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我想游戏人间，为何最后反被人间游戏了我？

　　她是庐隐，是与林徽因、冰心齐名的“福州三大才女”之一。

　　她的人生充满灰色，她却说她最爱灰色。“灰色最美丽，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不带一点灰色，他将永远摒弃于灵的世界，你看灰色是多么温柔，它不像火把人炙得喘不过气来，它同时不像黑暗引人入迷途。”

　　生命从来不曾对她温柔以待，她却扔执拗地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她想游戏人间，却被人间游戏了一生。

　　1、

　　1898年，庐隐出生在福建闽侯县城内的一户老宅里。

　　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父亲是前清的举人，母亲是典型的中国旧式封建女子。庐隐出生前，已经有了三个哥哥。虽然在那个年代里男尊女卑还是很流行的风气，庐隐的父母却希望能生个女儿。按理说，庐隐的降生应该是这个家庭的一件喜事，但没想到的是，就在同一天，外祖母去世了。

　　于是，庐隐一生下来便被认为是个不祥的孩子。母亲直接把她交给了一位奶妈去喂养。从出生就享受不到父母的疼爱，连哥哥们也讨厌她。小时候的庐隐非常爱哭，一哭便止不住。对孩子来说，哭，是她表达不满的唯一手段，也是她对抗世界的唯一方法。只是对大人来讲，无非更平添了厌恶。

　　两岁的时候，庐隐长了一身疥疮，整日号哭不止，母亲气愤得就差一棒子打死她。幸好奶妈看着可怜，说愿意带回乡下去养。母亲丝毫不见犹豫地答应了。

　　还有一次，是庐隐三岁的时候，父亲带着一家人乘船赴任湖南长沙知县。父亲正和几位师爷商量着一件文案，庐隐又在嚎啕大哭，父亲一下火起，抱起庐隐就要往水里扔，幸好和一个听差撞了个满怀，庐隐才又躲过一劫。

　　庐隐六岁的时候，父亲因为心脏病去世。生活所迫，母亲便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去投靠在北京的舅舅。

　　在北京舅舅家，庐隐依然是最不受待见的那个。哥哥们跟着专门的先生念书，而庐隐只能跟着姨母读《三字经》。姨母教完，就把庐隐一个人锁在小房间里，让她自己去读，中午的时候再背，背不出就挨打，有时还不给饭吃。

　　平日里，要是舅舅家来了客人，母亲还会把庐隐关在另一个院子里，不许她出来见人，怕觉得丢脸。

　　后来，舅母打听到有一所教会学校幕贞学院，可以住宿，每年只有年假和暑假可以回家，而且要是信教的话，学费也免了。

　　于是，庐隐便被送去了这所学校。当时，庐隐还只有九岁。幕贞学院条件艰苦，管教却格外严苛。不久，庐隐生了一场大病，受尽折磨。

　　那次病好后，到礼拜堂去做祷告，校长朱太太轻轻跪在庐隐身边，温柔地劝她：“亲爱的孩子，上帝来祝福你！”

　　庐隐哭了，然后信了教。“在我小小的心灵中，虽然没有自杀的清楚认识，不过我也模糊地觉得，即使死了，也许比活着快乐吧。”似乎，只有虚无的上帝，能带给庐隐受伤的心灵一点安慰吧。

　　成年后，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庐隐如此说道：“本来一个人最快乐的时代要算是无责任、无执著的童年时代了，我却是个例外，我对于我的童年回想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

　　庐隐的执拗、反叛、敏感的性格，多与她童年时的经历有关。而这不幸的童年经历，似乎也成了她灰色人生的最初的注脚。

　　2、

　　大哥黄勉的出现，给庐隐灰色的生活带来了一道曙光。

　　在大哥黄勉的帮助下，庐隐考上了高小。在高小的时候，庐隐读书特别用功，进步明显。在这期间，庐隐还开始写起了短文，大哥黄勉也会帮着改。

　　1912年，庐隐14岁，考上了女子师范学校。这也让家里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中学期间，庐隐有了更多的自由。然而学校的生活却意外的枯燥乏味，唯一的一点乐趣便是看小说。庐隐迷上了看小说，除了应付功课，她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看小说上面。痴迷到什么程度？有时候会借口生病不去上课然后躲在寝室里看小说。林纾译的小说三百多本种，她全看完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都搜集来看。庐隐得了个“小说迷”的绰号，爱看小说这件事，最后甚至连家里人都知道了。

　　小说里的世界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那些恩怨情仇，那些桃红柳绿，在庐隐的心里埋下了文学的种子，也触动了少女内心深处的浪漫情丝。

　　那一年，庐隐十七岁了，少女初长成，虽然算不上好看，用庐隐自己的话来说长得“短小精悍”，但这个年纪在当时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彼时，姨母家里来了一位亲戚叫林鸿俊，曾在日本留学，因为父亲生病回国，可惜回来没多久父亲便去世了，就到北京来谋事，先借住在姨母家里。

