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著作《左传》：影响诸葛亮一生的奇书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才识体系中有先秦儒、道、法、墨、名、兵、纵横等诸子学派的思想因素，可谓学综百家、博采众长。对于前代文化遗产，诸葛亮采取的是积极的兼收并蓄的方针。关于这一点以往学者著作中已有专门论叙，本文亦不再赘述。以下笔者拟做一次细化，谈一谈先秦时期最主要的儒家著作之一——《左传》对于诸葛亮的影响。妄言之处，还望列位专家海涵。《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现在一般认为是春秋后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相传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先师为之言，后师为之传”（1），这是经学的传统。《左传》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15年左右。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长于修辞的史学著作，《左传》开编年体著史之先河，以鲁史为线索，以鲁国十二个国君的谥号为次序，洋洋十八万余言，生动翔实地记载了春秋时期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公元前722年至前454年）的重要史实，着重叙写了春秋时期各诸候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法令、外交、文化、历法、天文、风俗等状况，突出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和思想。“体大思精，鸿篇巨帙”（2），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典籍。《左传》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从思想内容上看，它首先肯定了齐桓公、晋文公等人的“霸业”，原因是因为他们能够“尊王攘夷”——“尊王”是拥护岌岌可危的周朝，“攘夷”是斥逐进窥中原的各族。它直言不讳写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对兼并提出异议，揭露出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相互残杀。它谴责“爱鹤而不爱民”的卫懿公、残害无辜以取乐的晋文公以及其他大小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罪行，目的在于使腐朽的贵族吸取教训，有所警惕。它歌颂善于治国的管仲、晏婴、子产，强调指出人心向背的重要意义，提出“违民不祥”、“众怒难犯”等以民为本、重视人民的言论，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左传》一书西汉时开始在民间流传，东汉初被列入官学传授系统，成为古文经文学起家之书。伴随着经学受众的日渐壮大，《左传》这部经典影响则更加广泛了。再看看诸葛亮，他出生在东汉末年的一个传经世家中，远祖诸葛丰，生活于西汉武、昭、宣、元四帝时期，“以明经为郡文学”（3），后来仕至司隶校尉，进加光禄大夫，全家由今诸城迁至今沂南（即东汉时的阳都县），因此阳都诸葛氏可以称作是源远流长的世家了。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诸葛丰七代之后，汉灵帝时先任梁父令，后为泰山郡丞，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会通百家。亮长兄诸葛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4），东汉儒家世代传经，是时代风气使之然。在这样一个古文经学派的家学背景下，处于求学启蒙阶段的少年诸葛亮，自然要熟读《左传》这部经学入门典籍的。诸葛亮来到襄阳后，被荆州牧刘表安排在城南“学业堂”读书，师从綦毋闿、宋忠、司马德操等人。而綦毋闿等人皆“博通诸经”，受其熏陶门中弟子伊默就“专精于《左氏春秋》”（5）。有这些名师硕儒的敦敦教诲，加之“少有逸群之才”“独观其大略”，诸葛亮必尽得《左氏春秋》之精髓。《左传》对于诸葛亮的积极影响，透过他的思想言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左传》中“民本”的思想。《左传》中“以民为本”的终极关怀思想贯穿全书。文中通过随季梁（桓公六年）和宋司马子鱼（僖公十九年）的言论多次提出“民，神之主也”的观点，并在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公十五年）、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公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公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公元年）等篇章中反复强调“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6）的结论。诸葛亮治蜀尤其注意顺应民心、为民兴利这一事关政权的根本问题。他指出：“圣人之治理也，安其居，乐其业”（7），“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8），“因天之时，就地之事，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9）。他坚持以民为本，讲究“德治仁政”，注重人心向背。他“抚百姓，示仪轨，开诚心，布公道”（10），心系黎庶，勤政爱民。百姓感其恩德，敬之爱之。亮病卒后，如陈寿《三国志》中所记载的那样“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辟”，世代祭奠，永垂青史。其二是《左传》中的“法治”思想。《左传》中通过记叙郑子产积极推行法制治理国家的史例提出“法治”的思想，并在后续篇章中指出：“贵贱无序，何以为国”（11），“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12），“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13），进一步阐明依法治国的原则和重要性。诸葛亮治蜀正是这一思想的成功实践，他提出：“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14），“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15），“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16）。他设立《蜀科》确保“有法可依”，严明吏冶强调“执法必严”；他“约官职，从权制”（17），“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18）。街亭一役后，他比照《左传》中“杨干违法，魏绛戮其仆”的有关事例，不但依法处斩了自己最为器重的马谡，更“引咎责躬”上疏自贬三等，以严于律已、高尚自诉的风格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在他的良苦用心下蜀国境内“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19），一派安定祥和的气氛。其三是《左传》中的人才思想。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人才，培养和选拔人才在历朝历代都是理政治国的重中之重。