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揭秘:美国总统胡佛诈骗清朝央企案的来龙去脉

  说起中国“央企”如今可谓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但是对于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央企”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当时清朝的“央企”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交通、制造和煤矿等行业上。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清朝“央企”中,开平煤矿是清朝政府唯一的煤矿行业的“央企”。然而,就是这个煤矿行业的唯一“央企”却被美国总统诈骗去了。那么,开平煤矿在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国有企业?诈骗这家国有企业的美国总统是谁?他为什么能将大清朝的“央企”顺利地诈骗到手?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清朝开平煤矿其实是今日唐山开滦煤矿的前身。1876年,清朝洋务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和实践家唐廷枢,奉命筹建开平煤矿,并首任开平煤矿总办。在创建开平煤矿过程中,还对中国的铁路、机车、通讯、海运、建材、码头等多项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唐廷枢一生兴办了四十七家大小企业中,居“中国第一”的企业就有六家。而在这六家企业中,创办最艰难、成就也最辉煌的企业就是开平煤矿。

  1876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鉴于煤炭生产不能满足新兴工业对煤炭需要的现状,遂将唐廷枢从上海北调至天津,授命由他来筹建开平煤矿。第二年秋天,唐廷枢、丁寿昌、黎兆堂三人会拟了在直隶境内创办近代大矿的招股章程十二条,准备在开平设局,名曰“开平矿务局”。章程规定了煤矿的性质、集资办法,经营方式、按股分成比例等等内容。

  李鸿章十分赞赏这份渗透着资本主义经营色彩的股份制章程,几天后便批准照行。187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正式在开平镇挂牌设局。开平矿务局设立后,唐廷枢一方面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展开招商集股活动,一方面带领从英国雇来的几名矿师和从广东招募来的工匠奔赴开平一带选址打钻探煤。唐廷枢为这座中国近代第一矿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唐山矿”。

  1881年秋天,唐山矿开始出煤后,不仅使中国采煤业为之一振也使一向瞧不起中国的西方列强感到惊诧,赶来参观的欧美煤矿专家们异口称赞说:“唐山矿在煤井设计、建筑和材料方面,可以和英国以及其它地方最好的煤矿媲美。”

  1881年6月9日,唐廷枢打着建“快车马路”旗号,修建了唐山至胥各庄段的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并在开平矿务局胥各庄修车厂内,利用废旧材料,秘密地造出了一台“龙号”机车。1881年9月6日,“龙号”机车一声长鸣,拉响了中国铁路运输的第一声汽笛。

  然而就在此时,开平煤矿的办矿资金也遇到了困难,在这个关系到开平煤矿生死存亡的关头,唐廷枢回到上海,利用他在上海商界的威信和广泛的交谊,开始筹集股金。广泛宣传开平煤矿的前景。商界人士熟知唐的经营才干及唐与北洋集团的关系,他们相信了唐的宣传,相信开平矿务局可能因“官督”的微妙关系给他们带来优厚利润,因此,他们对开平煤矿的前景寄予厚望,很快认购了7000股。

  有了充足的资金后,唐廷枢又考虑到要想使煤矿进一步发展,与外国进口煤竞争,必须减轻清政府对煤矿的税金,他给李鸿章呈上禀折。李鸿章立即上奏朝廷,为开平煤矿请减煤税。清廷很快批准了这个请求,这无疑为开平煤矿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由于当时各地煤炭需求量急剧增加。1888年经过筹划,唐廷枢决定购置四艘轮船,修缮或新建了天津、塘沽、上海、营口、香港等地煤码头,增开了林西矿,实现了两座现代大矿出煤,水陆运输并举保销售的壮观景象。

  在唐廷枢的出色经营下,开平矿务局产量于1885年达到二十四万吨,1898年达到八十万吨,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很快将洋煤挤出了天津市场。1889年9月21日,当时的《捷报》评论说“过去五、六年里,在中国股份制公司中,不管是矿业还是其它企业,还没有一个中国经理取得这样的成功。”一个英国记者在评论中国洋务运动时也说:“在煤的开采方面,唯一获得成功的就是开平煤矿。”

  开平煤矿的生产的煤炭不仅供应国家民生,而且供给大清的水师北洋舰队。因此以李鸿章为首的军政要员们无不将其视为纵横政坛、拥兵自重的利器。几年下来,开平矿务局在政商两界奥援的扶植下竟然置办下了六艘轮船,两处厂栈,一座银矿。除此之外,它还享有永平金矿、洋灰场、铁路股权若干。正是在这样一家大型企业的带动下,这里人员积聚、房屋激增、贸易兴隆,十几年的光景,凭空竟然堆积出了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城镇“唐山”。

  然而,自从唐廷枢在1892年去世后,开平煤矿便开始滋生大量贪污和企业逐渐官僚化。此时接手开平煤矿的是一个名叫张翼的直隶通州人。他原为醇亲王府中的侍从,对于企业管理显然一窍不通。很快,企业便陷入了管理混乱、冗员充斥的泥沼,洋务运动中号称“中国第一佳矿”的开平,此时已经彻头彻尾沦为官府的“衙门”。六十人便可以完成的工作却要六百多人参与,工资单上的虚报名额更是高达六千人之多。管理上的失败随之诱发了资金上的短缺。进而在1897年建造秦皇岛码头过程中,全面爆发了经济危机。

