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的北方茶叶之路：将茶叶远销契丹和西域

　　唐末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开创者钱镠（852—932），杭州临安人，建都杭州，占地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其范围包括今天浙江省11个市，以及江苏省的扬州、苏州，还有福建省的福州。历三代五王，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其基本国策：经济上鼓励农耕，兴修水利，筑捍海塘，治理湖浦，奠定了浙江粮仓——杭嘉湖平原的坚实基础，江南一带农商经济由此有较大发展。“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苏轼：《表忠观记》。政治上采取“善事中国”的保境安民政策，维护两浙安宁，“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苏轼：《表忠观记》。悠悠千古，独此一家！故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钱镠善事中原的国策给予高度评介：“钱镠所立家训，乃至临终遗嘱，念念不忘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大事之礼。”自北宋至清，历代政权均一致肯定钱镠的历史贡献。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有美堂记》对钱镠的评价很有代表性：“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吴越国对于茶叶之路的开辟至关重要。最突出的是，它和北部大草原的契丹蒙古人的商业往来，促成了洲际的交流系统——吴越国首先开辟亚欧茶叶之路。

　　一、以茶贡奉善事中原

　　吴越国首开北方茶叶之路|茶，为“南方之嘉木”。吴越地区一向产茶，唐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就说，浙西之茶“以湖州上，常州次”。至五代时，吴越产茶区迅速扩大，湖州、杭州、睦州、苏州、越州、明州、婺州、台州等八州均有相当产量。名茶有长兴县顾渚山的紫笋茶，天目山与杭州天竺、灵隐的绿茶，睦州鸠坑的团茶，越州余姚县瀑布岭出产的仙茗茶，婺州的东白茶等。唐时，苏州的茶叶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比不上湖州与常州的茶叶；而在五代吴越时期，苏州茶的品质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太湖洞庭山的茶叶也成了贡品。

　　杭州是吴越国都，盛产茶。淳安、临安等地在五代时所产的大方茶已为名茶，成为进奉中原政府的贡品。《旧五代史·梁史》卷六：乾化元年（911）十二月，“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可见大方茶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形成规模生产，而且产量相当可观。此外，《吴越史事编年》《十国春秋》记录吴越国对北方中原政府的贡茶情况，证实当时吴越国的茶事状况：吴越宝正三年（928）八月，吴越王钱镠派袁韬向后唐进贡白银5000两、茶2.7万斤。吴越宝正四年（929）八月，钱镠进茶2.7万斤。天福二年（937），钱元瓘进贡后晋茶器，又进茶5万斤。天福三年（938）十月，钱元瓘进谢后晋，贡品包括大茶、脑源茶2.4万斤。天福七年（942），进贡茶2.5万斤。开运三年（946）十月，钱弘佐向后晋进贡脑源茶3.4万斤。乾祐三年（950）十一月，钱弘俶向后晋进贡茶3.5万斤。开宝九年（976），钱弘俶进贺银织、乳香、吴绫、绵、钱茶、犀象、香药皆亿万计。这样不间断地进贡，在整个吴越国时期未曾中断，而每次动辄数万斤的贡茶运往北方，可测算当时吴越国茶叶生产量的庞大。

　　《册府元龟》卷四八四《经费》载：五代十国（907—960）时，南北茶叶贸易持续不断。吴越王钱镠多次向华北政权进贡茶叶，并“差使押茶货往青州（今山东境内），回变供军布衫段送纳”。这是吴越官方以茶叶换取军需布衫的变相贸易。

　　五代吴越积极发展茶叶生产，特别是在低丘缓坡地大量种植，茶叶产量逐年提高，制作也日渐考究，除了大量生产用于与北方贸易的茶叶外，还研制了精制的脑源茶，主要用于向中原政府贡奉。“贡茶”的生产，反过来大大促进了茶叶研制，许多“名茶”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五代吴越仅先后向中原政府贡奉的茶叶就达60余万斤，而用于与北方贸易的茶叶，数量自然要多得多。

