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在子女教育方面堪称典范的十大历史名人,
古人云:子(养)不教,父之过!说的就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因为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其子女的成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古代,人们的理想人生模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而齐家则是家庭教育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社会名流、名门贵族,尤其是帝王将相们,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国家、对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教育子女之道便会成为后人家庭教育的重要参考模式。下面是十位历史名人教育子女的典型案例,希望给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有所启示启发。
1、曹操:堪称对官二代教育的历史典范
史载,曹操一生至少共有子女32个,其中儿子25个,女儿7个。25个儿子中有9个早薨(包括神童曹冲也就13岁即英年早逝),长大成人的有16个儿子。曹操的几个儿子也很了得,嫡出(武宣卞皇后所生,下同)的曹丕“博闻强识,才艺兼备”;嫡出的曹植才高八斗,嫡出的曹彰武艺超群;早夭的曹冲(庶出,环夫人所生)据说五六岁的时候就达到成人的智力……这些都跟曹操重视家庭教育分不开。
曹操教育孩子目标明确。他要培养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万乘之才。在他的心目中,孙权是孩子们的榜样,史有“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一说。孙权属于“官二代”中的佼佼者,雄才大略,独霸一方,不臣曹魏,这是个让他又恨又敬的豪杰。而刘景升(即刘表)的儿子刘琮这个“官二代”就差远了,不忠不孝没骨气,想当年曹操挥戈南下,还没打到荆州,这小子就把他爹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拱手相送了。
为了激励孩子发愤学习,他曾颁布《诸儿令》:“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意思是说,儿子们小的时候,我都喜欢,但是长大了,我会量才而用,说到做到。对部下,我不偏心,对你们,我也公正,唯才是举,最有才能的人,才配当我的接班人。
为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曹操充分利用手中特权,整合优化教育资源,为儿子们选择配备了最好的老师。曹操为儿子们选择老师的标准是:德行堂堂正正、深明法度,就像邢颙他们那样的人。邢颙,先被曹操点名去辅佐他相当看好的曹植,但是曹植才高气傲,任性而行,饮酒不节,不爱听邢颙唠叨,两人比较疏远。曹丕做了太子后,邢颙又被曹操选派当了曹丕的老师。除了邢颙,曹操还派了“秉德纯懿,志行忠方”、“国之重宝”的邴原和他本人很敬重的张范去辅佐曹丕,曹操很客气地对他们说,我的儿子不成材,怕他难走正路,想请你们去匡正劝勉他。
曹操深谙“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之道。一次,曹操让曹彰领兵出征,临行前告诫曹彰:“居家为父子,受事则为君臣,待人处事须遵王法,尔其戒之!”言下之意是:你即使为将在外,一切也要按规矩来,否则,别怪我不讲父子情分。
2、诸葛亮:教育子女俭以养德
三国时期西蜀丞相诸葛亮一生忠心辅佐刘备、刘禅两代帝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晚年得子,取名瞻,字思远,希望自己的儿子“志存高远”。
诸葛亮非常喜爱自己的这个小儿子,但同时又对他的成长充满了担忧。他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曾说道:“诸葛瞻今年八岁了,十分聪慧可爱,但我又担心他过于早熟,最后成不了大器!”可见,诸葛亮十分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问题。
诸葛亮虽高居相位,却一生俭朴,他曾经在给后主刘禅的上表中说道:“我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此外别无积蓄,而这些也足够家人使用的了。我保证在我死后,家里家外都不会留有多余的财产,不辜负陛下对我的厚恩。”诸葛亮亲自履行着自己“俭以养德”的做人准则,希望子孙后代成为拥有远大理想、勤学俭朴的有为之人。
古往今来,很多名人政要都选择以书信的形式教育子女。诸葛亮就在《诫子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3、司马光: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内容
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进士出身,屡官天章阁侍兼侍讲、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后追封为温国公。他著述宏丰,其名著《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工作作风稳重踏实,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在司马光的一生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据有关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同僚们深受启迪。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祟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痱,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他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誊于后世。
4、范仲淹:教子戒奢维家风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千古名句,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出生在苏州吴县一个贫苦的家庭。早年清贫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节俭朴素的良好习惯。后来入朝做大官后,所得的俸禄,往往用来接济穷人,而自己的子侄,却不得不轮流换穿好一点的衣服出门做客。
话说一年的秋天,范仲淹的二儿子范纯仁将举行结婚大礼。范纯仁深知父亲的风节和家规,对操办隆重、奢华的婚礼,自然不敢妄想。纯仁暗暗考虑:成家立业乃人生大事,总得购置些衣服、家什。只买些简单的用品,自然会得到父亲的赞许,但新婚妻子及岳父那边却不好交待;买些稍好点的,妻子、岳父那里自然高兴,但父亲的家规却不好通过。
想来想去,范纯仁最后决定:只买一两件稍贵的物品,父亲、妻子两边都能通过。于是,纯仁将要购买的物品列出清单,壮着胆子交给了父亲。
谁料范仲淹接过清单一看,立刻板起了面孔,大声说:“纯仁,你要购买的那两件贵重之物,到底是什么打算?难道我范家的门风,要在你手中坏掉不成?婚姻自然是人生的大事,但是,它与节俭有什么矛盾?又怎么可以借口‘人生大事’,而去奢侈浪费呢?”