  张翼无法筹集到扩建秦皇岛码头时所需要的足够资金,只得将希望寄托于外国洋行。他先是通过曾任海关税务司的英籍德国人德璀琳,以天津、上海等地的码头煤栈作抵押,向德华银行借款六十万两。此后,德璀琳又将一家名为墨林的国际财团引荐给了张翼。

  在张翼看来,他们的合作是愉快而充满前景的,墨林公司先是慷慨地提供了二十万英镑贷款,接下来又提出了一项筹集新股扩大矿山开发的宏伟计划。对于西洋人的慷慨,张翼感激不已。鉴于开平矿务局所存在的问题,墨林开始帮忙为开平矿务局在全球帮助物色一名工程师。不久后,他们的目光集结到了一个美国年轻人的身上。

  他的名字叫做赫伯特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出生于美国衣阿华州一个虔诚的公谊会教徒家庭。父亲是一名铁匠,在胡佛六岁时去世,又过了三年,母亲也相继去世。作为孤儿的胡佛先是寄居在叔叔家,两年后迁居舅舅家。胡佛白天在伯父开办的俄勒冈土地公司里当办公室杂役,记账、打字,晚上读商业夜校。毕业后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当了两年矿工,每班工作十个小时,却只能挣到可怜的两美元。也许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正是这样一个孤儿会在1929年那个全球经济最晦暗的春天走上美国权力的顶端,成为白宫的主人。尽管他的传奇经历在那场经济风暴的遮掩下已经显得涓埃之微,但是他的发迹史又与开平矿务局的诈骗倒卖是如此密切相关。

  1897年,一纸招聘广告改变了胡佛的命运,英国矿业巨头“毕威克·墨林”公司计划招聘一名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并特别要求了应征者的年龄为三十五岁以上。当年只有二十三岁的胡佛,决定虚报年龄。

  命运之神眷顾了他。他被录用了,并且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胡华”。之后的工作经历顺畅而又充满机会,胡华先是被派往澳大利亚和南非的一些矿区工作,凭借他的精明、圆滑赚取了墨林的赏识。1899年2月,二十四岁的胡华来到中国,在“墨林公司·中国机矿公司”任经理兼煤矿技师。他公开的身份是直隶、热河两省的矿务技术顾问,实际上是墨林公司在中国天津的代理人。

  胡华到中国后,奔走于华北各地,广泛收搜集有关开平矿藏的情报,仅用短短五个月就向墨林先后呈报改组开平矿务局的两个方案。“开平煤矿实际资产价值按大大压低了的估计也有白银七百多万两,折合一百多万英镑。”并由此得出结论:“这项产业肯定值得投资一百万英镑;这个企业绝不是一项投机事业,而是一个会产生非常高的盈利的实业企业。”就在这份报告完成的同时,一件足以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变乱发生了。

  1900年,按照中国人的纪年习惯这一年被称作庚子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事件。5月30日,各国炮舰陆续集结于天津的大沽海面,战争随之爆发。几天之后,八国联军侵占了开平矿山、秦皇岛港以及天津城。驻守天津的英军巡逻队在租界内的一处民房里逮捕了张翼,罪名是“疑与拳匪相通,饲鸽传递消息”。张翼被关进了怡和洋行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这位平日里骄奢淫逸的督办大人陷入恐慌之中。

  老朋友德璀琳的出现使张翼紧绷的神经多少感觉到了轻松。德璀琳设法解救其脱离险境的保证,使得张翼对于这位异邦朋友的品德更加深信不疑。当德璀琳提及天津煤栈被焚而唐山、林西又不通消息时,神色庄重、表情忧郁。他说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条件下,俄军正在伺机南下侵占矿区,如要保住煤矿只能依赖英国。至于如何保全,他提出“中英合办”。虽然张翼对于中英合办煤矿的提议有些迟疑,但考虑到自己当下的处境,还是勉强答应了下来。

  随即,德璀琳向张翼出示了一份手据,上面写着赋予德璀琳“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事实上,自从张翼签字那一刻起,德璀琳就已成为了开平矿务局事实上的总办。

  次日,张翼被释放。在惊魂未定之时,德璀琳再次到访。他声称目前局势混乱,仅凭空洞的一纸手据很难达到保护矿权的目的,如果想彻底保住矿权,必须得到更大的权力空间,随即两个札委和一份备用合同被签定了。两个札委分别从企业性质和运作手段上对于开平矿务局的原有形态彻底做出了否定,一则声称“或借洋款,或集外国股本,将唐山开平矿局作为中外矿务公司”;另一份札委写的则更加直白“广招洋股,大加整顿”;然而,吊诡的却是备用合同中,最为重要的一则条款的宾语处竟留下了明显的空白“将该矿务局的一切土地、房屋、矿山、轮船以及其他一切财产之所有权与管理权全行交给该他将有权按其意愿出售,抵押、租赁、管理、经营及管辖该项产业”。显然,这是德璀琳有意而为之。何人具有如此之权利?其实就是那个待定的!

