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改革：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也导致了北魏的灭亡

　　北魏拓跋部国家的最初成立，原系五胡一环节，以及“乱华”潮流的延长。开国期间连续三代雄才大略君主在位，

　　以及其后嗣位皇帝都能兢兢业业，终于超脱五胡式国家原型，统一北方成功，而昂然登入堂堂大国范畴，终因此于南朝宋、齐治—乱起伏期，

　　建立了南北对抗的绝对优势。

　　鲜卑人领导阶层与汉人携手下独特具备的强劲战斗力、团结力，以及组织力，都是优势的条件。汉人愿意与胡人合作，

　　追求崇高政治理想与现实的期望保持既得利益两项目的，可能兼具。取得统治权的胡人方面，尽管早都已在汉族环境中接受汉式文明与汉化，

　　统治包含了先进汉人在内的行政经验究嫌不够，而统治的行为本体，又是高度技术与艺术。

　　胡—汉联合政权形态的地方政治，主体尤其全系汉人，与汉人政权时代并无变化。变化所及的胡籍领袖所构筑上层统治网，却同样不能脱离汉人协力。

　　政治上如此比重的北魏汉人豪族，一方面对已经汉化了的鲜卑人担当再汉化、再教育指导人，另一方面，堪注意自身又追随南方，以社会地位、

　　经济潜力与政治牢固结合，而铸定了世族形态。换言之，世族此一特定阶层，南北朝时代已共通存在于中国南北方。

　　拓跋部鲜卑的强烈感染汉族文明，早自定居绥远后半个世纪，以及拓展地盘到山西北部，四世纪前半成立晋朝统制下的自治区“代”时，

　　已见迹象。其时他们自称轩辕之苗裔，引汉族夸傲的最早祖先为自身祖先。

　　南朝依鲜卑部族旧有习俗用索辫发，称呼北魏为“索虏”，相对方面，北魏依长江大水，谓南朝为“岛夷”。此一惟汉族使用始谓恰切的“

　　夷”字，反而被北魏用以指南朝，正说明参与汉族社会与蒙受教导力量寄托者北方世族巨大影响的北魏鲜卑人，已如何从思想上以及实质上转变自身为汉族。

　　五世纪北魏鲜卑人仅能保留象征性固有民族称谓，而生活、文化已与汉人无所区别的实质。

　　北魏最早三代皇帝在位的纪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前半，继国都平城建设，沿汉朝长城地区，陆续设定怀朔、武川、抚冥、怀荒、柔玄、御夷等六镇，

　　如同京畿地区非郡县制度范围而成立军政合一的军事管制体系，此一狭长的广大汉胡杂居六镇特区，系北魏统治特殊强力的地区，与平城相连结，具有国家中枢延长的性格，

　　才是北族聚居的大本营。

　　二世纪末汉朝末年以来久已废置的长城线，也被大规模认真整修。长城观念与长城，原系汉族基于分隔农耕—游牧环境的理想而建立。到北魏立国，

　　非只全盘承受，抑且于历史上从原始的国境线意义，开始转变为防卫功能的国防线。北魏由自身之为游牧民族而终至代表中国抗拒草原势力，

　　而且是愈益重视长城与依赖长城的抗拒，北魏鲜卑人变换自身为汉族的彻底，于长城回复与六镇设立，尤其容易明了。

　　北魏胡人汉化运动，与其政治灿然成熟的相辅相成，至统一北方后约半个世纪，第七世与第八代孝文帝而再出现划期性跃进。其中心事态，便是太和十八年（

　　纪元494年，）国都再自平城向南移建到黄河平原的洛阳。

　　即使置于汉、唐时代也是伟大的国家元首与优秀文化人孝文帝，自国都改建到洛阳短短三年间，对其时谓之“北族”或“北人”的语言与服装，

　　均在连连的严正诏命下强制禁绝，姓氏也仿效汉人世族，被制定一百十八汉姓分配更换，孝文帝自身与皇室的拓跋氏同样改为汉姓“元”为倡导。

　　北人显贵平民多于国都南迁时随同定居洛阳。太和十九年也“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至此阶段，北魏“北人”如同中华民国成立与清朝覆亡后的满洲人，仅仅维持的民族意识也已化消，而完成了真正汉人的转变。五胡

　　汉化都非单一方向的绝对性汉族文化接受，逆方向他们固有文化同样获得机会渗透汉族文化。惟其汉族文化加添北族文化因素，才得推动汉族文化波澜愈益广阔与壮大，

　　以及容易吸收并鼓励北族参加汉族范畴，汉族也因新血统渗合而扩大更新为新的汉族。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年—499年）

　　孝文帝热忱的革新运动，却因太过激进，瞻前而未顾后，洛阳迁都发生了副作用。此一副作用的致命性，于孝文帝与其次代皇帝时代固以潜伏未见崩发，

　　最后导引了国家分裂与朝廷倾覆的结局，便是残留北边的北族与皇室间关系益益疏远所招致的严重后果。

　　六镇与旧都平城一体两面，共同结合为国家支配核心的时间长达一个世纪。迁都洛阳，六镇的直接影响便是不得不与中央切离，一方面从实质上贬低了地位，

　　另一方面，又随时间而显露其边境荒瘠的性格。军管区长官的所谓镇将原与中央政府高官互调，也非自族显贵不具备任用资格，至此阶段，已全被冷漠，

　　南迁族人高官无人愿意重返荒僻的北边。

　　六镇长官既追随地理上的形势而制度上从中央系统被剔除，留住当地的北族居民自愈被遗忘，较之南迁中原富庶地带，生活安泰舒适的族人，判然分划两个世界。

　　六镇北族在精神、物质差距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不得不步上任凭沦向贱民化的悲途。

