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高考”路上的董仲舒

　　又到高考季。不管你是否喜欢，这种以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我国已实行两千年之久。公元前178年11月，这天，原本朗丽的天空突然阴沉下来，阴风四起、愁云密布。正在处理国事的汉文帝急忙来到室外，但见天空一轮红日已被“天狗”吃掉大半。深信这是因为“人主不德，布政不均”而遭来“天象示警”的汉文帝发布诏命，令各级地方官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这就是延续了整个两汉王朝四百多年的察举制度的开始。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由地方官员考察和举荐人才的制度，有效地打破了自夏商周以来，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是考试。被举荐者只有经由皇帝亲自策问治国对策，才能被择优录取，这也能保证被选拔出来的人确有真才实学。

　　公元前140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甫一即位便下诏举士，并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

　　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正是在汉武帝的察举中脱颖而出，登了上历史舞台。他叫董仲舒，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早在汉景帝时期就已经是博士。不过，他懂得韬光养晦。因为汉景帝是一个崇尚黄老之学的君王，作为一个儒生，董仲舒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年轻的汉武帝却注定要做一个与父祖截然不同的君王。这个时候的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整个国家达到了农业社会一个美好的极点：社会安定、百姓富足、国家欣欣向荣。然而，隐患却在无声无息地酝酿之中：外有匈奴虎视眈眈，内有同姓诸侯王之患。史学家班固在论及当时形势时说：“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之下，与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截然相反的，强调积极入世、“引君于道”，从而实现经世济民宏大理想的儒家思想便有了用武之地。

　　面对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系统阐述了“天人感应”的主张，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成功地把儒家的价值观念与神性的“天”结合来，为“大一统”的皇权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证明。董仲舒的策论，史称“天人三策”。同时，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的策论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他将董仲舒封为江都相，辅佐易王刘非。根据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于长安设立“国立大学”——太学，更设五经博士，专门传授儒家经学。

　　董仲舒通过自己在“高考”考场上的优异发挥，却为以后两千多年的“高考”制定了考试大纲。

　　虽然，有学者认为，董仲舒的主张范围局限于太学制度，即在太学的讲堂上，只能讲授孔子晚年整理的“六艺”，不能涉及其他诸子百家。但并不是说，董仲舒主张以政府的力量来禁止“百家”在社会上的流通。

　　不过，在皇权主导一切的集权帝制时代，如果“国立大学”和皇帝亲自主持的察举考试，只允许“六艺之科孔子之术”，那么，其他的诸子百家怎么还可能有发展壮大的空间呢？两汉的察举制度在隋唐之时最终被发展为科举制度。这个影响了中国1300多年历史的制度，和两汉的察举制度打破世袭制一样，在打破豪门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上曾起到过无比积极的作用。皇帝在政治上垄断一切的权力，儒家则在思想上实现了垄断。到宋代，科举考试的重点开始转向“四书”，而元、明两代开科取士都采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基础文本，程朱“道学”在元、明、清三代的科举中取得了“正学”的地位……

　　两千多年前，“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的汉武帝时代，原本对社会有益的大刀阔斧的变革最终走向了穷兵黩武、海内虚耗。两千多年后，于右任先生在《悼汉武帝陵》一诗中这样咏叹：绝大经纶绝大才，功过非在戍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于右任先生所感慨的，正是董仲舒主导的“罢黜百家”。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所有的读书人，其“高考大纲”始终被限定在某一个范围之内，终于让一个民族陷入了思想一统，不断僵化没落的局面中。

　　《汉书》说，董仲舒在教授学生时，喜欢坐在厚厚的帷幕之后，不露真容。他让先入学的学生向后入学者传授知识，有的学生在求学过程中甚至从未与他谋面。

　　这让董仲舒显得很神秘，神秘且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