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货币介绍，民国时期使用过的货币有哪几种？

　　导读：民国初期以铜元（俗称“铜镭”）代清末铜钱为辅币，原来规定每个铜元可当铜钱10文（枚）用，10个铜元为1角，但以后1角只换得12个铜元。大约在1930年左右，竟贬值至1角只可换得32个铜元。

　　当时市面流通的银毫大部分是清宣统年间的福建、广东两省铸造的“龙毫”，有双角（2角）、单角（1角）两种，其他如“江南”、“湖南”和“湖北”等省铸造的银毫，在市区流通较少，甚至被拒绝使用。后来又有“福建官局造”的铸版，但只有双角而无单角。

　　1918年陈炯明率领粤军入闽，建立“闽南护法区”以后，曾铸造民国八年、民国九年两种双角银毫，质量比“龙毫”差，比值亦较低，而且使用不甚普遍，仅限于统辖地区。至1923年、1924年间，又铸造“三面旗”银毫，质量亦差，流通范围亦不广。同时广东省铸造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版的双角银毫，亦流通于漳属一带，但数量极少。由于各种银毫的质量不高，比值就降到十三四角为银元一元。

　　1924年北洋军阀张毅统治漳州以后，在本市竹巷下南方巷右边大厝内，筹设造币厂，铸造民国十三年版的双角银毫，银质极差，而且逐版降低质量。张毅持其割据地方的势力，擅自规定以14角5分比值为银币1元，强迫在市面使用，人民慑其淫威而不敢拒用。

　　抗日战争期间，银毫、铜元由国家银行逐渐回收，并印发5角、2角、1角三种钞票代替银毫，另铸造5分、2分、1分三种镍币代替铜元，作为辅币流通。

　　我国自铸的银元极少，只有清光绪、宣统年间铸造的1元（俗称“大银”）、5角的银元，由于铸造的数量不多，在市面流通的大部分是外国铸造而输入的银元，通称“大洋”。其中以日本的“龙银”最多，还有墨西哥的“鹰银”、英国的“执叉银”、荷兰的“妇女执花银”等外国银币。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逐步收回清光绪、宣统年间铸造的银元。约在民国七八年间，曾收回民国三年铸造的袁世凯头像版的银元，但不久又以原版铸造。

　　1926年北伐后，国民政府建都于南京，由国家银行改铸了孙中山头像版的银元，其后又铸出帆船版的银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银元逐渐由国家银行回收，印发钞票（法币）。由于物价波动，钞票一直贬值，起初市场上拒用1元以下的法币，买卖以5元面额起码算，不久以10元面额起码算。到了1945年—1947年间，则以100元、500元、1000元面额起码算，数字变化迅速惊人。1948年初，市场上拒用1000元法币；不上一个月，1000元、1万元的法币也停止使用，交易以4万元起码算，法币丧失币值，人民对法币失去信任，美钞、黄金充斥市场。国民政府为了挽救财政，开始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企图以政治压力，使经济免于崩溃，1948年8月间，当局宣布发行“关金”，不久，又先后改用银圆券、金圆券，但是不到两个月，又告贬值，这两种券几乎等于废纸。

　　当时物价一日数变，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到了国民党军政撤离漳州后，金圆券终于完全失效崩溃。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昏庸腐朽、丧权辱国的清朝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一页。辛亥革命前已在国外发行“铸饷券”，为了军事开支的需要，又发行了“军事用票”等纸币。辛亥革命胜利后，于民国初年，原“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把交通银行定为国家银行，先后发行兑换券，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1916年停止了兑现承诺，1924年，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履行国家银行职能，发行货币。此外。经国家核准的普通商业银行也发行了钞票，各省省地方金融机构也先后发行了地方钞票。民国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县，亦都相继发行了各类众多的钞票，铸行了多种金币、银元、铜元、镍币等货币。

　　清朝末年，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丧权辱国，把中华民族推向国将不国的危亡境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近代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孙中山先生为筹集粮饷军械和革命活动经费，积聚革命力量，在国外发行了筹饷券；南京临时政府为扫除清政府的残余势力，应付军政急需，发行了陆军部“军事用票”和中华民国南京军用钞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发行了带有辛亥革命标志的钞票，这些钞票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是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产物和见证者，一向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物，受到人们的珍视。

　　国家银行票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沿用旧名。“中国”和“交通”二行在民国初年，被定为国家银行，继续发行兑换券。后因袁世凯称帝，而引起了讨袁战争。接着各地军阀进行混战，财政状况极为恶化。二行在1916年曾停止兑现，引起了粮食和各种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使劳动人民蒙受了很大损失。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调节金融，活跃经济，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履行国家银行的职能。

　　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

　　除国家银行发行票外，不少普通商业银行经政府核准也取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在前清取得了发行权的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信成银行等。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才取得发行权的有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大中银行、中国丝茶银行等、另外，还有经政府特许发行钞票的特银种行，如殖边银行、边业银行、劝业银行等，这些银行在抵制外钞、发展中国民族经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军用票

　　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称帝激起了以云南为开始的全国规模的讨袁战争。各省纷纷成立“护国军”、“靖国军”，宣布独立。讨袁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形成一股军事政治力量。它们在各自的*山——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使全国陷入了连年内战之中。各地军政权为了筹措饷需进行战争，一般都发行了军用钞票。这类钞票均在战地发行，属于临时性质。这部份负担，当然都无一例外地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国民政府纸币

　　法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交，我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国内的货币发行也未趋统一，杂乱不堪。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关金券

　　关金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原来海关收税为银两，1929年世界银价大落，影响关税收入。政府于1930年1月决定征收金币，以值0.601866克纯金为单位作标准计算，称“海关金单位”，合美元0.40元。1931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缴纳关税之用。1942年4月，以关金一元折合法币二十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后，停止发行。

　　金元券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O。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O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解放前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逐以银元代替流通。

　　银元券东北九省流通券

　　大陆解放前夕，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民间多已自动重新使用银元。国民党政府乃恢复银本位币制，在重庆、广州一带发行银元券。规定金元券五亿可向中央银行兑换银元券一元。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币制方面采取分区发行制度。对于经济环境特殊地区，发行区域性流通券，限在当地流通。1945年12月日，首先在东北地区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其币值为法币的十倍。1948年8月20日停止发行。

　　对干民国纸币的收藏与研究，是当今收藏界的一大热门，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集有所乐的收藏心得，而且更能使人感悟历史。一张票幅为2.5厘米×5.1厘米、仅有拇指大小的纸币，却纪录了我国抗战史上的一段悲怆往事。1941年，因杭州沦陷而南迁至浙南山区的浙江地方银行，由于受到日军的严重封锁，导致印钞材料极度缺乏，为了度过难关，印钞厂只好节省印钞纸张，于是便产生了这种我国历史上最小面幅的纸币—浙江省地方银行横式一分纸币。如今这种纸币己身价万倍，难得一见。而另一种面值为60亿元的民国纸币，却写下了民国末期金融崩溃的败笔。1948年，国民党的法币政策己经濒临破产，100元法币的购买力仅值1937年的0.00002元，但国民党政府出于内战的需要，仍大量滥发纸币，导致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1949年5月，新疆省银行发行了一种面额为60亿元的纸币，这张纸币折合金元券壹万元，按照当时上海的物价，这张60亿元的纸币只能买到77粒大米，这真可称得上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奇闻。如今这张在历史上仅昙花一现的纸币己经身价不菲，其全新品相的市场价格己达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