　　二、结交契丹开启茶路

　　吴越国对于茶叶之路的开辟做出历史性的贡献，除始终如一以茶贡奉中原政府外，最突出的是，它和北部大草原的契丹蒙古人的商业往来促成了洲际交流系统的形成。

　　契丹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北方草原强族，从4世纪始兴至13世纪初西辽灭亡为止，共存在近千年。自北魏起，契丹族就开始在辽河上游一带活动，至唐末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907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中国北方达200余年，1125年为金所灭后，余部建立西辽王国，又延续了93年。终辽一世，统治中心始终在赤峰地区。辽国疆域是宋王朝的两倍：东临北海、东海、黄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迄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沟河及今甘肃北界。由于契丹名声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辽先与北宋交战，“澶渊之盟”（澶渊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地名）后，双方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辽末，女真族起事，辽帝国迅速走向衰落，1125年为金所灭。

　　吴越国是南方最早与契丹政府接触的国家。由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五代政权，所以吴越国与契丹之间的交往也是受五代政权与契丹之间政治关系的制约。整个五代，中原王朝与契丹之间一直和战不断，而以朱梁统治时期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吴越以尊奉中原政权为国策，在与契丹的关系上自然也是唯中原政权马首是瞻，后唐时双方互相敌对，吴越国与契丹的关系便跟着疏远。综观十国，只有吴越一国由于始终与中原政权保持着臣属关系，中原政权允许其过境与北方的契丹进行贸易，所以相对于其他各国，吴越获得畜产品要容易得多。

　　《辽史》记载契丹与吴越交往频繁，两国除礼节性拜访、互通情报外，主要还是经贸往来。两国的使团，实际上就是贸易代表团。两国政府之间称“贡赐贸易”，民间则为“易货贸易”。早期双方主要是交易绢马，后逐渐转向交易茶马。贸易额规模很大，估计每年马匹当在万匹以上；茶叶，以中档茶计，就达数万斤。两国贸易也可以通过海路，所以吴越国被契丹列为航海输贡国。由于双方交往吴越所输贡品均为北方稀缺物品，契丹的回赐丰厚，吴越在经济上也很划算。

　　据艾梅霞《茶叶之路》述：后梁乾化五年（915），吴越开国君王钱镠派遣商人使者进入北部大草原契丹，开创两国之间第一次商业接触，促成货物商业往来。后梁乾化五年至后晋天福八年（943）间，吴越与契丹之间共有17次互访，而茶叶在双方外交关系中发挥了直接作用。11世纪早期，吴越与契丹君主之间签订茶叶贸易协议，契丹首先把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为后来的茶叶之路通往俄罗斯转运欧洲奠定了基础。吴越地区几乎垄断了茶叶商品交易，临安天目山茶区是当时茶叶生产与贸易的货源地之一。

　　南方的茶叶，沟通了两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吴越国和北方的契丹民族，构成了1000年前的国际茶叶贸易的两端，是吴越国首先开创了北方这条茶叶之路。

　　1004年，北宋与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北宋以茶为贡币支付给契丹。根据“澶渊之盟”，北宋同意开放北部边界的五个永久贸易点。契丹王国则相应地开放三个贸易市场。茶叶、丝绸、瓷器和谷物属于官方垄断商品，茶叶则必须从有政府执照的吴越商人那里购买。由于拥有有利可图的执照，再加上地理和运输优势，吴越国商人与契丹国统治者一直保持着贸易往来，并不断加强，政府官员也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红利。

　　978年，吴越王国第五个统治者钱弘俶“纳土归宋”，吴越王国融入更为广义的、重新统一了的中国，可是，吴越地区通过发放（或买卖）执照，一直保持对盐和茶叶关键商品的垄断经营。这样一个良好的运作体系，使得吴越地区至今仍保持着中国主要的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