一番话说得范纯仁满面羞愧。他低下头,鼓起勇气,向父亲喃喃地说道:“范家节俭的家风,孩儿自幼熟知。购买奢华贵重用品,儿子知错。可是有件事孩儿在心中苦恼多时,今日如实禀告父亲大人。这些天来,新人想以罗绮作幔帐,孩儿知道这不合范家家风,不敢答应,可她父母又出面提出,孩儿碍于他们的情面,没敢再坚持不买。”
范仲淹一听,立刻大怒,指着范纯仁说道:“你知错认错,我不再追究你的过错。但是,范家几十年来,以节俭自守,以奢侈为耻。用罗绮做幔帐,岂不坏了我范家的家风?情面事小,家风事大。你可以告诉他们,如果坚持以罗绮为幔,那我范仲淹就敢把它拿到院子里烧掉!”
由于范仲淹的坚持,范纯仁的结婚大礼办得十分简朴,既没购买什么贵重奢华的物品,也没有举办隆重奢侈的婚礼,不仅范仲淹的家风得以维持,同僚们也从中受到很大教育。
5、岳飞:对待儿子是“受罚重于士,受奖后于士”
岳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将领。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
岳飞20岁那年,离家从军。临行前一天,岳母姚氏为了鼓励儿子岳飞树立“以身许国,报效国家”的伟大报负,在他背上用针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要他牢牢记在心,至死为国效力。“岳家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金军对他也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叹,最后被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重视人民抗金力量,一贯主张积极进攻,以夺取抗金斗争的胜利。他是南宋初唯一组织大规模抗金战役的统帅。
岳飞自己一共有五个儿子。像母亲当年对自己一样,他对他们的教育非常严格。按理说,作为一个统率百万大军的主帅,他在当时的薪俸是不少的,可以让子女们生活过得富裕一些。但是,他始终保持着比较简朴的生活,而把多余下来的钱充作军费,赏给军士。岳飞在家中日常只穿麻布,不穿丝绸。家中平时的饭菜是麦面加蔬菜,很少用肉,而且规定几个儿子不得饮酒。岳飞还经常要儿子们读书之余到农田去从事各种劳动。他说,对于子女,“稼穑艰难,不可不知也”。
岳飞的长子岳云,12岁入伍成为一名小军士。岳飞对岳云的武艺操练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岳云身披重铠,操练骑马冲下陡坡,一时兴起,忘记注意地形,从山上狂奔而下,结果连人带马栽进了壕沟里,衣服跌破了,脸上也挂了彩,流出了血。岳飞看见了,大怒,命令军士打他100军棍。众将士求情,他仍然不依。他说:“前驱大敌,亦如此耶!”岳飞认为,平时演习就应该当作战时看。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两军战斗时,自己不但会丢掉生命,而且还会造成战斗失利。所以,现在不按军法办事,严加教育,表面上是爱儿子,实际上是害儿子呀!由于岳飞的严格教育,岳云很快成长为一员所向无敌的勇将。
岳云在和金兵作战中,“勇冠三军”,屡建战功,将士们称他为“赢官人”。岳飞却多次对他的功劳隐而不报,等到别的将领多次催促,朝廷又亲自调查,才予以追认。当时,宋高宗下旨给岳云连晋三级,岳飞却上表谢绝。他在表中诚恳地说:“许多兵士出生人死,顶多才升一级,我儿虽然立了一点功,怎么能够连升三级呢?”
所以,一些将士说岳飞对待儿子是“受罚重于士,受奖后于士”。
6、郑板桥:教子莫为做官而读书
郑板桥(1693-1765)是清朝“扬州八怪”之一。他在山东潍县当县官时,儿子小宝留在兴化乡下的郑墨弟弟家。
小宝6岁时上学了。为了教育儿子,郑板桥专门给他的弟弟郑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以其道是真爱,不以其道是溺爱。”
他的“道”是什么呢?他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郑板桥自己是个读书人,他并不是看不起读书人,他看不起的是:读书就是为了做官。
郑板桥自己最重视的还是儿子的品德。他对弟弟说:“我不在家,儿便是由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幼子而姑纵惜也。”他主张,他的孩子和仆人的儿女应平等对待。他说:“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凡鱼餐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头肉乎!”