  随后,事情的发展完全偏离了张翼的原始初衷。德璀琳在取得了张翼的全权委托之后,并没有如约去借款或募集外国资本,而是找到了墨林公司的美籍雇员胡华,他们商定将开平矿务局的全部产业移交给英国注册公司,并委托英国律师伊美斯起草了一份卖约。1900年7月30曰,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胡华代表英商墨林公司在塘沽签字,并由伊美斯和德国商人、德璀琳的女婿汉纳根见证。由此,一桩倒卖中国资产的恶性事件在中国政府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发生了。

  10月,回到伦敦总部的胡华将卖约交给了墨林,老谋深算的墨林考虑到中国政府肯定不会轻易放手这家企业,而俄、法等国际势力也势必将阻挠这次侵吞开平。于是,他将矿权转移到了国际财团“东方辛迪加”的名下。同年12月21日依照英国公司条例,一家名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的跨国企业在伦敦诞生了,而注册者正是大财团——东方辛迪加。

  次年2月,胡华按照公司的指示,陪同比利时人吴德斯来到中国,从事开平矿务局的财产接收工作。他们依据卖约的条款要求张翼将开平矿务局一切权利移交给新公司,并要求其补充签署一项移交约。

  张翼因事关重大,未敢应允。胡华对张翼反复施压,一方面声称要将他倒卖国家资产的行为公之于众,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相威胁,甚至以外国军队重新占领矿山逼迫其就范。最后,双方妥协,商议拟订了一个副约作为备忘录,与移交约一起,同时签押。在张翼的要求之下,合同中订立了如下条款:“张翼仍为开平驻矿督办,并有权委派一中国总办,管理开平事务;华洋股东议事之权无异;华洋各股平沾利益等。”

  当月,依照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董事部委任,胡华和吴德斯分别出任了矿务局的正副总办,并以新股票兑换旧股票的模式完成了资产的转移。就这样,开平煤矿沦为了西方人的企业。事件传出以后,举国哗然,舆论讽刺曰:“不特为环球所稀闻,抑且为万邦所腾笑”。此时,袁世凯三次参奏开平被盗卖事件,一时举国舆论沸腾,声讨之声不绝。加之张翼派往伦敦兴讼的外国洋员庆世理希望张翼前往伦敦同英商对质,于是,张翼于1904年11月被迫启程赴英。

  1905年初,英国伦敦高等法院的审判庭上,一场跨国的审判正在进行。在这个以法袍、假发、天平、辩论为装点的西方场所,“开平矿务局”等待着以一种纯西方的形式来决定其所有权的归属。法庭上阵容庞大,审判长卓侯士端坐在法庭中央,原告方除当事人张翼以外,他的代理人皇家律师勒威特、吉尔、杨格尔以及劳伦斯悉数列席;被告方面,律师规模也可谓壮观,墨林的代理人皇家律师休士、艾萨克以及哈特全部出庭;此外,新注册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也委托了皇家律师郝尔丹、汉弥顿以及魏尔能三人充当诉讼代理人。除法官外,计有律师十人之多,原告所提出的证件有二十多种,此案被称之为“震惊全世界之国际诉讼案”。

  此案开庭十四次,并由法官卓侯士录取双方口供,最后于1905年3月1日宣布判决书。其要旨有二:第一,判决被告应当遵守副约中的规定和义务,否则无权取得、持有或管理移交约中所可开列的产业,或享受其利益;或颁发谕令,禁止被告享受该项产权。第二,对原告的赔偿要求,法庭不予支持。

  一场热闹、纷杂的诉讼之后,人们不无惊愕地发觉:早在伦敦兴讼之前,开平煤矿所有权的流失已成定局。英国法庭的审判完全是在承认卖约有效的前提下展开的,一切诉讼只是围绕张翼个人得失的纠缠,对于国家毫无意义。

  张冀这个曾经的恭王府奴才,也许他想到了瞒哄朝廷的借口,也许他看到了自己安享晚年的股本。但是他没有想到洋务派政商大佬们曾经的惨淡经营,没有看到飘扬着“米”字旗的开平井楼,更没有看到满清这个老大帝国的未来,因为已经看不到了!

  伦敦的诉讼,从表面上看这场官司表面上是清政府胜诉了,但判决书只是“无法强制执行”的一纸空文,清朝政府根本无法收回开平煤矿。而那个胡华,也就是赫伯特·克拉克·胡佛诈骗了清朝的“央企”后,到1914年,他已经拥有了四百万美元的财产。他以这些财产为后盾逐步步入政界。1921年任商业部长。1928年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获胜。胡佛上台后,正赶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坠入深渊,这使他原来的希望依靠美国科学潜力来开辟一个“新时代”的愿望破灭。尽管他进行了不少努力,但危机一天天加重,终无力回天。1932年大选中,他被罗斯福击败。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诈骗清朝“央企”的这段不甚光彩历史,一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疮疤。在他后来多次竞选美国总统时,政敌都攻击他“手脚不干净”,称他当年在中国以非法手段捞取了一笔不义之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