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谦之死是一桩冤案吗？还原真实的方伯谦
提起方伯谦，看过电影《甲午风云》和电视剧《北洋水师》的观众，应该不会陌生。那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舰长，先是在丰岛海战时临阵脱逃，致使运兵船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一千多中国官兵壮烈殉国；后来是大东沟海战，与“撞沉吉野”的邓世昌形成鲜明对比，方伯谦再次逃跑，致使舰队阵型大乱，中国再一次败于日本。而这场海战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整场甲午战争的失败。由此看来，方伯谦罪莫大焉，堪比琦善和汪精卫。他临战脱逃的罪恶形象，已然板上钉钉。
然而，在历史学家的眼中，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
自从方伯谦被清廷以“牵乱船伍”、“临阵退缩”罪处斩后，为他鸣冤的人代代不绝，先是他的夫人进京告御状。1896年，一名知情者以笔名“冤海述闻客”撰写回忆录《冤海述闻》。这名知情者爆出了鲜为人知的方伯谦战斗细节，经专家考证，作者极有可能是北洋水师“济远”舰上的海员，并且亲身经历了海战。此外，北洋水师中“广甲”号军舰的管轮卢毓英，也详细记载了他在甲午战争中的亲身经历。他的手稿被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命名为《卢氏甲午前后杂记》。这两部作品都在文中披露了方伯谦的“冤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宫档案公诸于世，甲午战争时的大量电报流入研究者手中，于是，一个前所未见的方伯谦，引出一个前所未见的甲午海战。
挂白旗为诈降
首先说说方伯谦其人。
方家祖居福建省侯官县，兄弟四人，方伯谦居长，自幼聪敏过人，他的父亲是个私塾教师，因此他从小便知书识礼。1867年，十五岁的方伯谦考取福建船政局学堂，为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驾驶专业学生，从此开始学习海军。1871年毕业后，方伯谦与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等人，登建威练习船实习，进行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第一次远航。航行北至天津，南至新加坡、槟榔屿等口岸。
1877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欧学生出国深造海军专业。方伯谦奉派，偕同严宗光（后改名严复）、萨镇冰、叶祖、刘步蟾等，前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驾驶专业；先学理论，后上军舰实习，一年半后毕业。毕业以后，方伯谦先被派到英国犹太拉军舰赴印度洋实习，尔后又经历了全球各大洋的航行。李鸿章在嘉奖令里写道“（方）于行军布阵及一切战守之法，无不谙练”，可以说，方伯谦是地道科班出身的海军人才。
这样一个训练有素的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是如何“跑路”的呢？
图为济远号巡洋舰管带（舰长）方伯谦画像。黄海海战中，他因为临阵脱逃罪，被斩首军前，但是，不断有学者对这个判罚提出质疑。
据《中国近代史丛刊·中日战争》记载，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清廷作为宗主国，派兵帮助朝鲜平乱。1894年7月22日，北洋水师提督（海军司令）丁汝昌派济远舰率领威远、广乙两艘军舰护送爱仁、飞鲸等运兵船去朝鲜牙山。24日，北洋军舰先后抵达，济远舰管带（舰长）方伯谦指挥水陆兵丁用小火轮把马匹、大米等军用物资运上岸。寅刻（上午35时），他又派威远舰送军情电报往仁川拍发。
威远舰到仁川后，突然获悉7月23日，日军破坏与中国一起平叛的约定，私自攻入朝鲜王宫，武力侵占了汉城，中朝之间的电报中断。威远舰管带林颖启拜访了停泊在仁川港的英国某军舰舰长罗哲士，获悉了一个重要情报——日本舰队将于明日来牙山袭击中国军舰。
