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叛将苏峻为何能“死后封神”甚至还和尧帝共享香火

　　苏峻叛乱，是东晋初年的一次大规模内战。

　　内战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晋明帝去世之后，愣头青庾亮把持朝政，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大事业，打算拿下荆州的陶侃，可他的兵力有限，实力不足，所以图谋吞并苏峻的兵力。一开始，苏峻的态度是忍让，甚至表示愿意北上抗胡，远离朝廷里这一摊乌烟瘴气的事，可是偏执的庾亮寸步不让，步步紧逼，苏峻被惹毛了，干脆反了，一招回马枪差一些把东晋帝国扎个透心凉。陶侃、温峤、郗鉴、庾亮、王导。当时的大佬轮番上阵，明的暗的都用，也难以消灭敌人。就在局势还不明朗的时候，苏峻有一次喝酒喝大了，竟然亲自上阵冲锋，结果被乱军之中投来的两只长矛刺于马下，当场被乱刃分尸。

　　站在东晋朝廷的立场上，苏峻当然是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挫骨扬灰也不解恨。有意思的是，苏峻死后，民间却自发为其立祠，尊其为苏侯神，朝廷也没有阻止。进入刘宋王朝之后，苏侯神一度进入宫廷，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在江北的青州，苏侯神甚至可以和尧帝一起享受香火祭祀。

　　苏峻

　　苏峻为什么有祠？

　　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它太细小，细微到可以忽略不计，比如在《东晋门阀政治》当中，田余庆老先生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只是一带而过。为了搞清楚这个疑问，俺试着查阅了一些资料，很意外，真有人研究过这个小问题。

　　在1994年第4期的《淮阴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王健秋发表过一篇文章——《苏峻何以有祠：晋史札记》。主要观点如下：

　　为什么民间给苏峻立祠，朝廷却不禁止？因为晋人立祠自由，不必经过官方批准；封建社会提倡的忠、孝、义等伦理道德观念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忠未必不孝，不孝未必不义，占一头就有立祠的资格，苏峻作乱固然可恨，但他造反也是被逼无奈，有让人同情的地方，朝廷在某些方面也是理亏的。

　　不过，作者很谦虚，在文末说这些观点只是推测，不能当成定论。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在2016年第12期的《中国地名》上，陈圣宇发表过《六朝民间巫觋鬼神崇拜与地名——以蒋子文和苏峻为例》。

　　我们来说说蒋子文是什么人。

　　蒋子文是汉朝末年的一个小官，酗酒，好色，属于有点儿作的那种人，经常说自己骨骼清奇，死后能成神。有一次，他在钟山附近讨伐一股土匪，额头被射伤了，他当时没当回事，拿了一根布条就缠头上止血了。估计是伤口感染，没过几天他就死了。死后，蒋子文的鬼魂继续发扬作妖的精神，作得变本加厉，威胁孙权给他立祠，孙权不答应，他就不停地作，孙权招架不住，只好给他立祠封神——这也就是两晋南北朝时代盛行于江东的蒋侯神。

　　由此，陈圣宇引出了一个结论——两晋南北朝时代，江东流行巫鬼崇拜，有为败军死将立祠的传统，所以苏峻有祠不足为奇。

　　然而，蒋子文是为讨贼而死，算是“英烈”，而苏峻是叛逆，把这两个事例放在一起推导出结论是不是不合适呢？但是，此文提供的巫鬼崇拜的这个角度很清奇，于是，沿着这个角度继续深挖，果然找到了有意思的料——两晋南北朝时代，江东的确流行巫鬼崇拜，民间喜欢建一些奇奇怪怪的淫祠，但是对象不限于败军死将，有些生前作恶多端的大奸大恶之辈死后也能被封神——但是是凶神——享受香火祭祀，比如后赵帝国的残暴皇帝石虎，以及年代稍远一些的汉末董卓。

　　把这些资料结合起来，再结合苏峻叛乱造成的影响，答案似乎就呼之欲出了。

　　苏峻之所以有祠，主要是因为：

　　其一，对于苏峻叛乱，朝廷也是有过错的，甚至在十几年之后，叛乱期间被裹挟的晋成帝提到苏峻，言谈间也透露出对苏峻的理解，外加当时立祠比较自由，不用经过官方批准，所以朝廷并没有禁毁苏侯神。

　　其二，叛乱之前，庾亮清洗宗室，一些藩王得到了苏峻的庇护；叛乱期间，苏峻似乎做过发放物资以笼络人心这样的事，可能对有些人有恩；叛乱结束之后，苏峻的一部分旧部被老谋深算的王导收编了；江东流行巫鬼崇拜，苏峻叛乱造成了大量的伤亡，给平民百姓造成了沉痛而持久的伤害。

　　也就是说，最有可能给苏峻立祠的就是这四类人：被苏峻包庇过的藩王；受过苏峻恩惠的平民；苏峻的旧部；被苏峻伤害过的平民。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苏侯神信仰当时盛行于建康周边，以及江北的青州地区（苏峻发迹于青州，他的旧部当中有很多青州人）。

　　至于苏侯神信仰进入朝廷，得到官方的认可，那是进入南朝之后的事。朝廷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把苏峻当成战神加以供奉，祈求出师大捷。

　　可见，说起战斗力，苏峻真是响当当的，可惜因为朝廷里那一摊子乌烟瘴气的权力斗争，这样一个人没有被用到正经地方，最后被内耗干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