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地方县衙权利有多大？能不能在京城捉人？

　　要说抓人，先从告状说起吧！

　　看戏时，剧情之中，凡是有越级告状的情景，很多时候，被拦截的官员，都会有一段台词，我记得烂熟，张口便来：

　　州有州官，县有县衙，哪里所管，哪里去告！

　　不过，这话说完之后，大多数情况下的剧情是，被拦截的官员，对案子还是照接不误。

　　既然会接案子，被拦截的员为什么还要这么说？

　　其实，这也是在向民众表明一个态度：管理是分层级的，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权限和职能；在下级管理层级中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在下级解决，不要动不动就想要越级处理；下级实在处理不了了，也要一级一级、层层递进，不能跳级、不可越级。

　　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实当中，越级上告的处理办法，大多是时候，又是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分发下去，进行处理。

　　这样说来，似乎越级上告就没有意义了。

　　其实不然，越级之后，下级管理机构处理起相关案件来，就会有压力，即使上级不说话、不参与，只要是上级机构分发下来的案件，下级机构的重视程度就不一样，处理过程也会更加谨慎。

　　说完上告分级管理之后，看看案件的分级执行。

　　案件的分级执行中，一个重要的执行环节就是人犯的抓捕。具体不说了，以具体案例来看。

　　比如说，发生在某县的案子，人犯逃到了同省的另外一县、逃到了外省的某地，或者逃到了京城等，某县能不能直接就去当地抓捕？

　　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和容易。

　　下面，来说一件清朝的案子，看看县衙到京城抓人是怎样的情景？能不能直接抓捕？这个过程中，又牵涉出了怎样的案子？

　　同时，也要想一想：

　　清朝真的就无法无天吗？

　　跨界抓捕，在清朝可以很随意吗？

　　清朝之后的时代之中，还有没有出现过跨界抓捕的情景，结果又是如何呢？

　　下面，就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来回答其中的部分疑问吧。

　　本案出自清人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中的《张文田》一节。

　　首先，需要说说人物的身份。

　　这人物，不是别人，正是笔记作者陈恒庆。

　　陈恒庆曾任清廷的巡城御史，负责京师中城的管理工作。

　　巡城御史为明代职官，清初亦沿袭，隶属于都察院，负责巡查京城内东、西、南、北、中五城的治安管理、审理诉讼、缉捕盗贼等事，并设有巡城御史公署，称“巡视东城察院”、“巡视西城察院”、“巡视南城察院”、“巡视北城察院”、“巡视中城察院”等。各城都设有兵马司，每司又分为二坊。

　　因为陈恒庆有此职务，所以，陈恒庆才有机会接触此案件，后来，还有此记载。

　　话说，当年，陈恒庆任清廷的巡城御史、巡视中城时，碰到一个案件。

　　案件的起因，是良乡县捕获了一名大盗，此人名叫马海。良乡县衙在审讯马海的过程中，马海供说，儒生张文田是自己的同伙。

　　马海的捕获地点是良乡县。

　　良乡县，其故城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村西一里，尚存遗址。明朝初期，良乡县隶属北平府；明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良乡县隶属顺天府。满清取得政权之后，良乡县的隶属，因袭明朝，未作变动。

　　马海被捕获，供出儒生张文田。而此时，张文田不在良乡县，他正好在京城。

　　张文田具体所在，是巡城御史陈恒庆分管的京师中城地界。

　　良乡县录了马海的口供之后，因为案件重大紧急，知县马上差遣衙役进京对张文田进行抓捕。

　　良乡县衙进京抓捕张文田的过程，不知是因为着急、疏忽、或者有意，总之，是有些瑕疵的。那就是，进京抓捕张文田的衙役没有携带关文。

　　所谓关文，就是古代官府间相互质询时所用的一种文书。到清朝时，关文的用途进一步扩大，凡府、厅、州、县正印官行文佐贰、佐杂，府、厅、州、县与两司首领相互行文，都要用关文。