　　林鸿骏长庐隐三岁，知道庐隐爱看小说后，将新买的《玉梨魂》借给她。从此一来二去，书信来往后，渐生亲密。林鸿骏托人向庐隐母亲提亲，被母亲拒绝了，理由是没有深造，一个中学生将来很难成事。

　　被拒后，林鸿骏写了一封很伤感的信给庐隐，情真意切，庐隐看了又是感动又是气愤，觉得母亲他们太小看人了，觉得自己的婚姻也应该由自己来做主才对，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

　　母亲和哥哥知道她执拗的性子，同意了，但是有一个条件：林鸿骏必须得大学毕业，两人才能结婚。他接受了。

　　之后，林鸿骏如愿以偿考入了北京工业专科学校。十八岁的庐隐也顺利高中毕业。

　　在母亲的活动下，庐隐先是被北京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课教员。半年以后，悄然辞职。1917—1918年间，应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校长、原北京慕贞学院同学舒纨荪女士的邀请，她答应去教小学，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和史地课的教学任务。半年后，她觉得生活无趣，便又回了北平。恰好河南开封女子师范聘请教员，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又去了开封，但也只待了一个学期左右。

　　这个时期的庐隐似乎对一切都觉得厌倦，整个人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不知道人生的前方到底有什么。

　　在《玫瑰的刺》中庐隐有过这样一段自我剖析：“我的不安于现在，可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且无时无刻不想把这种个性表现在生活上，我从小就喜欢飘萍浪迹版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住上半年就觉得发腻，总得想法子换个地方才好。”

　　1919年秋，庐隐又做了一个决定，以旁听生的资格考入了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时正值五四前夕，各种新思潮、新学说飘荡在各个角落，学生们思想十分活跃，向来“不安分”的庐隐如鱼得水。一切都使她觉得新鲜，生活也格外的充实，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某个周六，家里写信叫她回去。原来是林鸿骏已经大学毕业，准备让庐隐回去商量结婚的事呢。此时的庐隐正迫不及待地拥抱着新生活呢，哪有心思回家结婚。她告诉林鸿骏，说要等自己毕业了以后再说。

　　接下来两人又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只不过，庐隐却越来越感觉到两人之间不小的差距。庐隐此时已经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畅谈社会人生，倾诉女性的苦闷与烦恼，追求女性的自由解放，俨然一个五四新青年形象。而林鸿骏却希望庐隐能回来结婚过日子，相夫教子，觉得一个女人在外面奔走是可笑的。

　　庐隐在《恋爱不是游戏》中曾表明过自己对爱情的态度：“实在的恋爱绝不是游戏，也绝不是堕落的人生所能体验出其价值的，它具有引人向上的鞭策力。它也具有伟大无私的至上情操，它更是美丽的象征。”很显然，林鸿骏并不“具有引人向上的鞭策力。”

　　深感两人性情不合，追求不同，庐隐也没犹豫，写了一封信给林鸿俊，就这样把两个人当初的婚约给解除了。

　　这段仓促开始的初恋，最终落得这样潦草的收尾。

　　3、

　　1919年初冬，日本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福州惨案”。当时在北京的福建学生义愤填膺，群情激奋，组织了福建学生联合会。庐隐被推举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代表，在这里，她认识了同为学生代表的郭梦良。初次见面两人就有点怦然心动的感觉了。

　　后来，同乡会还决定创办《闽潮》杂志，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是编辑。这样一来，两人之间的交往联系就更加多了。

　　郭梦良品学兼优，尤其写得一手好文章，让庐隐崇拜不已。但是，郭梦良却是一个有妇之夫，就在来北京之前由母亲做主和一位叫林瑞英的姑娘成了婚。郭梦良向庐隐坦白了这一切。他不愿欺骗庐隐，也不忍心苦了林瑞英，思来想去还是告诉了庐隐，又担心无法跟她光明正大地相处，又害怕毕业后劳燕分飞，不能再续前缘，内心非常纠结惆怅。

　　庐隐既是感动又是同情，不管不顾地和郭梦良谈起了恋爱。人言可畏，庐隐的做法在当时是不见容于社会的，一时谩骂纷纷，连家人、亲朋也多是责任和嘲讽。

　　“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庐隐的执拗劲儿又犯了，只要是她认定了的事，谁都无法改变。

　　1922年夏，庐隐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在当时可是一桩大新闻，处在风口浪尖的庐隐承受了多少压力可想而知。

　　然而，爱情虽美，婚姻却很实际。柴米油盐酱醋茶，各种琐碎，各种不堪。婚后，庐隐和郭梦良回老家探亲，庐隐不得不和林瑞英住在同一屋檐下，还必须得忍受着“做小”的卑微和憋屈。

