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省是哪里？怎么出现的又是怎么消失的？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撤销西康省，其辖地分别并入四川省和当时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自此，责任重大且命途多舛的西康省终于完成使命，安然沉入历史。

　　西康省如何责任重大？怎样命途多舛？简言之，这个在清末岁月孕育成型，在民国时代艰难求生，在共和国的怀抱中安详逝去的省级行政区划的历史，浓缩着整个中国近代所遭遇过的屈辱与无奈，及其所激发出的不甘与奋进。

　　《辛丑条约》之后，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将“新政”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推动一系列前卫激进的改革措施，在全国各地落实。边疆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新政的一部分。

　　公元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驻节川藏大道重镇巴塘，开始在此筹办边务。政治上的改弦更张严重影响了当地土司僧侣的利益，文化上的移风易俗也伤害了当地各族民众的情感。因此，土司僧侣积极挑唆各族民众对抗，1905年二月二十八日，巴塘突发暴动，凤全遇袭身死。

　　驻藏大臣竟然遇戕，案情严重非常，清廷令四川政府复仇平乱。四川提督马维骐、建昌道赵尔丰即刻提兵西进，于当年七月攻克巴塘，八月了事。事后，马维骐东归，赵尔丰留守。

　　巴塘事变的处理过程中，四川政府方面意识到“川边”，即川藏大道所途经的横断山脉雅安、甘孜、昌都一带地方的事关重大，已不再只是附属于治理西藏这个大范畴之下的小项目。内忧外患之下的川边问题已经相对独立，且更加复杂。

　　清廷于1906年七月同意四川总督锡良的建议，设立临时性的“川滇边务大臣”职务，由赵尔丰担任，管理广袤的“川边”大地。“川边”这个名词非常笼统，到底哪些地方属于“川边”？清政府语焉不详。雄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赵尔丰需要用实际行动去定义“川边”。

　　出于利用藏传佛教笼络蒙古诸部的考虑，清王朝对川边藏族地区的政策颇为宽大，历次改土归流都没有涉及这一地区，以至于直到二十世纪初，这里依然土司林立，各自称雄。不论是东边的成都，还是西边的拉萨，对这里的遥控都时灵时不灵。土司们是否在某一个时刻听从某一方面的招呼，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当时的心情如何。

　　赵尔丰决定终结这种怪异局面。上任之后，他立即从康定出发西征，先后平定理塘、乡城、稻城，直至金沙江西岸的盐井等处，铲除了这些地方的土司，历史上第一次将内地的地方政府架构移植了过来。在川藏南线，赵尔丰为“川边”这个行政区，打出了立足之地。

　　而后，赵尔丰再接再厉，平定了川藏北线上的霸主、有着“天德格、地德格”威名的德格土司，将如今整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十五万平方公里土地尽收囊中。

　　公元1909年，宣统元年，在西藏推行新政的驻藏大臣联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和。四川政府派兵入藏支援，令赵尔丰护送川军西行。赵氏趁机以武力将川边界址全面西拓，把如今西藏昌都市全境以及林芝、那曲地区东部收归川边。至此，川边地界已达工布江达县的太昭镇，距离拉萨不过两百五十公里。

　　在任川边大臣期间，赵尔丰软硬兼施，武力铲除阻碍的同时，也在川边大力发展富国强兵的经济事业和移风易俗的文化事业。到宣统年间，赵尔丰自信地拿着自己在川边的成绩单，请求清政府将川边升格为省。

　　赵尔丰的理由是充分的，川边地区外保西藏，内卫川滇，又兼地域辽阔，不设立行省无以治理。但清王朝否决了他的建议，理由是：藏卫改省之议，牵涉外交，既难举办。

　　这个“外交”指的是觊觎西藏已久的英国人，清王朝担心在藏区设立行省会引起英国的不满。赵尔丰却认为这纯属杞人忧天，他在川边施政数载，以手段刚猛著称，多有骇人听闻之举，却从来没有哪个英国人胆敢对他说三道四。这说明只要态度坚决，并且拥有武力后盾，即使是张牙舞爪的英国人，也只能赔上笑脸而已。

　　公元1911年，宣统三年三月，赵尔丰再次上书朝廷，指出：康藏为国领土，措置在我，尤非开疆拓土，外人万难干预……势必建立行省，不足以为控制，而为藏援。以形势论，西藏亦当建立行省，提前经营，以杜外患，未雨绸缪，未见晚也。如边藏建省，连贯一致，共筹边圉，俾使国防负责有人，随时预防，以备不虞。

　　然而，不久后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奉命镇压当地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爆发后，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设计诱捕赵尔丰，将其斩首于成都明远楼。清王朝最后的将星就此陨落，他留下的川边事业今后何去何从？

　　公元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中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话说来简单，要想落实下来，却是万般艰难。仓促立国的民国，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谋略，只能暂且宣称：所有蒙藏回疆应办事宜，均各仍照向例办理。

