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后治疆，一百多年来中国最显赫的厨子魏光焘

　　邵阳的魏光焘，或许算得上一百多年来中国最显赫的厨子。

　　魏光焘的家族是原属邵阳县西路的金潭魏氏（现为隆回县司门前镇）。在魏光焘出生之前，这个家族曾出了一位睁眼看世界的大思想家魏源。就辈分而论，魏源是他的叔祖父。但家族太大，那位晚年才做过一任知州的叔祖父根本不可能给他什么关照。

　　魏光焘，号午庄，道光十七年（1837年）出生，年长刘锦棠7岁，比左宗棠小25岁。在平定西北、收复新疆之役中，他和刘锦棠可谓左宗棠的左膀右臂。与左、刘相比，魏光焘活的时间最长（80虚岁），任官最久，历任过陕甘、云贵、两江、闽浙总督，甚至在1911年辛亥起义后，清廷不顾回避之制，任命乡居于邵阳的他为两湖总督，他坚辞不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自然不如左宗棠；冲锋陷阵，无坚不催，他也不如刘锦棠；在晚清的重臣里面，他出生最为卑微，学历最低，仅仅读过几年私塾，同为宝庆府籍的另两个总督刘长佑、刘坤一叔侄至少还有拔贡和廪生功名（统称“秀才”）。

　　他的出生地离我家不远，因此他是我小时候最熟悉的湘军统帅。乡里的老人闲来无事常会说上一两段魏制台的轶事。当然，故事不乏演绎成分。魏光焘早年家贫，干过砍柴、放牛、淘金种种杂活。流经其家乡的金水河盛产黄金，他年少时跟随人去淘金，据说只要他在场，那一天必定收获很大；若他不在，那一天就收获很少。因此一些淘金场老板高薪请他去，他在旁边歇着看工友干活都行。当地流传一说法：“魏午庄淘金，困觉都有。”这当然是他发达之后乡人编出来的，以证明其福大命大，比附的是汉高祖早年在沛县的故事。

　　后来为了免于饥饿，魏光焘跟着人学厨工。——邵阳有句俗话：天旱三年，饿不死厨匠师傅。

　　穷人家的孩子要想有个好前程，除了读书，就只有去当兵了。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和太平军正处在最为艰难的拉锯战中，19岁的魏光焘因为有位堂兄跟随曾国荃做事，于是他步行千余里，跑到吉安的曾国荃大营，加入了湘军。从一开始，他便显示出后勤管理的长处，被曾国荃委任管理营务，委办钱粮军服。后来他和堂兄一起调到正在广西剿匪的蒋益澧（亦是湘乡人）麾下，接连收复贺州、柳州，解除省会桂林之围。在收伏巨匪黄三的过程中，魏光焘显露出临危不惧、胆气过人的大将之才。据他晚年写就的《湖山老人自述》记载，他和几个人去匪寨里招降，当时，“贼怒目环视，刀皆出鞘声隆隆然。余坦然以诚信，晓以利害，独宿三日，以示不疑。卒得黄三率其众来降。尤记归营时，黄部队数万皆跪送。马队万余，左右排列。”

　　招抚黄三部后，他就到军令，随蒋益澧率兵入浙江支援正在和太平军苦战的左宗棠。从此，他便长期在左帅手下做事。左宗棠奉命去西北平回乱，魏光焘现在汉口操练骑兵和制造炮车，然后奉调入陕，统帅五营，号为“武威军”，这是魏光焘统领一支军队独当一面之始。

　　在陇东一带，魏光焘率军和叛乱的回军作战数年，次第扫平。统军之外，他身任平（凉）庆（阳）泾（川）固（原）化（龙川）盐法兵备道道台，进行战争善后工作，整修城池，重修书院，在从泾川到兰州的千里驿道上栽种了大量树木。光绪七年（1881），升甘肃按察使（主管一省的政法）。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他主要是做后勤保障工作，安定甘肃这个大后方。

　　光绪十年（1884）朝廷批准新疆建省，委任刘锦棠为首任巡抚，调魏光焘入疆，为首任布政使。布政使在明朝为一省行政首长，到清代巡抚成为一省最高军政长官后，布政使则成为专管财税、人事、户籍、交通建设等民政事务的官员，雅称“藩台”，为一省的二把手，大约相当于常务副省长。清廷调魏光焘和刘锦棠搭档，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他俩是同乡，是多年的好友；刘锦棠长于军事，而魏光焘则是“精于理财，勤于治事”，和刘锦棠正好互补。——当厨师、做餐饮要善于算账，工作繁琐，是一种勤行。早年厨工的生涯形成的职业习惯很利于从政。