　　良乡县的衙役跑到京师抓捕的时候，张文田正在京师中城的天桥上找人算卦。衙役问明张文田的身份、确定就是其人后，马上就收捕了他。衙役带了张文田，就要离开京师中城。

　　当时的五城巡兵，发现有良乡县的衙役在中城抓了人就要带走。他们不允许衙役这么做，不让他们随便把人带走。

　　原因是，衙役虽然也是在办理公事，但是，程序和手续不完备。良乡县没有关文照会城中，没有要求巡城官兵协同缉捕。这是不符合制度的、是违反规定的。

　　发生在京师中城地界上的事，最后，还是要中城的巡城御史来定夺。

　　陈恒庆得知此事之后，他让巡兵将张文田传至城中察院。

　　张文田到院之后，陈恒庆仔细看了看他。在陈恒庆的眼中，张文田就是一位文雅的儒士，看不出有歹人的做派和习气。

　　当然，人不可貌相。既然已经有良乡县的衙役追捕至京师中城，那么，案子还是要处理的。

　　陈恒庆安排，先将张广田安置在察院吏房之中。然后，又吩咐良相县衙役回县，并押送马海前来京师指认。

　　几天之后，良乡县的衙役押送马海到了京师中城的察院。

　　陈恒庆命令巡兵，先把把张文田带进五城看押房的众人之中，然后，安排带马海在众人之中指认哪一个是张广田。

　　马海进入看押房之后，一看，里面全都是人，他看了半天，也认不出哪一个是张广田。

　　于是，陈恒庆知道马海必然有诈，就讯问他道：

　　“你既然认不出张广田，就说明你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攀扯他入案、妄图害他呢？”

　　马海只能老实回答说：

　　“曾经和他有些仇怨！”

　　至此，案子已经全然清楚。

　　于是，陈恒庆命良乡县的衙役带马海会县处置，他当场释放了张文田。

　　如果不是五城巡兵不允许良乡县衙役在京师抓捕并带人回县，如果不是陈恒庆安排五城看押房的指认，想来，张文田的身家大概就无从保全了。

　　虽然只是单一案件，虽然只是孤证，但是，还是可以看出些门道来的。一切，并不会混乱的，而是有序的。

　　有人说，张广田一案的处理手法有点像《白绫记》。

　　那么，《白绫记》又是怎样呢？

　　查找资料，京剧有《审李七》，一名：《白绫记》。

　　著名大盗李七，与秀才王良狎妓时争风吃醋，积下嫌怨。后李七因抢劫皇纲银一案告破，被逮入狱。其时，该案的首盗逃逸未获，州官多次用刑，逼李七供出首盗姓名及避匿之地。李七受刑时，遂生陷害王良之心。他诬陷王良，将其攀扯入案。州官拘捕王良到案，王良喊冤，坚决不认。州官也怀疑王良不像是盗匪，于是，就命令王良扮作衙役，让李七当面质认，试探其中的虚实真伪。没想到，李七与王良虽在妓院之中的灯下见过一面，但是，他对王良的记忆并不清楚。所以，李七一时无法指认。但是，李七奸巧，他使用诡词激骂李七，暗中观察众人神情。王良自知不能隐匿，只得挺身而出，与李七辩质。谁知李七又伪称，说是当时分赃，还剩下一匹白绫，被王良拿去，作裹腿之用，并请李七当堂脱靴查验。州官令王良脱靴露腿，发现王良果然用白绫裹腿。至此，王良百口莫辩其冤。州官不加细察，以为证据确凿，遂动用大刑，勒逼王良招供认罪，完结案件。其实，李七与王良在院中哄闹时，王良曾飞腿去踢李七，因靴子脱落，露出裹腿白绫，被李七瞧见，所以，李七才能借以作赃证。

　　说这两个案子相似的人，还说：

　　两个案子结果不同，只是因为《白绫记》中的李七善骂，而本案中的马海不善骂罢了。

　　陈恒庆听到这样的评论后，有些感叹，他讽刺说：

　　“其实，骂不骂，都没有什么作用。以前的人，被人家骂，他会被激怒；现在的人，被人家骂，他当作是一种享受！今非昔比，人们对被骂的态度已经大相径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