　　西藏地方政府不愿再“照向例办理”了。在英国的挑唆下，十三世达赖喇嘛策动藏区各地暴动，复辟川边各地土司，他们又配合东进的藏军占据了昌都、乡城、稻城理塘等川边辖境，是为民国年间的第一次康藏纠纷。

　　危急时刻，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向北京袁世凯政府求援，袁世凯给了尹昌衡一个征藏总司令的空头名号，示意四川方面自行解决问题。1912年6月，尹昌衡率川军西征，9月3日攻克理塘，16日进抵昌都，即将克复川边全境。

　　这时候，英国人坐不住了，照会袁世凯不得“干涉”西藏内政，不得将西藏改为行省，不得派军队驻扎西藏，否则英国将不承认中华民国，且“当以实力助藏独立”。

　　袁世凯赶紧命令尹昌衡勒马，停止进军，并派代表与英国交涉。1913年10月，中英双方就西藏问题在印度西姆拉举行会议。11月，尹昌衡去职，离开川边。1914年7月，英国一手炮制《西姆拉条约》，将整个青藏高原划出中国版图。中方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以示抗议。但这毕竟不过是一种徒具形式的虚弱抗议。

　　为了实践《西姆拉条约》，英国卖给了西藏地方政府5000条来复枪和50万发子弹，将藏军扩充为一支人数过万的英式装备劲旅，并授意他们积极地向留守川边的边军找茬。

　　1917年7月，这个茬子终于被藏军给找到了。驻防类乌齐的边军逮捕了两个越界的藏军，将其解往昌都斩首示众。藏族群众对此怒不可遏，昌都形势危如累卵，蓄谋已久藏军趁机以复仇为名，兵分几路大举进攻川边。1918年4月，昌都失守，藏军随即东渡金沙江，连克德格、石渠、白玉各县。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率兵抵御，将战线勉强维持在雅砻江一线。史称“第二次康藏纠纷”。

　　英国人再次伪装成和事佬，前来“调停”。而当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向北洋政府提出要求时，北洋政府却对爆发已久川边战事一无所知，1918年2月才拍电报给四川询问来龙去脉。英国人见状，懒得跟北洋政府多说，直接派人去前线与交战双方直接联络。

　　1918年8月，在英国人台克满的“斡旋”下，川边与西藏达成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停战一年，停战期间大致上以雅砻江为界，西藏界址得以东拓，而川边则失去一半辖区。

　　停战一年期间，中英川藏各方就西藏界址问题交相博弈，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要实践《西姆拉条约》，狮子大开口地要求扩大西藏的界限范围。

　　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则指出：川边是川边，西藏是西藏，不应混淆不清。川边是赵尔丰办理边务时改土归流之地，各土司但有抗命者，悉用兵征服之，所有版图均取之于边，非取之于藏，因此川边地区不能有所割让。边藏界线应以一九一零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与驻藏大臣联豫勘定的为准，即西以江达（今西藏工布江达县），西南以雅鲁藏布江为限。

　　北洋政府管不得川边，更管不得英国，只能在两者之间充当传声筒和和事佬的角色。若不是一年后停战期满，川滇甘青各省军阀为防止藏军再侵，约定联合防御；外加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的改革措施触发西藏内乱，致使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九世班禅出走内地；英国也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耗，无力前来搅局。北洋政府很有可能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青藏高原给弄丢。

　　即便北洋政府这般无能，1918年的激战之后，只剩下半截的川边依然有能力与西藏维持长达十二年时间的冷和平，足以说明赵尔丰留下这笔遗产的厚重。

　　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同年6月，四川本土新军阀，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当时手握大半个四川的刘文辉击败北洋政府任命的川边镇守使刘成勋，名义上代表南京国民政府接掌川边。6park。com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驱逐张氏父子，入主北京，统一全国的胜利在望之际，蒋介石开始在全国部署未来的统治。8月，藏族国民党员格桑泽仁以及九世班禅代表宫敦扎西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川边建省，蒋介石兴冲冲地于9月7日发布建省令，在原川边辖区建立西康省。

　　西康建省，蒋介石都没跟地头蛇刘文辉商量一下。当时，志在统一四川，制霸西南，进而逐鹿中原的刘文辉，对此事并不感兴趣，蒋介石的建省令遂成一纸空文，根本没有落实。

　　1930年6月，甘孜县白利乡亚拉寺内部发生财产纠纷，隔壁的大金寺武装介入，攻占白利，西康军队出面维持秩序，又将大金寺武僧逐出白利。不料，雅砻江西岸的西藏军队却突然出动介入争端，站在大金寺一边，与西康军队作战。8月16日，出走内地的九世班禅忽然就这一事件发声，提醒国民政府可以以此事件为契机，绕过刘文辉，将触角伸进西康。而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眼见班禅发声，害怕他趁机返回西藏，威胁自己的统治，也站出来力挺大金寺，要求西康方面尽快撤兵。

　　本来挺没意思的一件小事，却因为康藏双方军队和班禅、达赖的先后介入，变得有意思起来。而近在成都的刘文辉却没品出味道，又兼此刻他正和侄儿刘湘争夺四川盆地，无暇西顾，对此事无所作为。倒是远在南京的蒋介石率先行动起来。