　　魏光焘尽管少年失学，但有强烈的自学精神，戎马倥偬间，一有空闲就向幕府的读书人请教，读书、做诗文，多年不辍。等他成长为高级官吏时，诗文、书法都颇为可观。当他离开甘肃赴新疆时，甘肃省学政（主管一省教育）陆廷黻赋诗赠别，魏光焘奉和了一首《移官新疆和陆渔笙学使送别韵》：

　　嘉峪山头古关上，六年两度记同游。

　　天然万里中西界，独立三边缥缈楼。

　　莽莽河山春入画，悠悠秦汉岁如流。

　　重来驻马登高望，一带长城系远愁。

　　刘锦棠任新疆巡抚四年多，因伤病缠身且念及老家的祖母，经朝廷批准开缺回湖南省亲，由魏光焘署理（即代理）新疆巡抚。四年多的布政使，三年的署理巡抚，魏光焘在新疆的七年，最可称道的就是将新疆从战乱中恢复了元气，其在治理体制、赋税、屯垦、教育、交通建设诸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政绩。

　　新疆建省后，原来的各地封建主“伯克”的特权被废除，自然有怨言。最高军事长官伊犁将军原来兼管民政，现在只管伊犁地区的防务，且要受总督和巡抚的节制，也非常有抵触情绪。新任伊犁将军色楞额自恃是旗人，对巡抚的政令大加抵触，并故意不发军饷意图激起兵变。可魏光焘不是寻常的文官，而是血泊里历练出来的行政长官，根本不退缩。坚定不移推行州县制，并上奏朝廷，严斥色楞额的私心。朝廷还算开明，支持魏光焘，使全疆军令、政令统一。

　　新疆地广人稀，可开垦地多。他在《勘定新疆纪略》中记载：“由于战后地亩荒芜，耕者不及十分之二”，“自木垒河到精河，地多丰区，土客人民及遣散勇丁，领导耕种追逐渐加增……吐鲁番旧隶镇迪道，荒地尚少……南八城除英吉沙尔壤地褊小，乌什土地瘠薄，吐鲁番较为饶。而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阿克苏，庶而且富，物产丰盈，又较各城为盛。”可见他对新疆当时的情况了然如胸。

　　由于久经战乱，多数百姓一贫如洗，起码的生产资料都无钱购置。魏光焘命令各地官府先行借贷给农户买农具和维持生计的钱，第二年有收成后再归还。

　　要恢复生产关键是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魏光焘督促官员招募民工，迪化、库尔勒、乌苏等地修建了水渠。并引塔里木河灌溉，使南疆大片荒地得到开垦。

　　在新疆，他还统一了币制，改革过去的“人头税”为按田亩征税。为鼓励开垦，采取开垦荒地第一年免田赋，第二年减半的政策，使全疆百姓垦荒的热情高涨。

　　对贪污腐化的官员，魏光焘以霹雳手段待之，甚至以“斩立决”震慑，全疆吏治一时间得到改观。

　　魏光焘在新疆还有三件事值得特别一说：

　　一是与俄罗斯交涉，争回帕米尔地区。《湖山老人自述》载：“帕米尔地区为中俄交界之所，方圆千余里。先我国立有御碑，后俄国占据，余软硬兼施照约力争，逼俄人交还原地。”

　　二是开发罗布泊地区，并引进了种牛痘的预防技术，使当地居民免于天花的瘟疫。“该地（罗布泊）不种粮，百姓以鱼为食。最苦是天花染上，病者十室九空。余即设羊豆局以诊治之。而今生齿益繁矣。”

　　三是开办了新疆第一所现代书院——博达书院，聘任巴里坤的举人刘嬉为山长。该书院为乌鲁木齐第一中学的前身。

　　如果说，光复和治理新疆是刘锦棠人生最后的辉煌，而对魏光焘来说，新疆只是他人生重要的驿站。原因无他，因为魏光焘寿命长，比刘锦棠多活了三十年。

　　魏光焘题写的匾额

　　1891年，陶模接任新疆巡抚，魏光焘获准回湖南邵阳看望久病的母亲，回乡不久后其母亲去世，按照礼法他必须守制三年。

　　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之战，海战中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陆战中淮军溃败。朝廷决定重新起用湘军。可是此时湘军已将老兵散。刘锦棠在湘乡接旨后不久病故，朝廷令魏光焘墨绖出征。魏光焘和湘军悍将李续宾之子李光久募兵三千，共六营，重组“武威军”，北上辽东御敌。用魏光焘自己的话来说是“仓卒成军”。他们面对的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新募的湘军仅靠一腔热血。“牛庄之战”是湘军凄惨的谢幕，魏光焘是这场谢幕战的指挥官。多年后他回忆这一幕：“雪天冰地，兵勇喘息未定，适倭寇由辽阳纠股二万余众来扑。余督兵御之，血战竞日。余坐骑凡三易，究以众寡悬绝，援兵不至，死亡过半，且无精利枪炮，兵少械窳，力不能支，始退驻田庄台。此即乙已二月初旬事也。”