威远号立即赶回牙山报告。方伯谦感到形势严重，有爆发中日战争的可能。他知道运兵船高升号明天就要到牙山，自己兵力单薄，必须抢在日军之前撤退。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甲午战争初期，李鸿章一直主张“不可衅自我开”、“避战保船”的策略。由此看来，方伯谦要从牙山撤退，无论从服从命令还是战场机动来讲，都无可厚非。方遂下令军舰上的水手也下船帮忙，火速卸载军资。
25日凌晨4时，卸载完毕，方伯谦下令起锚回国，拟于途中遇高升号后，令其掉头西归回威海。7时许，船队驶近丰岛海域，忽然发现有军舰快速驶来，那是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居前，“浪速”殿后，“秋津洲”居中。方伯谦即向济远、广乙下令备战。约7时55分，双方相距3000米左右，吉野首先向中国军舰开炮，打响了丰岛海战。
这3艘日本军舰吨位大，共计1.1万吨；时速高，最高22.5海里，最低18海里；炮数多，73门炮中，120毫米以上的，吉野有12门，浪速8门，秋津洲10门，而且多为新式快炮。而中国济远仅2355吨，时速设计为15海里，实际仅12.5海里，舰载12门炮中，120毫米以上仅有3门。
敌强我弱，且实力悬殊。广乙开战后不久，因为受到浪速舰左舷大炮高速射击，自知不敌，遂退出战场，途中不幸搁浅。追击广乙的日舰秋津洲，便掉头与吉野、浪速一齐围攻济远，济远以一敌三。
据《冤海述闻》记载，激战中，日舰炮火击中济远舰指挥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部中炮：“方伯谦与之并立，脑浆尚溅及其衣”，又一炮击中前炮台，二副守备柯建章被洞穿胸部而亡，三副守备黄承勋中炮断臂，六品军功王锡山、管旗头目刘均中炮阵亡。”指挥台和炮台共牺牲13人，受伤40余人。而此时，方伯谦仍屹立指挥台，发号施令，连发40余弹，大多打在了浪速号上。据吉野舰航海日志记载，浪速舰中弹进水，船体倾斜，行驶渐缓。
酣战正激时，济远舰忽见西南洋面有一缕黑烟，知道是高升号运兵船正由操江舰护送驶往牙山。济远立即升旗语告知操江：“我已开仗，尔须速回。”遗憾的是，当时烽烟弥天，济远与操江相向而过，高升和操江号竟没看到，总之它们没有答复。日本军舰跑得快，高升和操江猝不及避，被敌人赶上。
日舰转而追击高升号。趁此喘息之机，济远收拾前炮台，搬出尸体，调试各炮。炮手发现，前炮的旋转底座被打坏了，无法瞄准，后炮还能轻微动。方伯谦下令测量官、枪炮官节约炮弹，必须看定瞄准，听令才能开炮。他要求大家冒死等敌人离近了再开炮，不准轻放。
午刻时分，吉野追上济远。方伯谦冷静沉着，后主炮手静待舰长命令。
令官兵不解的是，忽然，方伯谦命令升起白旗和日本军旗，但不停船。这种举动，使吉野以为济远投降了，便停船下锚。谁知方伯谦忽然又令船头向右转，同时突然用后炮连发四弹。
据吉野舰长河原要一回忆，这4发炮弹，都来自济远150毫米口径的后主炮，第一发打毁了船头，第二发打坏了指挥台，第三发最厉害，中了吉野舰右舷，穿透钢甲，击穿发电机，然后又穿入机舱里，所幸的是，弹头里面未装炸药，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
图为济远舰上克虏伯造150毫米后主炮。1894年7月25日中午，丰岛海战中，方伯谦就是指挥这门炮，打伤了日本军舰吉野号。
由于开炮时，济远始终未停船，而吉野已经停下来，所以两船距离渐行渐远，最后一发炮弹，因为距离过远，没有打中。著名的甲午战争专家戚其章认为：“吉野若非伤重，以其航速及战斗力均较济远为高，何故不追？方伯谦若非诈敌，则可停船不必逃遁，更不必发炮击之”。然而电影《甲午战争》中，把这笔功劳归于爱国水兵们的自发举动。殊不知，军队乃是最讲究等级与命令的群体，没有长官的命令，士兵怎敢擅自行动？即便是士兵抗命，难道连发四炮，舰长都无动于衷吗？
挂白旗显然是方伯谦的“智取”。
济远舰就这样驶回了威海。据清朝官方的《甲午战争纪》记载，“船中血肉狼藉，三军望之骇然”。方伯谦立即将战斗经过禀报丁汝昌，然而，丁汝昌不仅不予理解，反而严厉责备方伯谦“悬挂白旗辱国”。由于济远舰以一敌三，保船成功。不久，清廷仍然电谕，“管驾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
