透了自己所擅之权谋通变，亦非“无用”之阿斗所能学也。

　　刘备于白帝托孤时对诸葛亮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后人皆谓此语实是刘备欲结孔明之心，故以语激之，其实亦是深知刘禅之“无用”，否则即使“欲结其心”，又何苦出此既损君臣体面，复伤孤忠之臣感情之语！读史至此，遥想当年白帝悲风，千载而下，犹让人不能不兴“龙种跳蚤”之叹！

　　说刘禅之“无用”，自然是就君主所需之识见与权谋而言，若论个人的道德修为，刘禅身上可訾议者并不多。刘禅固“无用”，西蜀宫廷却也因此而绝少魏、吴那样的让人不寒而栗充满刀光剑影的算计与屠戮，孟德斯鸠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从这个角度去看，刘禅也并非一无所取吧，然这已经是另外一篇文章的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