　　虽然是大败，或许清廷对他的忠勇予以充分肯定，没有归罪于他，此后魏光焘仕途顺遂。他晚年最得意的一笔投资是“庚子事变”后的护驾。慈禧太后、光绪帝仓皇西逃，身边几乎没有护卫人员。当时任陕西巡抚并署理陕甘总督的魏光焘得知后，命令按察使岑春煊率领马队和步兵，日夜兼程，在北京以西接到了太后和皇帝。此次护驾之功让魏光焘和岑春煊受用终身。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魏光焘被满族新贵铁良弹劾“昏昧无能”，被朝廷免职，回邵阳养老。这无非是清廷外患渐平后满蒙亲贵不满汉族特别是湘淮系高官掌握大权，而排斥老臣将权力收回旗人手中的卸磨杀驴之举。1911年武昌起义后，朝廷征召魏光焘出山，任其为湖广总督，希望以他的威望稳住两湖局势。此番年迈的魏光焘不复甲午年的气概了，上奏回绝。

　　晚年的魏光焘在老家过得悠闲自在，他喜欢吟诗作赋和品评金石书画，每日晨起后，就拿着长旱烟管到书房写汉隶四百字，十年无间断。七十岁大寿时，他请了一位日本人到府里放映了一场电影，这是邵阳历史上的第一场电影。其子魏肇文加入同盟会，成为清廷的掘墓人。其外孙女朱仲丽，后嫁给中共早期领导人王稼祥。民国五年（1916）三月十五日，魏光焘病逝于湖山别墅，紫禁城里仍保留皇帝尊号的溥仪赐其谥号“威肃”。

　　魏光焘故居

　　魏光焘虽出身行伍，但编撰著述甚勤，其编撰有关新疆的著作有《新疆志略十四年》《勘定新疆记》。《勘定新疆记》共8卷，前4卷按年记载同治三年（1864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左宗棠率军平回乱及击败阿古柏收复新疆的经过。后4卷分为“粮饷篇”、“归地篇”、“置省篇”、“善后篇”，内容主要涉及左宗棠统兵出征新疆时的粮饷筹集、中俄交涉收回伊犁、新疆建省以及善后等事项。为新疆保留了珍贵的史料。

　　魏光焘的叔祖魏源虽未到过新疆，但作为一位眼界开阔的思想家，他非常关注这一地区，其编撰的《圣武记》中有《乾隆戡定回疆记》、《乾隆绥服西属国记》、《道光重定回疆记》、《道光回疆善后记》等篇专门论及新疆地区的治理。魏源在《道光回疆善后记》中说：

　　回疆自乾隆二十年勘定后，各城设办事领队大臣（中央派驻官员），而统于喀什葛尔参赞大臣（南疆最高行政长官），并受北路伊犁将军（全疆军事长官）节制。岁征钱粮土贡，数十分取一，朝廷常慎选边臣，皆保举之满员与左迁之大吏，回户赖其休息，仰朝廷如天人。

　　及其久也，保举渐弛，多用侍卫及口外驻防，视换防为利薮，以瓜期为传舍，与所属司员章京服食日用无不取于阿奇木伯克。伯克借供官之名，敛派回户，日增月甚。又土产毡裘、金玉、缎布赋外之赋，需索称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办事大臣。各城大臣不相统属，又距伊犁将军鹜远，恃无稽查，威福自出。而口外驻防笔帖式更习情形，工搜刮，甚至广渔回女，更番入直，奴使兽畜，而回民始怨矣。

　　这段话深刻阐述了“慎选边臣”的重要性。治理新疆的官员选得好，则当地民众“仰朝廷如天人”；而若选不好，官员“视换防为利薮”，必将引起官民对立。官民对立于边疆稳定的危害尤烈。

　　魏光焘应该属于魏源所言的“慎选边吏”之列吧？甚至可以说，魏光焘治理新疆践行了其叔祖父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