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打虎”之后的危局：最高权力结构不稳固

　　同治皇帝，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1856年3月23日-1875年1月12日），清朝第十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八位皇帝，年号“同治”。

　　民国史学名家蒋廷黻先生在一篇题为《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的长文中曾这样分析英国入侵中国的原因：第一，经过工业革命，“在海外开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迫需要”；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对于以往的各种贸易限制，英国人“看为最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第三，作为彼时毫无疑问最强大的帝国，“为维持及发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经营亚洲其他地区的必要”。

　　说白了，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资本主义产能过剩与自需饱和，其发展战略必然转向亚太地区，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东移”的过程。恰如《白银资本》作者贡德·费兰克所讲：“在统一的全球经济和体系中，‘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肯定是互相联系的。”

　　于此中西对比的大背景下，国力衰退且饱受内乱的清政府自不是列强的对手。内忧未息，外患踵至，“两害相权取其轻”，咸丰帝只得选择与英法签订城下之盟。那么问题就来了，该如何扭转颓势？唯有改革。故洋务新政大势所趋，不得不行。

　　然而，改革绝非包治百病的良药，尤其是在各种关系尚未捋顺的前提下，洋务新政的前五年，便是此番光景。

　　渊源：排挤“大股东”的中央集权

　　学界通常将洋务新政启动的时间定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是年成立，标志着改革指挥机构的出现。而恰恰这一年，清廷最高层权力格局出现了严重错位。

　　若要讲清楚如何“错位”，尚需对有清一朝的最高权力架构演变稍作交代。首先，笔者打一个或许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清廷的中央领导体制，类似于私人家族股份制企业管理模式。在这个庞大的公司中，就权力的分配而言，帝王控股，皇族是大股东，八旗满人是小股东，汉族官员属于管理层。一言以蔽之，这是董事会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结合。不过此模式的形成，亦是几经更迭。开国之际，清廷的中央决策方式乃“八王议政”。所谓“八王议政”，即满族最嫡系的皇亲贵胄一起商议军国大事，推举皇位继承人。作为国君，皇帝尚无独断专行的传位权力，故指定皇位接班人也须经过会议选举协商方能推举而出。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处在奴隶制晚期的贵族军事民主制。随着由偏居关外到一统江山的转变，“八王议政”的弊端逐渐显露。首先，在具体政务决策上，贵族集团各执己见，掣肘太多，容易导致扯皮，效率低下；更为致命的是，各位议政王都是大股东，一旦其利益或政见与皇帝发生激烈冲突，如果几人联合，就会掌握最高权力的控股权，引发政局动荡，甚至是威胁到在位帝王的统治。权力的过度制衡不利于专制时代的皇帝掌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加强集权刻不容缓。

　　为削弱“八王议政”，掌握绝对股权，康熙、雍正父子可谓前仆后继，费尽心机。先是康熙利用乾清宫西南的南书房，“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入值臣僚除陪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外，还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故它完全是由康熙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权力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权势日崇”。较之其父，亲历夺嫡之事的“四爷”雍正，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设立了军机处这个升级版的权力机构。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为确保军政机密不外泄，雍正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军机处奉命经办一切重大军政事务，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政治中枢。况且军机大臣无专职，亦无定员。军机处不设官署，除了奉命办事之外，自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即“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自军机处设立始，雍正将本是大股东身份的皇族成员一律排除于权力中心，清廷中央便形成皇帝一人掌握绝大多数股份，只允许小股东、职业经理人管理国家的体制。从此清代皇帝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专制集权。康乾百年朝局稳定的出现，与此中央权力构架密不可分。

　　“错位”：最高层权力结构不稳固

　　不过到咸丰朝，这种权力架构开始出现松动。登基后第三年，咸丰就打破祖制，允许大股东之一的六弟恭王入值军机处。虽然恭王甚堪重任，朝局气象一新，但咸丰担心其坐大成势，威胁自己的控股权，于是一年半后即解除六弟一切职务。不过七载之后，咸丰北逃热河，身患重疾，实际大权旁落于以肃顺、端华、载垣等为首的“八人帮”手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端、载二人俱为铁帽子王，久被闲置的大股东们再度染指最高权力。按照《剑桥晚清中国史》的推测，肃顺诸人虽“赞襄一切政务”，但由于事出突然，尚无先例，他们“所受的权力既不能被解释为顺治帝未成年时多尔衮的那种摄政，也不能说成是康熙帝未成年时鳌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辅政”。可以想见，“八人帮”“在怎样抬高他们的作用这一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肃顺在他们之中最为机敏，但又是地位较低的宗人，绝没有资格当摄政”。悖论即在于，原本最有潜质成为摄政之人的肃顺，却偏偏不是大股东，而端、载二人又难堪此任。