《左传》中关于人才思想的论述有：“举不失德，赏不失劳”（20），“三折肱知为良医”（21）等，明确指出选才的方法和标准。诸葛亮治蜀非常注重人才的挖掘与培养。他不分亲疏，唯才是举，提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22），“忠益者莫大于进人”（23），要求“取人不限其方。尽时人之器用”（24），提拨重用如蒋琬、姜维、何祗、张嶷、王平、杨洪、杜微、秦宓等一批后起之秀。诸葛亮不以个人好恶取人才，他与法正禀性不同，但很佩服法正的智术，于是花费很大力量把法正争取过来，凭借法正的“善设奇制变”，智取益州。许靖原为蜀郡太守，刘备围攻成都时，许靖想逾城投降，刘备十分看不起他。但诸葛亮不带成见，他对刘备说：“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25），于是拜许靖为司徒。他还在成都之南筑台，“以延四方之士”，为蜀汉网罗了一大批文武精英，使刘备顺利建立了政权。这些都是对于《左传》中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四是《左传》中的军事思想。《左传》这部书非常善于描写战争全书记录军事行动四百八十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十四次。作者把每一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记载战争的部分如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简直可以作为兵法战例来看；书中不乏一些战术策略的精辟总结，如：“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26），“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27），“敌不可纵，纵敌患生”（28），“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29），“战，勇气也”（30），“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31）等。诸葛亮活学活用发展创新，对于战争的胜败从根本上找到原因，总结出一系列科学的军事理论：“师出以律，失律则凶”（32），“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33），“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34），并付诸实际、身体力行。另外《左传》中还提出的对内维护民族和睦、对外寻求积极外交的战略主张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35），“亲仁善邻，国之宝也”（36），“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37）。大许基于此，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对内和抚戎夷，对外结好孙权的战略思想。他采取“心战”策略和抚南蛮西戎，派遣郑芝使吴恢复两国盟好，着力做好内政外事，以创造东、南、西三个周边的和平良好环境。其五是《左传》中所宣扬的思想道德观。书中强调指出：“日月之食，何损于明”（38），“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39），“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40）、“施舍不倦，求善不厌”（41），对“君子”的作派从思想、行为学的角度提出具体要求。诸葛亮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强调：“正已以教人”，要求下属多提出批评意见，“勤攻已阙”，以“集众思广忠益”（42），一再声明自己“不疑于直言也”（43），告诫后代“志当存高远”（44），“静以修身，俭以养德”（45）。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自校薄书，率先垂范；他清贫淡泊，不贪不奢，“蓄财无余，妾无副服”（46）；他视功利若敝屣，以忠贞而事君。对于刘备的临终嘱托，他援引《左传》中僖公九年荀息回答晋献公托孤时“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的话语誓表忠心。其六是《左传》中的经济思想。《左传》中记叙有卫文公“务材训农，通商惠工”（47）以农为本带动地方经济的事迹。诸葛亮治蜀始终贯彻着一套与之类似的经济思想即：“休士劝农，分兵屯田，调其赋税，以充军实”（48），“铸直百钱，平诸物价”（49）。他大力推行闭关息民、务农殖谷、工商并举、盐铁官卖、发展蜀锦、重视科技、架桥铺路、兴修水利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使得蜀国出现了“国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社会安定、物殷国富的繁荣局面。最后是《左传》中的辞令。《左传》中的辞令短篇如《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长篇如《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前者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情况下，沉着应对，不卑不亢。看起来是摆事实讲道理，实际则巧妙利用秦晋两国间的矛盾，依情据理展开分析，终于说服秦国退兵，使郑国转危为安；后者是一篇与秦绝交的最后通牒，吕相历举事实斥秦不义，句句铿锵有力、有利有节，使得秦国几无反驳之力。像这样纵横捭阖的说辞，实际上已开战国苏（秦）张（仪）游说风气的先例。由于当时诸侯来往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单单只是个人荣辱问题，更牵涉到国家利益，正如孔子所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左传》中生动的言辞触目皆是，除上举两篇外，著名的还有《阴饴甥答秦伯之部》（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王孙满论问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荦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恰到好处”（50）。观诸葛亮行文言语，如《正议》中，开篇列举项羽恣意妄为、不循正道导致兵败垓下以及刘秀率领数千羸弱士兵战胜王莽四十多万精锐部队的事例，层层剖析，步步深入，驳斥警告曹魏的诱降丑行，反复阐明“人谋”可以胜天的观点，表达他以弱胜强、誓死抗争的信心和决心。全文叙理简练精纯、议事周密严谨，堪称一篇光辉的战争檄文，颇有《左传》中行人辞令的痕迹。再假若历史上真有舌战群儒的话，大概也是受益于此罢。综上所述，《左传》这部先秦时期儒家重要典籍在诸葛亮这位历史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身上有着深远的思想延续。作为一位千古名人，诸葛亮对于前代文化遗产积极地传承与发扬，突出表现了他兼容并包、各取所长的优秀个人素质。诸葛亮继承了前代文化遗产，更丰富了后世文化生活，他圆满地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他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必将永远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人民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