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和曾国藩交恶解：任何君主都不希望将相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湖南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其后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两人更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交恶，乃至绝交。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是确有其事，还是两人表演给清政府看的一出双簧……

　　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同为湖南同乡，自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因公务书信往来不绝，交情日厚。曾国藩后来因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地位显赫，督两江，领四省。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网罗人才，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的才干，此时已名满天下。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被曾国藩聘为幕僚。

　　此时清朝与太平军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正当用人之际，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这年6月，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独当一面，现在突然要调走左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随着安庆的克复，湘军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曾左李”。

　　此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任已是无以复加。往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相称，而自谦为弟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国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有矛盾是自然的。“左宗棠负非常之才气，出自幕府，不二载而封疆圻，骄纵一世。自太平天国之后，即与曾氏交恶。”当时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可见，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确有其事，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交恶？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且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时曾左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差异上。真正关系破裂还在天京城被攻克，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了笔墨官司。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书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上曾国藩左宗棠不和是一种假象，它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由曾国藩，左宗棠合力制造的，为保全汉地主利益，缓和满汉矛盾的计谋。它使得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有了善终，迷惑了满清贵族，为以后汉人逐步掌握清中央实权打下了基础。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指出，清朝是由满人建立起来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洲贵族。清军入关之后，一方面他们需要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为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也对汉官僚、士大夫、地主始终抱有极大的戒心，害怕他们会挤垮自己的统治。从清军入关到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央的军机大臣、内阁学士、六部尚书等虽然规定满、汉各半，但实权完全操在满官手中，汉官多是副职，形同虚设。而在镇压太平军问题上同样如此，把满族官僚率领的嫡系部队集中在天京附近，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其如意算盘是，只要各省团练在外围击溃太平军主力，江南、江北大营便可就近攻取天京，建立首功，保持清中央的威信。

　　曾国藩是汉人，掌握着湘军，清政府当然不会放松对他的戒心。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奉诏率军出湘，咸丰担心这支由汉人统帅的水陆俱全、装备优良、力量雄厚的军队将来有尾大不掉之患，“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名为协助，实为监视。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态度，也时刻提防着，尽量消除他们的猜疑。在建湘军的时候，重用塔齐布；在处理团勇与绿营矛盾时，委曲求全；对于清廷的封赏，有时会推辞，以免出现“功高震主”的现象。

　　从1860年夏到1864年攻下天京止，湘军总兵力约有四十多万，接近过去绿营兵力。湘军将领中任督抚大员的先后有二三十人，控制着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山东、直隶等省，而当时全国只有十八省，出身湘军系统的督抚就占了十三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以一个集团而占有如此广大的地盘，拥有这样庞大的军事实力，这不仅在清代是空前的，在古代也是罕见的。再加上清朝是满人建立的，这种形势对清统治者极为不利，如强令湘军裁军，恐引发湘军造反，怎么办？清廷希望从湘军内部寻找突破口，强令其裁军还不如分化湘军，以使他们内部相互牵制。曾国藩很快就洞察了这一切，他一面主动提出裁军；另一方面，在内部制造失和假象，他选择了左宗棠，因为左宗棠的性格及其先前与自己确有意见分歧，这一点不至于使清廷产生怀疑。

　　曾国藩的想法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两人于是就联手演绎了一段“失和”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