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屠杀一万余人

　　浙江诸暨包村，地处县城东北七十里，风景迤逦，枫溪带其前，白塔湖环于后，林深箐密，包姓于此聚族而居。这里原本是一个声名不著、平静祥和的村落，却因清代咸丰同治之交发生的一场历时九个月、死伤数万人的悲烈战事而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

　　包“神仙”的独立王

　　包立身，又作“立生”、“立胜”，年二十余，普通农家子，世居包村，识字无多。相传立身曾遇一白首老翁（白鹤真人，另有“白玉蟾”、“白吼精”之说），传授他兵法及遁甲诸术，言天将降大任于立身，若汉代之黄石公故事。立身自称受仙得道，常焚香默坐，预言吉凶，乡民称之“包神仙”。

　　其实，包立身“神仙”之说，当时就有很多非议。左宗棠奉命调查包立身事迹，声称：“传闻异词，未敢遽信其真可倚任。”时任诸暨县令许瑶光也指出：“其中固有阴为之主持而驱策者也。”包立身实际上只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但有野心的普通人，其成事必有谋士指点。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大军兵进浙江，破绍兴、诸暨，来王陆顺德在绍兴主政，先后命余天安李、洽天义余防守诸暨县城，并出榜安民，设立乡官，征收贡赋。

　　在太平军大兵压境之时，包立身树旗起事，建号“东安义军”，以东、安、忠、义四字分四大营，设立文案、支应等局，以包姓亲族为各营总制。他下令东安义军戎装服饰皆用白色，相约剃发，严格区别于太平军的服饰、发式，对抗之意明显。在防御建设方面，村中垒土为外城，编篱为内城，广储军械，制造枪炮，包村俨然一个独立王国。

　　此外，包立身还建立了与太平天国拜上帝教对立的宗教体系。立身本人，持斋归教，尊奉其师为教主，宣称神仙托梦与他，将建大功勋于乱世。这与洪秀全所梦上帝令其下凡斩邪留正的神话如出一辙，真可谓出于邪而制于邪。与拜上帝教相比，包氏之教纯属土生土长的民间宗教，以师承关系为组织基础，发令必假神仙，以坐禅念咒、日夕斋蘸、卜晴雨休咎等方式吸引下层民众，“若有见闻而人不知”的人神沟通之术也类似于民间的降僮巫术。在战乱纷起的年代，符合百姓的求生欲望，又可形成暂时的群聚效应。于是，包村之民、来归之众群奉包立身为神师。

　　包立身起事后，屡屡杀戮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之子、旅帅唐伟堂、乡官潘某、乡官姚某均命丧其手。他还拒编门牌，并指令乡勇捣毁乡官局，公然对抗太平天国。又以“东安义军统领”的名义到处张贴告示，宣布太平军的十大罪恶，号召乡民投身反抗：一、崇奉邪教；二、滥杀无辜；三、残暴掳兵；四、劫掠征贡；五、苛捐杂税；六、严刑酷法；七、荒乱奢靡；八、灭绝文化；九、僭越名号；十、践踏风俗。当时，诸暨、绍兴、萧山、富阳、金华、义乌等邻近州县的乡绅豪富及普通民众，约有数万，扶老携幼，纷纷进入包村避难。

　　惨烈的军事对抗

　　太平军曾试图招降立身，但前来包村的说客均被斩首示众。于是，太平军对包村展开了数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到同治元年（1862）三月，太平军先后数次派出数万将士攻打包村，均被包立身联合古塘陈朝云所部胜义军击败。

　　同治元年（1862）四月，太平天国东调宁波，西调杭州，南调金华，集合十余万太平军往征包村。五月，侍王李世贤、戴王黄呈忠、梯王练业坤、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德五王率十余万太平军围困包村，从店口至高湖连营六十余里，立誓“不破包村不还”，太平军中甚至流传有“甘弃南京而破包村”之语，战斗异常激烈。

　　五月初六日，太平军佯装慈溪大梁山吴芳林乡团援兵，由亭子尖山冈攻占古塘。六月初，太平军又控制了腊岭、蛟岭，截断包村粮道。山阴军帅鲍古香佯装为太平军解送粮草，暗地却运米入村，被陆顺德发现，将其车裂。至此包村外围被太平军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