后来,郑板桥不放心小宝的成长,就把他接到身边,经常教育小宝要懂得吃饭穿衣的艰难,要同情穷苦的人。教育儿子“明好人之理”、“爱天下农夫”。由于郑板桥的严格教育和言传身教,小宝进步很快。
7、颜之推:教育子女读书为上
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他对子女的教育一直遵循着“读书为上”的原则。
北齐灭亡后,颜之推被迫举家迁徙到长安,朝无禄位,家无积财。面对窘迫的生活,其子思鲁问道:“现在我们既没有朝廷的俸禄,也没有积蓄的财产,我们就应当尽全力劳作,来养家糊口,但您却经常督促我们学习,让我们勤习经史,可是您知道吗,我们做儿子的,不能供养双亲,心里感到非常不安啊。”
颜之推听罢,语重心长地说道:“做儿子的把供养双亲的责任放在心上是对的,但做父亲的更应该用学到的知识来教育子女。如果我的丰衣足食是用你们放弃学业换来的,那我真是食不知味,衣不觉暖。只要你们能够努力读书,继承祖上的基业,即使是粗茶淡饭、粗布短衣,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8、李晟:“西平礼法”成一时表率
李晟,字良器,是唐德宗时期著名的大将,虽为一介武夫,却从未忽视对子女的教育。
李晟的女儿许配给吏部尚书崔枢为妻。一次李晟做寿,其女也从婆家赶来为父亲庆贺。酒宴中,一个侍女来到女儿身旁耳语了几句,女儿听后似乎极不耐烦,但依旧与客人们推杯换盏,谈笑自若。后来在侍女的再三催促下,女儿才被迫退席。可是很快,女儿就又回到了宴席上。这一幕被李晟看到了,他觉得其中必有缘故,便招来女儿问个明白。
女儿答道:“刚才侍女来报,昨晚我婆婆得了一场小病,我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便派人回婆家代我去看望婆婆了。”
李晟听罢大怒,对女儿说道:“你真是个没有教养、不懂礼仪的女儿啊!你的婆婆病了,你作为媳妇,就应该在婆家侍奉左右,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公婆,这才是我李家知书达理的女儿啊。”于是,女儿听从了父亲的训教,急忙赶回婆家照料婆婆去了。而李晟也在宴会结束后,亲自来到崔家看望亲家,同时对自己疏于对女儿的管教表达了深深的歉意。李晟教女的故事在当时传为美谈,由于李晟曾被封为西平郡王,因此李家的家法也被时人称为“西平礼法”,成为一时的表率。
9、柳氏家族:家法严谨成时人榜样
唐代柳公绰一门显贵,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其子柳仲郢、其孙柳璧、柳玭等皆至高官。柳家也以治家严谨闻名于世,柳氏家法成为时人教育子孙的榜样。
柳公绰对子女们要求十分严格,一到灾荒的年月,家中虽然储备甚足,但摆在子侄们面前的却始终是一碟菜。他还经常让他们吃野菜,对他们说:“你们爷爷在世的时候,曾经因为我们兄弟学习不好,就不给我们肉吃,我们终身没有忘记他老人家的教诲啊!”柳家子侄们听后很受教育。柳公绰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教育子孙一方面要勤俭持家,同时还要勤学苦读。
柳公绰十分重视长幼之序,他在外任官时,一次其子柳仲郢前来看望。柳公绰要求他在距离衙门很远的地方就要下马,以示对长辈的尊敬。同时还要求他要尊重府中的各种职员,不要因为职位低而轻视他们,也要对他们行晚辈之礼。在严谨家法的影响下,柳玭写下了《诫子弟书》和《柳氏序训》,从做人到治家,集中体现了柳氏家法的精髓。
10、曾国藩:在外不忘写信教育子女
曾国藩(1811—1872)是清末湘军首领。他权管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得上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朝的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亦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才,孙辈还出了曾广均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
曾国藩身居要职,公务繁忙,长年在外,无法经常督促子女,于是写信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在曾国藩的著作中,以教育子女为主要内容的《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从以下《家书》摘录内容中,可见曾国藩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教儿女节俭创业,值得后人深思。
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五日,他给纪泽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与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做矣。……京师子弟子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又给纪鸿儿写信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同治三年七月,曾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自始,务知自重。”
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他还告诉儿女、家眷:“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且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他还要求:“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综观中国古代帝王将相们的教子之道,一方面与普通百姓之家的家庭教育内容颇有重合之处,如关于尊敬长辈和立志勤学等,这反映出家庭教育所具有的普遍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倡导为官俭朴、清正廉明则充分体现出官员的教子特色,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