方伯谦的诡诈战术，连敌人也很钦佩。1895年2月12日，北洋舰队向日军投降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始知方伯谦已死，他遗憾地说：“牙山之役（指丰岛海战），方伯谦甚谙海战，何故杀之？”
不抛出方伯谦无法自保
丰岛海战后，日舰在朝鲜西海岸一带频频活动，增援陆军，为攻打平壤做准备。同时，为了加强平壤守军的力量，清政府派兵增援平壤，由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送刘盛休所部8营陆军赴朝鲜大东沟。方伯谦亦率济远全体官兵，跟随舰队于9月16日凌晨2时左右，由大连湾起锚，护送招商局运兵船，于午后抵达大东沟，镇远等10艘舰停泊在港口外。平远、广丙泊港口里。陆军趁着夜色登陆朝鲜。
9月17日，丁汝昌催促陆军迅速卸载装备，并令各舰于午刻起锚，回旅顺。不料，北洋舰队的行踪为日本海军侦得，此时平壤城已被日军攻下，协同步军作战的日本联合舰队12艘战舰得以腾出手来，在统帅伊东佑亨的率领下，杀气腾腾地扑向北洋舰队。当天12时50分，游弋黄海的日军在大东沟洋面上截住了北洋舰队，著名的黄海海战拉开序幕。
战斗中，致远舰一马当先，杀入敌舰重围，不幸于午后3点30分沉没。孰料，在此关键时刻，济远舰再一次逃跑。
吉野等舰见济远西驶，“鉴于牙山之役，恐诱敌，不敢穷追”。而此时，济远舰实际上是已战无可战。据《冤海述闻》记载：“济远前火炮炮盘熔化、钢饼、钢环坏不堪用，全船各处通语管亦被击坏。二副守备杨建洛、把总王宗墀阵亡，战死7人，重伤10余人，轻伤无算。”根据李鸿章的保船精神，“无可战，只得保船西驶”。
据《甲午战争纪》记载，自上午12时50分开始，至下午3时30分致远沉没之后，济远参战过程将近3小时。在此之前，约开战后一个半小时至两小时，轻型战舰超勇、扬威号遭日舰猛扑，起火燃烧，已先后离阵，驶向朝鲜大鹿岛附近。这说明，最先离队的是超勇、扬威2舰。而在超、扬起火，致远舰沉没之后，据广甲舰管轮卢毓英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记载，“广甲尤胆落，急返而逃”。卢毓英是广甲的管轮，理应维护广甲，但是。他在文中揭露广甲管带吴敬荣“开战之后，举止失措大东沟之役，广甲以厕所受炮望风而逃”。这说明作者的立场还是比较客观的。
图为北洋水师定远铁甲舰上官兵的合影，军装还是中国水勇的古典打扮，与现代化军舰颇不协调。
这些珍贵的史料都说明，最先离队的绝非济远。
次日凌晨，方伯谦率济远回到旅顺，天亮以后，除广甲搁浅外，北洋舰队各舰也陆续回到旅顺。
《清末海军史料》记载，查黄海一战，战斗5个小时，定远、镇远两船共中大小弹200余处，阵亡共10余人；靖远中弹数十处，阵亡2人；来远中弹100余处，自后鱼雷舱至前烟筒座被焚殆尽，阵亡10余人；平远中弹20余处；广丙中弹数处；济远中弹70余处，阵亡7人，伤者13人。由此可见，济远舰是在奋战后，带着重伤撤离的战场。
方伯谦回到旅顺港后，向船坞总办龚照叙述了海战的大致情况。龚照急电李鸿章。李鸿章据方伯谦所言，向军机处如实报告了海战战况。
舰队回港后，丁汝昌亦将更具体的战况电告李鸿章，其内容与方伯谦所言大致相同。但李鸿章在给丁汝昌的回电中却明知故问，抛出了一个“何以方伯谦先回”的问题，注意：这里不是问济远何以先回，而是直指方伯谦何以先回。
由此，方伯谦临阵怯逃的说法在军中传开。但方伯谦问心无愧，并不以为然。
可既然有人猜疑，方伯谦就坚持请丁汝昌查验济远的损毁状况，可丁汝昌并不同意上船查看，丁汝昌因为战伤告假，刘步蟾代其行令，于是“球”被踢给刘步蟾。方伯谦以为刘步蟾既是同乡也是老同学，能够主持公道。不料，刘步蟾也不理他。方伯谦不免生气地说：“军无令，队不整，是谁之过？”此话一出，丁汝昌与刘步蟾不免心虚。黄海海战失利，指挥不当，他们应负首要责任，为避免方伯谦辩白事实，刘步蟾急令方伯谦率济远舰于9月19日晨，前往三山岛拖回搁浅的广甲舰。
方伯谦无话可说，即令升火起锚。但济远总车（轮机长）洋员哈富门认为船炮俱坏，万一遇上日军无以御敌，他向德籍洋员汉纳根（北洋水师的德国籍总教习，李鸿章的副官）力争。汉纳根不听，哈富门便辞去总车之职，坚决不出海。
济远舰冒着巨大风险，找到了广甲。由于广甲触礁极其严重，济远费九牛二虎之力，仍拖拽不动，只好在9月23日早晨将广甲官兵运至旅顺口。