　　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你问我婚后的情况，老实说吧，蜜月还算称心，过此则一言难尽。”庐隐用了“一言难尽”来形容婚后的生活。

　　之后，两人又重新回到了上海，都忙于各自的事业。大女儿郭薇萱的出生，更是让庐隐倍感疲惫。“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

　　这时，命运再一次显示了它的无情。郭梦良原来就有肺病，加上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只留下庐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庐隐硬撑着把郭梦良的灵柩护送回了福建老家，与郭的父母及前妻一起过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

　　1926年夏，庐隐回到北京，在北京师大附中教书，和当时另一位有名的才女石评梅做了同事。两人同病相怜，正好做了伴，借酒消愁，打发时光，或哭或笑。

　　1928年9月30日，挚友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猝亡，让庐隐措手不及。一股深深的绝望感弥漫在她的心头，想来这人生真是灰色到底了。

　　4、

　　彼时的庐隐，生活过得极为苦闷，颓废地常常喝到大醉。倒是也不乏有追求者，只是庐隐一概都不放在眼里。她只觉得，这灰色人生，真是毫无意义。

　　直到一位青年诗人的出现。

　　都说爱情能毁灭一个人，也能让人重生。这句话用在庐隐身上正合适。

　　某次，这位叫李唯建的诗人经梁漱溟介绍去北大哲学系拜访林宰平教授。李唯建看见林的书桌上有本《华严月刊》，这本杂志正是庐隐与人合编的。李便萌生了拜访“浪漫女作家”庐隐的想法。

　　经林宰平的介绍，两人见面了。末了，庐隐问起他的文学爱好及写作情况，留给他一个地址，两人就这样开始了交往。

　　李唯建小庐隐九岁，他称庐隐为“姐姐”、“心灵的姐”，两人频繁地书信往来，尺素传情。李唯建自称“异云”，一片漂泊异地的云，庐隐署名“冷鸥”，一只孤独翱翔的海鸥。李唯建在了解了庐隐的坎坷经历后，对她极为同情，他自己说“同情心太大太深，便变为伟大纯洁的爱了”。

　　而庐隐那颗原本已经死灰的心似乎也在复燃，而且燃得很热，她说“云弟，我们原是以圣洁的心灵相识，我们应当是超人间的情谊”，“如果能够在某一人面前率真，那就是幸福”。

　　1929年的春天，是他们相识一周年的日子，庐隐在给李唯建的信中写道：“我知道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展开你伟大的怀抱，我愿生息在你光明的心胸之下”。

　　庐隐清楚地知道，也许是上天同情她的不幸，让爱情降临了。她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一个女人，带着前夫的女儿，和小自己九岁的男人恋爱，这在当时又激起了人言的波澜。但庐隐不在乎，爱了就是爱了，“不固执着悲哀了，我要重新建造我的生命，我要换个方向生活，有了这种决心，所以什么礼教，什么社会的讥弹，都从我手里打得粉碎了。”

　　1930年秋，两人结婚。婚后，两人便携手去了日本度蜜月。由于经济压力，从日本回来去了杭州。因为生活拮据，一年后两人又一起去了上海。在上海，庐隐一面教书，一面不停地写作，留下了许多作品。另外，还要承担家庭主妇的责任。

　　和李唯建在一起的这四年时间，日子虽然过得清苦忙碌，但是却也安稳。更重要的是，生活开始让庐隐感受到了希望。

　　庐隐开始憧憬着未来，“假使我能活六十岁，我未来的生命还有二十六七年呢！……我愿将我全生命供献于文艺，我愿我六十岁作自传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二本成功的杰作，那么我就在众人赞叹声中，含笑长逝吧！”

　　然而，上天又何曾遂过人意！

　　1934年5月13日，庐隐和李唯建的第二个孩子临产在即，为了节省费用，庐隐没去医院，只是雇了一助产士来家伺候，结果子宫被接生婆划破，血流不止。

　　弥留之际，李唯建悲痛地要去控告那个害人的庸医，庐隐劝阻了他。她拉着李唯建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算了，不要去告了。告他又有什么用呢？何苦再去造成另一个家庭的不幸呢！”

　　庐隐灰色而短暂的人生，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庐隐的好友石评梅曾经在《给庐隐》中写道：“人生是时时在追求挣扎中，虽明知是幻想虚影，然终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渊悬崖，然终于不能不勉强挣扎；你我是这样，许多众生也是这样，然而谁也不能逃此罗网以自救拔。”

　　今天，我们来回顾庐隐的一生，看到的是她人生的灰色和苦难，更是她面对生活的勇气，那种“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勇气。

　　一个敢于“游戏人间”的人，哪怕她最后“被人间游戏”，至少，她也是勇敢的，值得我们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