　　1931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派代表唐柯三前来调查康藏纠纷，等他紧赶慢赶地在五个月后抵达西康时，藏军已经突破防守，攻占川藏北路各县，这使得刘文辉也坐不住了，对西康事态开始重视起来。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吸引了蒋介石全部的注意力，对于西康事态，国民政府不得不表示：西藏东北外患正亟，西陲边务宜和缓处理。西藏方面趁机要价，要求将冲突中所新占据的西康辖区正式划归。刘文辉冷眼旁观，并不给唐柯三任何支援。进退失据的唐柯三只得于1931年11月与西藏地方政府订立协议，基本接受了对方的苛刻条件。

　　眼见唐柯三这只南京来的盐水鸭快被自己煮熟了，刘文辉此刻闹将起来，以一个爱国义士的姿态，攀上道德制高点，大骂国民政府丧权辱国。灰头土脸的蒋介石只好抽身离开，把康藏纠纷的处理权交还给了刘文辉。

　　1932年7月，刘文辉出动大军三路猛攻藏军，以横扫之势又把藏军赶出甘孜，兵锋直指已经失守多年的昌都。在西康受了窝囊气的蒋介石不愿看到刘文辉坐大，于9月致电刘文辉，要求其停止进军。

　　10月1日，刘文辉与侄儿刘湘的争川决战爆发，无力再在西康多事，也就给了蒋介石一个顺水人情。1933年4月，康藏双方议和，暂以金沙江为界。比起第二次康藏纠纷时以雅砻江为界，这次算是西康方面赢了。

　　1933年8月，刘湘攻克成都，刘文辉退守雅安，一度陷入绝境。在刘家亲属们的调解下，刘湘决定手下留情，表态说：我还是让他保留部分军队，以待西康建省，由他任省主席。

　　确如刘湘所说，刘文辉现在只剩下西康地盘了，曾经对于西康建省毫无兴趣的他，现在却开始对这件事积极起来。1934年3月，刘文辉正儿八经地上书国民政府：若西康不实行建省，一则名义不正，不便负荷责任。二则疆界不定，不便设施计划。三则组织不完，不能推动事业。故非从早实行建省不可。

　　蒋介石一边顺着刘文辉的意思推动西康建省，一边派遣格桑泽仁与亲南京的诺那活佛进入西康为自己活动。刘文辉见招拆招，把这些人挨个解决，事情做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在公开的层面上没有影响到西康建省的进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这场暗战，从此倚重刘文辉治理西康。

　　1935年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终于在雅安成立，刘文辉自任委员长。抗战爆发后，四川战略地位凸显，刘湘出川抗战病死于武汉，蒋介石意欲趁机掌握四川，便要加强与刘文辉的合作。为笼络刘文辉，1938年8月，行政院通过决议四川与西康两省的划界协议，将今天的雅安市、凉山彝族自治州全境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部分划归西康。1939年元旦，西康省正式建立，省会定为康定，省主席刘文辉。自辛亥革命以来，曾经的川边、如今的西康终于得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开始履行外保西藏、内卫川滇的历史使命。

　　安定的西康省作为盟国援华物资进入的交通要道，对抗战的最后胜利贡献卓越。蒋介石曾经正告西藏代表阿旺坚赞：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机飞藏轰炸！因为有西康所属西昌机场的存在，阿旺坚赞心知蒋介石所言不虚。

　　而在对外方面，深陷二战泥潭的英国也依然贼心不死，屡次在藏南地区偷鸡摸狗，侵占察隅地区，试图趁战乱之际形成既成事实，等战争结束再把察隅划入印度。

　　国民政府注意到了英国的行动，限于同盟之谊，只能采取谈判手段。然而，涉藏地区的边界问题谈判却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强项。由于条件所限，此前的多次类似谈判中，国民政府连一张像样的边界地图都拿不出来，怎么谈？

　　不过有了西康省，这种事就好办了，蒋介石将调查察隅问题背景资料的任务交给了刘文辉，刘文辉指派人员前往勘察，制成巴塘至察隅一带地方详细地图，为谈判提供了切实有力的证据。蒋介石也才能理直气壮地指示外交部：查照参考并相机向英国提出交涉。英国见状，也不得不暂停对察隅的渗透。

　　完成外部任务之后，刘文辉对西康内部事务的打理也非常用心。在他以“德化”、“同化”、“进化”为指导思想的苦心经营下，西康省的农牧业得以规范，工矿、金融开始起步，交通、教育、卫生等诸多在横断山脉亘古未有的事业生根发芽。

　　凭借这些功业，刘文辉稳坐西康二十一年，直至共和国成立，刘文辉在彭县起义，脱离蒋介石，将西康省完好地交给了新生的人民政府。新中国又以西康为基，昌都一战之后进军拉萨，彻底驱逐内外敌人，西藏从此真正拥有了与中央政府牢不可破的直接链结。

　　西康省的历史使命也就此终结，同时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1955年，这个承载这几代中国人辛酸壮志的省份被撤销，成为如今四川省的雅安市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以及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