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武大郎竟是阳谷知县与潘金莲恩爱一生

　　武大郎自幼崇文尚武，才力超群，少年得志中了进士，在山东阳谷做了知县。潘金莲并不是潘裁缝的女儿，而是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一位大家闺秀。她知书达理，和武大郎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潘金莲因《水浒》已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到《金瓶梅》里，她更跃为“女一号”。按书中所写，她是所有女子中生的最美，也最擅风月的一个。《金瓶梅》这个书名，一说是“金色的瓶子里插着梅花”的意思，一说是由该书头三号女角（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各取一字组成，显然后一说更为通顺。《水浒》里的潘金莲形象还比较单薄，《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却是一个极其丰满、极其鲜活的艺术形象了。

　　在《金瓶梅》中，前面的部分与《水浒传》大体类似。潘金莲生于一个贫困的裁缝家庭，早年丧父，九岁卖入豪门充当家伎，后又被转卖到土财主张大户家中，被“收用”后又由于财主婆不容，被张大户下嫁给了矮丑的武植。而她追求从天而降的壮伟男子武松未果，于是转而投入富有而英俊的西门庆怀抱。与《水浒传》不同的是，在王婆的教唆下，她鸩杀亲夫后被西门庆娶为五房，开始了在西门庆家中与其他女人争宠的“战斗”生涯。不仅如此，她还私通仆人，勾引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作为家长的男子之所以妻妾成群，首位的原因便是传宗接代。因此，当潘金莲自己养不出孩子时，她对西门庆别的妻妾的嫉恨更成倍地蹿升；当李瓶儿竟生下了官哥儿之后，如何害死这个“眼中钉”便成为她的“当务之急”；官哥儿终于被她唬得受惊并生病死掉后，她拍手称快，但新一轮的争宠之战又掀起了硝烟……潘金莲的淫荡、狠毒、变态乃至于颠狂，令我们在惊诧之余，也对潘金莲的形象给出了最彻底和最后的定性。

　　那么，历史上的潘金莲和武大郎又是怎样的呢？真有其人么？还是完全是虚构的艺术形象？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据考证：大郎武植，系在山东清河县武家那村人。他自幼崇文尚武，才力超群，少年得志中了进士，在山东阳谷做了知县。资助过武大郎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怀才不遇，家境日渐贫寒。于是，千里迢迢来投武大郎欲谋一官半职，摆脱困境。开始，他受到盛情款待，可过了半年也没听其提及做官之事，他便认为“武大郎乃真忘恩负义之辈”，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在回家路上，他编写了许多谩骂讽刺武大郎的小故事、歇后语，见村贴村，逢店贴店，村村说唱，乡乡张贴，谣言惑众，极尽对武植恶意中伤污辱影诋毁之能事。另外，曾被武植治罪过的乡里恶少西门庆的助纣为虐，同流合污，于是沿途传遍了有关武大郎的粗俗之词，武清官的形象被毁于一旦。谁知，待他回到家中，武大郎早已派人送来了银钱，帮他修房盖屋，置买良田。这时，他才发现武大郎决非知恩不报，而是不搞以权谋私。他发疯似地返回去撕自己贴的纸条，但悔之晚矣，它们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加上一些文人墨客借题发挥，因而谬种一传再传。

　　而县城东北的黄金庄，便是被武家后人称作“老祖奶奶”潘金莲的家乡。潘金莲并不是潘裁缝的女儿，而是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一位大家闺秀。她知书达理，和武大郎恩恩爱爱，白头到老，先后生下4个儿子。黄金庄正南1.5公里便是那武家村。

　　村上原有一座武大郎墓，墓志铭文称：“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今武家那村）定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依，衣食难济。少时聪敏，崇文尚武，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然悠悠岁月，历历沧桑，名节无端诋毁，古墓横遭毁劫，令良士贤妇饮恨九泉，痛惜斯哉。今修葺墓室，清源正名，告慰武公，以示后人，是为铭记焉。”从墓志来看，武植还是殷商王武丁之后，正经的王族子孙。1946年，从坟中还发现有一口楠木悬棺和两具骨骸。据三位参与挖坟的老人证实，从骨骸判断武大郎相当高大，推算生前少说也有1.78米。再者，若是卖烧饼的，哪有楠木悬棺和许多青砖垒墓！

　　武植的盟兄弟与西门庆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恶毒毁谤武植与潘金莲，而施耐庵的后代则深明大义，引疚自责，竭力为武潘平反昭雪。施耐庵的后裔，河北威县的施胜辰赴武家那作画16幅并配诗文以道“施家欠债施家还”之歉疚。其中，武县令画像的配诗为：“杜撰水浒施耐庵，武潘无端蒙沉冤。施家文章施家画，贬褒迄今数百年。累世因缘今终报，正容重塑展人间。武氏祠堂断公案，施姓欠账施姓还。”潘金莲画像的配文曰：“余曾敬绘武潘正传十六幅，端悬于武氏祠壁为其平反冤假错案，一白天下。然九泉武潘不恕吾族先人《水浒传》中泼污之过，故唆使小鬼得遍姿去，余今重塑武潘正容，还其本来面目。愿乞武潘在天之灵宽恕。施氏焚香再拜。”

　　武植盟兄弟的自戕，施耐庵后裔的自责，已正大郎、金莲之清白，而武植之24代孙武双福的健在，则更证《水浒传》武潘之千古奇冤。既然《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夫妇无嗣无子且相继殒命，那么，何来其后代之繁衍（武家那全村半数武姓）？倒是武大郎之弟武二郎、武松武行者，历史上实无此人，只是施耐庵塑造的文学典型罢了。

　　展厅还陈列一尊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的石碑。这是乾隆皇帝二次下江南，途经河北油坊，闻武植有坟无碑，口谕立碑于武植墓前，并植树二百余。碑之正面刻文为：全族合力，保护武植墓周围“二百余株”。遗憾的是，壮观之密林毁于“文革”，而今荡然无存。

　　武家后代们还说了许多武大郎匡扶正义，潘金莲忠于爱情、协助武大郎清廉治政、铲除恶少的动人故事。所以，历史应还“为官清廉，兴利除弊”的武大郎和“善良贤惠，勤劳仁义”的潘金莲以本来面目。

　　摘编自《被误读的中国历史》，罗文兴著，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