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湖北新军为什么会倒向革命：军队政治不中立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的主体其实就是湖北新军，而湖北新军可是清末重臣张之洞用了十多年心血训练的一支近代军队，与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号称南北两大新式军队，是大清王朝的两大柱石，然而他们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不是保护大清王朝，成为大清王朝的“忠诚卫士”，反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呢？这确实是一个不得不说的历史教训，这和新军的创建、成军及指导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好心办成了坏事，至少对大清王朝是这样说。

　　新军的创建要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说起。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原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朝廷命令在天津小站运用西法编练十营定武军，分别为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马兵二百五十人及工兵五百人，总计四千七百多人。第二年，胡燏棻调任平汉铁路督办，天津小站的定武军便由从朝鲜归来的袁世凯接手，并按照朝廷的意思将这支军队定名为“新建陆军”。

　　胡燏棻训练定武军原本就是德国人的建议，待袁世凯接手后依然延续这个办法，一切按照德国军队的制度进行，教官也主要是德国人，规模随之扩大至七千人。稍后被编为武卫军前后左中右五路中的武卫右军。这支名义上归朝廷归国家的新建陆军，实际上成了袁世凯的亲兵。

　　在新建陆军成军同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也奉旨编练了一支名为自强军的新式军队。这支自强军也是依照西方军队制度进行编练，分为步兵、炮兵、马兵、工兵等十三个营共计两千人。这支自强军后因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而交给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往后就被袁世凯收编至武卫右军。

　　1901年新政开始后，整军经武又一次提上清政府的政治日程。1903年，清政府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置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会办。1905年，练兵处制定陆军军制，各省设立督练公所，准备用十年或更长时间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每镇总人数为一万两千人，有统制率领。镇下分为协、标、营、队、排、棚，其首长分别为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等。新军的中下级军官由各省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间有少量留学归来的军事人才。新军的士兵采用募兵制，对身体、文化及生活习惯、品行等方面都有比较高的要求。这确实是一支近代化的军队，是大清国的柱石，只是谁也想不到这支花了无数银子训练的新军，竟然动手埋葬了大清国。

　　至武昌首义，清政府训练的新军已编成十三镇。北洋新军为中央军，亦称国军，即国家的军队。北洋新军占全国三十六镇中的六镇，即六分之一。各省新军为地方地方军，而由张之洞一手训练的湖北新军就属于地方军系统，最先编为湖北常备军左右两翼。1905年整编为两镇，分别由张彪、黎元洪任统领。翌年又按照中央练兵处全国新军三十六镇统一规划，湖北新军第一镇改番号为督练第八镇，第二镇改番号为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第八镇的统领还是张彪，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还是黎元洪。

　　从理论上说，所有的新军不论北洋新军，还是地方新军，都是国家柱石，属于国家，然而大清国的可悲之处在于这个理论始终没有真正贯彻，结果所有的军队不是忠于国家而是忠于皇上忠于最高统治者。

　　军队不属于国家而属于皇帝，当然有它的好处，有利于皇上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有利于培养军队将领的忠诚，比如在1898年政治风波中，谭嗣同曾经夜访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够出于大义动用军队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袁世凯就此说了一番话，可以看出军队忠于最高统治者的好处。袁世凯说，我平时训练军队总是教以君臣大义，总是告诉他们皇上和皇太后如何伟大，你谭大人现在让我去命令他们将皇太后抓起来，我这个命令一下达，他们很可能就先将我袁某人给抓了起来。袁世凯的说法证明军队不属于国家，不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好处。

　　然而，问题在于，军队不属于国家，不在政治上中立，军队在训练军事的同时，总是进行政治上的灌输，这势必导致两个相反的后果，第一个如前所说，你可以向军队灌输皇上、皇太后如何伟大如何英明，我们应该忠于皇上忠于皇太后。经过长时期的灌输，军队官兵当然会信这一套。但是这种灌输无疑打开了另外的一扇门，那就是你可以灌输忠于皇上忠于皇太后，革命党人就可以在军队中宣传皇上和皇太后都不是东西，腐败堕落，罪大恶极，是革命的对象。于是这第二个后果，就是湖北新军在武昌首义之前几年间的真实情形。那时湖北新军中流行中一种对国家政治普遍的关心关爱和忧虑，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官方的宣传总是有点不信任，总是不能抵消革命党人的宣传。久而久之，原本为大清国柱石的新军，开始对大清国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和深刻怀疑，终于起而发难，推翻了这个原本由自己效忠的体系。

　　而且，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不论是新建陆军，还是自强军，还是后来的新军，其建军的目的都是为了大清国的国防力量，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向日本复仇，是用于对外战争，然而在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中，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大清国都没有机会将新军用于对外的进攻或防卫。这样一支经过精心训练的新军一直没有对外战争的机会。然而不论是否有对外战争的机会，国防军的功能是不应该改变的，其职责只能是对外战争，通过对外战争维持国家和平，这是国防军的唯一责任。但是，十几年的和平发展，清政府的急功近利、掉以轻心，始终没有去规范新军的功能，始终对新军抱有一种政治上的额外期待，总是想着将这支重要的力量用于国内政治，于是你可以将这支军队用于维护朝廷，我就可以动用煽动这支军队反对朝廷。一旦军队介入了国内政治，这个国家实际上就被军人所把持所操纵。所以真正的民主国家、近代国家，绝对不允许军队介入国内政治，不论国内政治如何发展如何危机，军队都必须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政治只能是政治家的事情，绝对不允许政治家借助于军事力量去解决和平变革中的问题。在1898年的政治危机中，康有为、谭嗣同试图动用袁世凯的军队去搬掉和平变革中的绊脚石，这场政变虽然被机警聪明的慈禧太后所粉碎，但慈禧太后还有光绪帝并没有从这场未遂政变中汲取必要的教训，没有将军队国有化、国家化，军队不得介入国内政治生活，军人不得干政等原则当做一回事，相反，新军中不论北洋系的中央军，还是各地督抚的地方军，大家都竭力期待军方领导人的支持，许多军方领导人就是大清国最优秀的政治家，这在很大程度上种下了1911年中国大革命的种子。这对民主革命来说固然是一件幸事，但从近代民主民族国家的建立来说，未免还差十万八千里，也为后来的政治纠纷预留了巨大空间，其遗害绝对不应该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