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统治末期是什么状况？矛盾加剧斗争上演

　　辽朝统治末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之斗争愈演愈烈，权臣当道，朝政败坏，剥削严重，民不聊生，致使社会各种矛盾加剧，契丹辽地的广大各族民众，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辽斗争，契丹辽王朝的统治，已经发发可危。反映在东北的辽沈地区，汉、渤海及女直等民族广大民众的反辽斗争，也呈现出如火如茶的景象。

　　与其他地区相同，辽末辽沈地区的汉民族底层民众，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与土地占有者有着严格的依附关系，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并承载着沉重的租赋和差役等负担。史载，辽朝后期，“边虞数起，民多匮乏”，加之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民“甚苦输役之重”。至天祚帝朝，“民所甚患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广大贫苦汉民无以为生，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走上反抗辽朝腐败统治的道路。

　　史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正月，辽朝“东路诸州盗贼蜂起，掠民自随以充食”，农民起义已此起彼伏。五月，“安生儿、张高儿聚众二十万”，起义规模更大。起义军转战上京道、中京道和东京道地区，前后坚持两个多月，攻陷海北州，直趋义州城，最后，被奚王回离保军队击败。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六亦云，在辽沈地区，“渤海、汉人群聚为盗，契丹不能制”。辽沈及其周边地区的汉民起义，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契丹辽王朝。

　　这一时期，辽沈地区的渤海人反抗辽王朝统治的武装斗争更是此起彼伏，英勇顽强。最着名的，当属渤海人高永昌领导的反辽起义。辽末，辽沈地区民族矛盾激化，加之东京留守萧保先为政酷虐，遇有渤海人犯法，毫不宽贷，因此，激起兵变。此前，天祚帝曾召募渤海武勇马军高永昌等两千余人，屯守东京白草谷，以防备女真南下。

　　天祚帝天庆六年（1116）正月初一夜，有渤海少年十余人持刀越墙进人东京留守府，杀死留守萧保先。东京户部使、渤海人大公鼎权摄留守事，与副留守高清明（臣）率奚、汉军镇压并安抚。但仓促之际多伤及无辜百姓，更激起民愤，局势继续恶化。城外反抗者烧寨起营，围攻东京城，城内人亦举火相应。大公鼎、高清明（臣）等督军抵抗，均失利，便急率麾下残兵百余人，夺西门猖狂逃命。

　　于是，屯兵白草谷的高永昌乘机进入东京城，拥兵自立，称大渤海皇帝。随后，高永昌分遣兵马，占据辽沈及其周边50余城，并遣使求援于女真。辽军前往镇压，均以失败而归。据《契丹国志》卷十九《张琳传》记载，当时“契丹屡败，精兵锐卒十无一存”。于是，天祚帝命宰相张琳和萧韩家奴等，召募辽东失业者和驱丁转户二万余人，自显州进军沈州，征讨高永昌。双方战于辽河三岔口。

　　经过三十余战，高永昌不胜，退保东京城。张琳率军追击，为高永昌所败，张琳被迫退守沈州城。不久，女真大军南下，以援救高永昌为名，攻占沈州，击溃了张琳。很快，女真军队又击败高永昌的渤海军，高永昌降金，后被处死。渤海人高永昌起义是在女真人起兵攻辽之后，他的起义军大大牵制和削弱了辽军的实力，客观上配合并支持了女真人的抗辽斗争，加速了辽王朝的灭亡。

　　当然，辽末辽沈及其周边地区的各族反辽斗争，最具杀伤力的，是完颜阿骨打组织的女真人武装起事，正是女真人的起兵抗辽，最终导致了契丹辽王朝的灭亡。辽朝后期，契丹统治者对女真人的压迫和掠夺日趋严重，致使女真人与辽朝契丹统治者的矛盾日趋尖锐和突出。女真人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大量土特产，比如北珠、貂皮、名马、蜜蜡等。辽朝征索贡物的使职及边将贪婪而凶残，不时强抢女真人的物品，或随意增加摊派额度。

　　同时，契丹人还通过椎场贸易，对女真人的物资低价强掠，巧取豪夺。更有甚者，正如宋人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女真纪事》所言，契丹统治者不仅强迫女真猎人冒险捕捉猎鹰“海东青”进贡，而且朝廷派出的“银牌天使”，还无理强求女真妇女陪宿。总之，辽朝契丹统治者的种种残暴行径，激起了女真人的强烈愤慨和抗争。

　　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九月，女真人在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统帅下，举起反辽大旗。女真人先后在宁江州和出河店大败辽军。接着，又乘胜攻克咸州、宾州等地，冲毁了辽朝为防范女真而设的军事防线。此后，又经过数年追击战，至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金兵俘获了天祚皇帝耶律延禧，女真人的抗辽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契丹辽朝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