　　后世史学家对此沉痛指出：“自孝文定鼎伊洛，务欲以夏变夷，遂至矫枉过正，宗文鄙武。六镇兵卒，多摈弃之，有同奴隶”，可以明了一般景况。

　　而洛阳同族权势者惊人豪奢的生活享受，却如河间王府的有奴隶六千，妓女五百。两相对照，六镇北族普遍心情的怨恨与激愤可以想像，

　　郁积的怒火于待遇不能获得改善时注定必难抑制。

　　不幸，严重损害北方自族利益的倾向果真日益恶化。迁都第二十一年，孝文帝第三代年幼的孝明帝继位，其亲生母汉人胡太后临朝听政，后族、

　　皇族、大臣间展开错综的政治斗争。

　　以后随皇帝渐渐年长，又加添制造摩擦，北边六镇终于此际兴起反抗运动，变乱屡仆屡起，到胡太后残杀十九岁亲子孝明帝，另立三岁幼帝的宫廷悲剧演出时，

　　遗留北方旧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尔朱荣振振有词，南下发动大攻击，洛阳政权被推翻，胡太后与幼主当城破之际，同被沉死于河，幼主钊在位仅两月。

　　王公与政府显要二千余人被攻入城中的尔朱荣与其部队集体屠杀，对仇恨的报复到达沸点。其时，距离孝文帝之死仅二十九年（纪元528年），

　　一位非孝文帝系统的皇族孝庄帝，由北方旧势力代表者尔朱荣拥立为傀儡皇帝。

　　北魏王朝的掘墓人尔朱荣（493年—530年）

　　北魏后期现象之一，为汉人军事势力抬头。当北魏勃兴期的社会分工，大体鲜卑自族专任战斗，而汉人耕种，其后以大量补充汉人募兵，

　　而六镇胡—汉混合部队的汉人比重渐渐加大，尔朱荣事变，其亲密战友与代表尔朱荣留守后方领导六镇的，便是汉族职业军人高欢。

　　尔朱荣反动势力得志未久，在与孝庄帝的冲突中被杀，孝庄帝又被尔朱氏家族杀害，皇位变易频频。结束混乱局面，镇压尔朱氏家族而自身成为第二尔朱荣的，

　　又便是以晋阳（今山西省临汾县，以前的平阳）为据点，已膨胀为其时最庞大武力集团的高欢。

　　高欢的傀儡皇帝孝文帝之孙孝武帝不甘被压迫，于纪元五三四年逃奔长安，依靠鲜卑籍镇守大将宇文泰。北魏分裂东西魏。

　　纪元550年仿效南朝禅让，朝代转换为高欢后裔建立的“齐”（北齐）。七年后的纪元557年，西方以长安为国都的西魏，

　　也以同样方式被权力者宇文泰后裔的“周”（北周）替代。拓跋魏自纪元386年太武帝初建代国到西魏禅位，前后共171年而亡。其末期，

　　东魏的寿命自纪元535年开始仅十七年，西魏政权也只纪元535年起维持二十三年。

　　北齐高祖高欢（496年—547年）

　　而已改汉姓元氏的拓跋氏皇族下场也至堪悲哀。北齐建国时尽诛诸元，男子无少长皆斩，所杀至三千人的数字，史书说明：“婴儿投于空中，以槊承之，

　　悉投尸漳水，割鱼者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可谓人间无比惨痛的大虐杀。

　　北齐最大贡献在于法典制作，纪元564年颁布的十二律（名例、禁卫、户婚、檀兴、违制、诈欺、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

　　杂律），对中国法律史上的刑法立法具承先启后地位。笞、杖、徙、流、死五等刑，以及反逆、谋大逆、谋叛、恶逆、

　　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的“十恶”罪名，都自北齐创定，犯十恶者无论何等身份，概在不赦，便是后世俗语“十恶不赦”

　　的由来。

　　西魏模仿古代周礼改制的同一年，权力者宇文泰去世。年末，继承他权势的儿子便推翻西魏自立，此一后继朝代以恢复古代周朝制度为理想，

　　也如古代周朝的建都长安，因此国号断然选择了“周”。北周以精益求精的革新态度掌握历史发展主动权。儒家精神至西魏—北周时代明显复兴。西魏—北周代兴，

　　中国传统思想的儒家理论终于充分实践。其象征，便是以《周礼》为范式的官制创定。

　　宇文泰（507年—556年）向苏绰讨教治国之策

　　从隋朝到唐朝，象征的是旧时代被扬弃，一个新的统一中国与新的汉族正式诞生。而此一继汉朝在世界史上大放光明的朝代，却自北朝孕育，

　　也以北朝的文物制度为基盘，经济制度继承的是北魏均田制，兵役制度又是北周府兵制的延续，法律则北齐河清律令为蓝图。

　　而唐朝特被后世赞美的政治上切除世族之瘤，人民参政权恢复到如汉朝的一律平等，也正是踏袭北魏政治革新项目之一“不限资荫，惟在得人”

　　的已铸定轨迹而予光大。所以，唐朝气象万千的势运固系南北兼蓄，主泉源的发自北方应须承认。南朝代表旧时代没落而北朝酝酿新时代兴起，

　　正是南北朝历史的概括特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