　　当然咸丰并没有病糊涂，于弥留之际，他一面任命八人为顾命大臣，一面又将“御赏”和“同道堂”两枚随身私章赐予慈安与同治皇帝，二人可凭印章对决策实行否决权。也就是说，顾命大臣若想合法使用代替“朱批”的玉玺来颁布上谕，必须求助于两宫太后。咸丰的理想设计，大概是希望双方通力协作，以保证政事的顺畅进行，同时这貌似亦是能确保同治小皇帝平安接班的唯一途径。因此当时朝政的运作形式，既非“八人帮”一家独大，也非两宫垂帘独裁，而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暂时制衡。显而易见，对于本已宿怨颇深的双方而言，这种最高权力由两家分摊的局面无法长久，结果矛盾趋于升级，最终导致两宫联手恭王，打掉“大老虎”肃顺等人，开启了幼帝双后、叔嫂共治的洋务新政时代。

　　奈何此阶段清廷的最高权力架构依旧错位，甚或是一错再错。

　　平情而论，“打虎”之后所形成的权力格局，既偶然，又必然。1861年12月25日，帝师翁同龢来到养心殿，平生首度见识了“垂帘听政”的阵势：“两宫皇太后垂帘，用纱屏八扇，黄色。皇上在帘前御榻坐，恭邸立于左，醇邸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签，恭邸接呈案上。”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翁“仰瞻阙廷，俯览禁闼，不自知其悲来横集也”。此中情绪，或与御座后面那扇几乎透明的令人生畏的黄色屏风有关。垂帘听政自古有之，太后临时代理国家政事。不过历数前朝垂帘往事，教训总大于经验。垂帘听政极易造成两种结果：后弱，则重臣操权，如南宋杨、谢两位太后；后强，则皇权旁落，西汉吕后及唐代武则天便是典型。熟谙古史的翁同龢，恐怕胸中未尝无此担忧。毕竟先帝暴卒，幼帝冲龄，在如此偶然的情形下，两宫可谓骤然崛起。但她们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搞垮肃顺等人，替同治执掌中央控股权，又绝非泛泛之辈。

　　况且更为复杂的是，权力架构中又平添了叔嫂共治的新剧情。肃党“崩塌式倒台”的最大赢家非恭王莫属，新一届军机处班子皆是其亲信，改革派暂居优势。因打虎有功，恭王遂集万千恩宠于一身。两宫先是打破祖制，封其为议政王。又任命其出任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时隔一周，两宫又以幼帝名义，赐给恭王世袭罔替“亲王”爵位，亦是违背常例之举。两宫如此重赏恭王，本意无非望其感谢天恩，忠心辅佐小皇帝。然而这却恰恰使得本已错位的权力格局愈发倒置。须知，作为一国之君，同治皇帝控股名正言顺，太后垂帘即意味着两位本无资格染指股份的妇人却替小皇帝暂代控股大权，而权势煊赫的恭王作为大股东，其距离御座实际仅一步之遥，难保无丝毫非分之念。说穿了，彼时的情形是：该控股的人没有控股，不该控股的人却控股，想控股且有能力控股的人看到了控股的希望。于是此等犬牙交错的态势，注定了叔嫂之间必须经过一场激烈的“排位赛”，来最终确立各自在最高权力结构中的序列与地位。因而发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天的“罢黜恭亲王”事件，标志着慈禧最终将控股权牢牢攥在手心。以往世人多把此事件归因于慈禧强烈的权力欲望，似略显偏颇，若制度设计上不出现最高权力格局的严重错位，西太后亦无法借此漏洞揽权。故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不稳固的权力构架发展的必然结果。