就在济远舰官兵营救广甲舰之际，丁汝昌与李鸿章之间却在密切联系，往来电报，罗列了方伯谦首先逃脱，牵乱队伍等诸项罪名。
这是因为，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亲信们，面临着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
早在牙山失守时，主战派大臣就已出离愤怒。9月11日，光绪皇帝的近臣、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上奏，揭露李鸿章包庇丁汝昌，斥责丁汝昌“置叶志超的陆军生死于不顾，任其孤军无援。”
与此同时，在李鸿章掌管的天津军械局，抓到了日本间谍石川五一，石川就住在官员刘芬家，而刘芬又是李鸿章的外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的“书办”（秘书）。甲午战争期间，朝廷时常把官员骂李鸿章的奏章抄给他看。这次，在自己身边竟出了奸细，李鸿章气急败坏，为了洗清身上的污浊，他遵旨亲自组织处决，石川按西法枪毙，刘芬依中法斩首。
可是言官还不满足，继续发动攻势，大有不搬倒李鸿章决不罢休的样子。光绪帝终于在9月16日、黄海海战的前一天，给李鸿章下了圣旨，以“总未能迅赴戎机，以致日久无功”为由，“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
这个所谓的“薄惩”，对于李鸿章来说，意味着朝廷对他失去信任与倚重，日后一旦真的出事，从重惩治就要变成现实。因此，当黄海海战失利消息通过丁汝昌的电报传到他的手中时，他立即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惊恐慌乱之中，他不得不和丁汝昌合演一场“借刀杀人”的戏，找个替罪羊，以加固丁汝昌这道防线，保自己过关。
问题是，为什么是方伯谦。
前面说过，方伯谦从小聪颖过人，读书甚多，对于战略战术及海军各种技术均有很深的造诣。当上管带后，又屡受褒扬，曾经连升三级，引起同行妒嫉在所难免。而且，根据方伯谦的夫人的御状，方伯谦为人性情耿直，不善溜须拍马，说话直言不讳，在同僚中关系紧张。比如：与丁汝昌结下私怨。
图为1894年英国《The Graphic》画报上，在黄海海战中致远号即将沉没的想象画。方伯谦所指挥的济远舰也遭受重创，但方伯谦下令脱离舰队，使济远成为第一个回到军港的舰支。他的自作主张，导致了“临战脱逃”罪。
北洋水师的衙门刘公岛风景优美，众将佐纷纷在此搞房地产开发——建别墅，方伯谦出过洋，别墅建的洋气，租他房的人多。丁汝昌也学着建，但他建的房子土气，没有人租。丁汝昌是安徽叫花子出身，15岁时，才扔掉打狗棍加入了太平军的程学启部，后来随程学启叛变太平军，加入淮军。不要说高技术的海军，连近代陆军他也不甚了解。仅仅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才得此高官。与此相对，方伯谦学贯中西，看不惯丁汝昌又外行又专横的作风。《冤海述闻》记载，“丁每与方言事，欲用统领压力制人。方每不让，侃侃争论，丁每为之屈”。因此，方与丁积怨日深。此外，1884年，方伯谦和汉纳根建造旅顺口炮台时，每座炮台方伯谦只花银几千两，汉纳根花了几万两，财务曝光后，汉纳根无法中饱私囊，也和方结下了“梁子”。
9月24日凌晨，正当军中官兵酣睡之际，号炮一响，方伯谦被斩首于旅顺黄金山脚下，时年42岁。
方伯谦被斩后，济远官兵闻讯伏尸痛哭，军中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文廷式作《哀辽东赋》，抨击李鸿章假公济私，加害方伯谦，认为“指三字（莫须有）而成冤，坏长城而失傍”。
方伯谦的才干和个性，使之成为同僚中的“出头椽子”。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这种人，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仍屡见不鲜。而且，历史总有一种传统——在面临集体性的失败时，总能挖出一小撮“叛徒”，以文过饰非，不敢直面体制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