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桐城派戴名世死因新说

　　桐城派古文运动先驱戴名世，死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南山集》书案。这是当时一起震动朝野的大案，康熙皇帝亲自过问。历时一年多，牵连三百余人。最后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流放。

　　一、死因二说

　　戴氏缘何被杀？历来说法不一。但可归结为二说：一为“反清”说，一为“枉死”说。持“反清”说者又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立场认为“有罪”一种立场认为“有功”。戴氏的罪状即“悖逆”或“大逆”。《清史稿·戴名世传》云：“都御史赵申乔奏劝《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逆”者，反也，叛也。从清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戴氏作为清王朝的官员（翰林编修），又反叛清王朝，当然罪该万死。虽然没有反叛的具体行动，但有‘悖逆”或“大逆”语，应属政治思想犯。持“有功”立场者为今人。如许永璋先生说：“戴氏受时代与家庭的影响。自幼具强烈的反清意识~将满腔激愤贯注笔端，欲潜心著述，以期从文化战线唤醒民族，如其《画网巾先生传i鸟说》等，就深刻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中原人民肆意戮杀的罪行以及清初人民对清廷种族征服政策的强烈反抗，并表现了自己对人民遭遇及反抗的同情和讴歌……”〔门，认为这是一起民族思想斗争的大案，戴氏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以自己的热血和头颅谱写一曲民族“正气歌”。

　　持“枉死”说者，咸丰庚申（1860年）萧穆在《戴优庵先生事略》中已露端倪：“盖年少气盛，择言不精，轻论史事，实非熙朝臣子所宜出此，然至是已二十余年已。”阁故萧穆此说的言外之意即戴氏当时年少气盛，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而已，决无反叛事，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年。此说己隐含“枉死”之惫。戴氏被杀，实乃康熙皇帝不明真相所致，是为“枉死”。今人王树民先生认为“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来看，其本身自无民族思想斗争的性质可言。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一次争执的扩大，并夹杂一些偶然的因素。”“世人只从结局方面看待此案，于是将戴名世列具有反清思想的人，那样就看不到史实真相了。“C3]外，正因为“反清”说和“枉死”说的不同，在考证《古史诗械》的真伪问题上存在分歧。持“反清”说者认其为真，如许永璋先生，见前引。持“枉死”说者。认其为假，如王树民先生，认为是后之有反清思想的人假戴氏之名以传其诗而已。CU“反清”说确实证据不足，今人又有拔高化倾向。有失历史的态度。然“枉死”说只强调偶然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必然性的一面。本文拟就必然性方面作些新的探讨。

　　二、戴氏死于“狂士”个性

　　戴氏不仅死于康熙皇帝的张冠李戴的偶然之中，同时也死于必然。

　　首先，清王朝的统治者，作为异民族刚刚开始对中原的统治。曾道到汉民族百折不挠的反抗，康熙时，虽政局稳定，但心有余悸，小规模的反清斗争时有发生，故清政府对有关反清的思想言论尤为关注，并严加禁止，凡涉禁例，宁愿错杀一千，也绝不放掉一个。《南山集》一案正碰到康熙皇帝的这根敏感神经。赵申乔的参劫，虽无“大逆”悖逆”字样，但已导向这根敏感神经，或许这正是赵的用心处未可知，（s]后来，九卿奏议已是有意识地、明确无误地要拨动康熙皇帝的这根敏感神经。那么戴氏之死已成必然。

　　其次，更深层的必然性则在于戴氏的“狂士”个性。戴氏自己在《徐治孙遗稿序》中曾回忆当丙寅、丁卯间在太学时“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指徐治孙、方灵皋、刘言洁、戴名世等人—笔者注）为狂士。”赵申乔参幼奏文也称戴为“狂妄不谨之臣”、“狂诞之徒”。“狂”正是戴氏获罪的根源，正因其狂而遭朝中大臣、公卿的嫉恨，上下其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清史稿·戴名世传》“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一语可谓深中肯萦。从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来看，赵申乔一开始是以“狂妄”狂悖”之罪上奏章弹幼的，后来九卿复议，由“狂悖”一变为“悖逆”，虽一字之差，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逆”之罪显然是诸公责人罗织锻炼之语，那么诸公贵人为什么要罗织锻炼呢？答案只能是“忌嫉”。康熙皇帝一开始，也并不十分肯定“方学士”即方学诗，也曾质疑于廷臣“是非漏网之方学诗耶？”然“廷臣不能晓”一语颇耐人寻味，这是《南山集》书案的一大关键处。廷臣并非全是满人，“方学士”“方学诗”不分。再说，方光深等人的叛逆是当时一件大事，“廷臣不能晓”也说不过去。那么，“不能晓”也只能用嫉恨的阴暗心理来解释。

　　戴氏之死的必然性还表现在他的矛盾性格。他既有归隐山林，著书立说的愿望，又有关心现实，积极用世的理想；既有不同流俗，高风抗节的一面，又有对高官厚禄不无渴望的一面。他对科举制度以及科举制度下选拔人才的抨击不遗余力，但他在五十七岁高龄时，还是参加了进士考试，在殿试中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赵申乔参幼奏文云“身膺异数，叼列巍科”正谓此。《南山集》刊布十年后，赵方上奏章弹幼，正与戴氏高中“巍科”有关。今日之戴名世已非昨日之戴名世，昨日之戴名世的影响已经非同小可，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名满天下，成为文坛上受重视的人物，甚至能左右清议。那么高中“巍科”后，知名度、影响力都会更大，如果“狂士”个性依旧（恐怕改亦难），不能不对“诸公贵人”构成严重威胁。’‘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实在情理之中。

　　戴氏本人对自己的“困折”结局的必然性也不是没有认识。他在《倪生诗序》中说：“苟有毫发之不同世俗，则必受毫发之困折。以至不同于世俗者愈甚，则困折亦愈多。”据《戴文系年》，此诗序系戴氏五十四岁时所写，当是一生的经验总结。戴氏多次提到自己的“愤时疾俗”的个性，《送萧端木序》回忆年轻时在家乡做诸生“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后贡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毋道戴生名。（与刘大山书》云：“今年冬，有金陵门人欲镜仆古文于板，仆古文多愤时疾俗之作，不敢示人，恐以言语获罪……”精通《周易》的戴氏不为不知几，然终不幸而言中，岂偶然哉！

　　上列戴氏死于必然种种，归根结底还是“狂士”个性。不狂不会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会故意拨动皇帝的政治敏感神经，不狂也就不会使“诸公贵人加畏其口”而感到威胁。赵申乔也就不会在《南山集》刊布十年后，还上书弹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