　　三、北方茶路功利千秋

　　吴越国与契丹商品贸易主要有如下特点。

　　首先，南北方的贸易从唐代的以粮食、绢布为大宗贸易商品转变为以茶马为大宗贸易商品，即北方主要向南方输出羊马等畜产品，而南方主要向北方输出茶叶。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五代十国时期茶产地与茶产量均比唐代有了较大幅度的拓展与提高，饮茶风习普及，促使茶叶消费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杜文玉、周加胜《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特点及其局限性》对此历史时期的茶叶经济情况梳理得非常清晰：以茶产地为例，唐代产茶州为43个，而五代十国时期已经增加到61个州府。北宋统一全国后茶叶总数为6085万斤，大体相当于宋初全国的茶叶总产量。由于此时北宋建国不久，故这些数据实际上反映的是五代十国时期茶叶生产发展的情况。再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的宋初各地茶叶官价，可以推算出宋初每年茶叶总价约为1600余万贯，比唐代增加了一倍。当然这种推算只能得出一个大略的参考数据，并不十分精确。

　　早在唐代，一些民族就已流行饮茶，只是多限于社会上层，故所需茶货数额有限。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饮茶风习逐渐由上层向全社会普及，遂使所需茶货数额有了较大的增长。

　　其次，对外贸易商品的变化。在五代十国时期，海外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珍宝、药材、象牙等质轻价重的商品，这一点与唐代相比并无大的变化，所不同的是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输入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对外输出的商品种类，除了传统的丝绸外，茶叶、陶瓷以及铜铁制品等都成了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如湖州所产的团饼茶，据宋《膳夫经》手录：“自潇湘而达于五岭，皆仰给焉，虽远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及广西南部的一部分土地）之人，亦常食之。”说明中国茶叶已输出到东南亚一带。通过温州、泉州、杭州等港输出到朝鲜、日本的茶叶也为数不少。

　　吴越国首开北方茶叶之路的意义重大。虽然唐时中国茶叶已传至日本等国，但仅是作为礼品赠送，或输出茶籽，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贸易。而吴越国是中国南部第一个和契丹建立正式贸易关系的独立国家，茶叶对双方的外交关系起着直接作用。正是由于吴越和契丹之间频繁而又规模巨大的茶叶贸易，双方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进步，也为后来的中国茶叶往北走向蒙古和俄罗斯，为开辟亚欧茶叶之路，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10世纪时，俄罗斯尚处于基辅罗斯（862—1240）时期。这个时期，操蒙古语的契丹人首先把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契丹人是突厥—蒙古草原上茶叶贸易的关键人物。至17世纪，中俄之间展开了频繁的茶叶贸易，史称“草原茶叶之路”，始于福建武夷山，止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线路为：武夷山、铅山、九江、崇阳、咸宁、汉口、樊城、社旗、洛阳、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杀虎口、呼和浩特，经蒙古至俄罗斯的恰克图，往西至伊尔库茨克、乌拉尔、秋明、莫斯科、圣彼得堡。正是吴越国和契丹，为今之中国往北、往西的“一带一路”首开先声。

　　契丹人不仅对吴越贸易有兴趣，而且想从吴越那里得到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商品。吴越国则对和契丹王国及朝鲜贸易都有兴趣。于是两国间的贸易协定把南北的经济体系联结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吴越国与契丹之间的茶叶商贸发展，直接沟通了契丹文明与吴越文明，吴越的先进文化促进了北方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当13世纪马可·波罗到达杭州的时候，他宣称：杭州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为精致和高贵的城市，而这些都应归于茶叶贸易等给杭州带来的繁荣。

　　千余年前，茶叶已成为中国一大经济产业，给中国，尤其是给东部沿海的吴越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正是发端于临安的吴越国，为中国茶叶首开北方茶叶之路进而开拓了亚欧国际贸易之路；正是发端于临安的吴越国，为“茶为国饮、杭为茶都”的成型积蓄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并推动宋代登上中华茶文化的高峰；也正是发端于临安的吴越国，孕育了一批世界上最有开创意识的商业群落，为当时乃至以后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注入了长盛不衰的活力，功利千秋，福泽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