　　只是，慈禧此种稍带情绪化的打压恭王的手法，将东宫慈安推到了恭王一边。硝烟尚难散尽，政争远未结束。

　　“远忧”：改革缺乏顶层设计

　　蒋廷黻曾用“三种教训”的说法来概括洋务新政启动的缘由。第一，恭王及其改革派人士“确切地认识到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第二，他们“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交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原来“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故恭王诸人决心“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新政就此推行开来。

　　蒋氏的观点大体不差。既然学习西方，无基础，乏成例，起初必定异常生疏，故改革就脱不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特殊路径。然改革的终极目标应是顺利过河，而不是循环往复地埋头在河里摸石头。故改革亟切需要拿出顶层设计，从而追根溯源，系统谋划，在最高层次上寻求政治的解决之道。诚然，囿于改革初期经验不足及“督抚洋务体制”的束缚，清廷中央推进新政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尚可理解，但直至改革尾声阶段，中央依旧未拿出自上而下体现新政远景目标的顶层设计方案。综观近四十年之洋务新政，所依据的纲领性文件，居然是咸丰十年（1861年）恭王等大臣上奏的《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面对如此走一步看一步、不知何处是尽头的改革，难怪蒋廷黻要慨叹：“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此等“远忧”，彼时无论朝堂之上的恭王们，还是抚绥边疆的曾国藩们，都未曾察觉，之后改革面临的困境甚至死局，多源于此。

　　“暗战”：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互搏”

　　英国著名作家布兰德与白克浩斯在其合著的《政治强人慈禧》一书中，将慈禧听政年代分为三期，第一期（1861~1873年）是其“实验性的统治期，其间她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而避免锋芒毕露”。听政之初的低调，一来在于她意识到自古女性统治者在中国常常不得人心，二来在于她对诸多执政常规与程序尚缺乏了解，只能依赖恭王辅佐，避免陷入迷宫般的政务当中。故“她宁愿让铁拳藏在天鹅绒手套里，除非受到公开的挑战”。也正因垂帘初期的谨慎与小心，慈禧一度赢得官民之赞誉。

　　既然是“铁拳”，便不单单可打出刚劲十足的“降龙十八掌”，亦可施展以柔克刚的“太极功”。新政肇始，两宫便大张旗鼓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建，提倡程朱理学。因为两宫知道，先天执政能力的不足，使她们注定无法在洋务方面占据领导地位，故唯有开拓理论阵地，笼络儒学名臣，方能与恭王一争高下。也正是秉此方针，精研与宣传理学成为官员升迁的终南捷径，几年内倭仁、吴廷栋、李棠阶、李鸿藻、翁同龢、徐桐、张之洞、潘祖荫等一批理学官僚纷纷进入中枢，充当两宫与恭王对峙的阵前先锋。所以《剑桥晚清中国史》著者认为“宋代的理学继续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为抗衡实用主义的恭亲王力量的手段，另一个原因是用它来延续国家与文化的实质，这种实质正是清朝统治阶级领导成就的标志”。

　　抛开理学官僚积极参与两宫同恭王政治博弈的方面不谈，他们凭借自身在士林的号召力，集聚当时全国抵制洋务新政的舆论力量，如同磐石一般阻碍着改革的前行。新政每向前推进一步，总有相反的声音出来搅局。由于改革派一直没有制定长远的顶层设计，且疏于改革理论的建构与宣传，因而常处于被动挨骂、疲于招架的守势。可以说，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理论建设方面的欠缺是原因之一。贯穿洋务新政期间的一个奇特景象便是但凡中央有新的举措公布，马上枢廷之内便会有相异甚至相左的意见涌现，改革力量必须花费大量精力与成本和保守势力展开辩论甚至是桌子底下的妥协与交易，方能将改革推进下去。理念探讨裹挟着利益纠葛，新旧之争隐藏有派系冲突，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存在“左右互搏”式的暗战，此或许也是改革必须经历的阵痛。

　　综观洋务新政前五年，最高权力格局上的不稳固、改革顶层设计的缺失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之争，都预示着其之后的进展充满着各种未知的变数。应当说，改革与政争的双重变奏乃此阶段的主旋律，执政者对权力的觊觎使得整首歌剧跌宕起伏。

　　于文末，笔者不禁感慨：但凡权力灌溉到的地方，那里的土壤最为肥沃，也最容易滋生腐败，变得肮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