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计后果娶小姨子为妻的三个名人：近代不伦之恋

　　中国近代史爱上小姨子的三个名人

　　1、政治家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中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和第二任妻子是亲姐妹，这场不伦之恋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虽然陈独秀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不顾流言蜚语结合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陈独秀1897年在家乡安徽怀宁结婚了，他的妻子就是原先当过安庆府统领的清军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亦叫高大众）。

　　婚后，夫妻二人起初相处得还算过得去，一方面是陈独秀本来就对这门亲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晓岚到了陈家以后，恪守妇道，生活十分俭朴，在乡里很有贤惠之名；数年之后，高晓岚为陈家也添了对儿女。照理，这对夫妇是该相安无事地聊度时光了，可是陈独秀却觉得，他们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异已到了难以弥合的境地：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高晓岚则目不识丁，结婚以后，陈独秀多次劝她多识些字，学点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儿歌。偏偏高晓岚不屑一闻，自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为此陈独秀渐渐感到心灰意冷。之后，俩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形同陌路。

　　就在陈氏夫妇关系远散的过程中，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走进了陈独秀的生活。

　　高君曼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下，明眸皓齿与微露的笑容，处处显示着清丽恭良的新式特质。在二人的交往中，妻妹满腔的热情，新颖的思想，不凡的谈吐，让陈独秀耳目一新，很快两人便觉相见恨晚。

　　后来，高君曼寻找机会，借着各种理由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交流思想、热烈讨论。当时，陈独秀常常去藏书楼发表时事演说，高君曼便常常去那里阅读进步报刊或听姐夫演讲。

　　起初，二人朝夕相处地探讨学问，在传统的伦理观念里，人们几乎不敢设想会发生什么。这种思想，当然也包括恪守传统的高晓岚。

　　当二人难割难舍时，一个难题便摆在了这个封建家族的面前。两个性情刚烈的叛逆者的出现，使得最终结果只有两种：打破或者扼杀。

　　对于已决定随时因家族压力双飞远遁的二人来说，扼杀已渐次的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继父陈衍庶甚至以“退继”相威胁，但陈独秀根本无意继承其遗产，陈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

　　乡邻的传说沸沸扬扬，陈、高两家严厉指责。但二人并不在乎。

　　1909年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31岁的陈独秀在陈高两家一片反对和讥讽声中，与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结为伉俪，与家庭中断了关系。此时的高君曼，一身入时的江南装扮，亭亭姿秀，绵绵温雅，时常伴随陈独秀出访高朋，听琴瑟互答，过着美好的隐居生活。

　　2、军事家王近山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近山回到了祖国。他先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刚刚不惑之年，他又被授予中将军衔。谁知偏偏这春风得意之时，他的人生触上巨礁，一场感情的变故使他从辉煌跌落到了谷底。

　　事情起因是王近山又“撒疯”，要与结发妻子韩岫岩离婚。

　　王近山与韩岫岩结婚十多年了。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头岭战后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韩岫岩是129师医院的护士，长得很漂亮，是有名的“院花”。她叔叔原本是当地有名的郎中，抗战爆发后，韩家12口人包括60岁的老奶奶都全部“入伍”，参加了八路军。来时全家为129师医院驮来许多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半个医院。这样的光荣背景，加上“院花”之誉，使韩岫岩在医院很有名气。在王近山住院时，钱信忠院长特地派她护理。一同住院的陈锡联一看男才女貌，于是暗中牵线搭桥。结果，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虽聚多离少，但他们生了8个儿女，应该说夫妻两人是有感情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团驻扎在重庆。经常应邀给大学生做报告。几次报告下来，他那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幽默风趣的语言，让那些崇拜英雄的大学生敬佩得五体投地。常言说：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王近山也走不出这个永恒的怪圈。这时他才34岁，年轻英俊，又是兵团司令员，终于，他的风采把一个女大学生迷住了。

　　这位女大学生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妹——韩岫岩的嫡亲二妹。

　　一个是威风八面的年轻将军，一个是谈吐风雅、漂亮迷人的女大学生，两人在迷迷糊糊中靠拢在一起了……

　　“聪明人”是“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偏偏这王近山是“一根筋”，一旦和她好上了，就和妻子韩岫岩打冷战。此时，韩岫岩做着海军医院副院长，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痛苦失望和气愤之中，她选择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转意。可一等好几年，王近山从朝鲜归来后，还是让她失望了：冷战如故。1963年，夫妇俩一场争吵后，韩岫岩一气之下，只好向组织报告，请求组织解决丈夫的“作风问题”。

　　王近山与韩岫岩虽是多年夫妻，但性格却如当年他们的“介绍人”陈锡联说的，“两人是一个脾气，针尖对麦芒”。这下韩岫岩向组织上反映老公的“作风问题”，事情一“闹”大就不可逆转了。

　　投诉信几经上递，转到了副主席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了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组织上找他谈话，批评他，教育他，他却回答：

　　“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老首长闻讯急忙来打招呼，也被他顶了回去；老战友再来苦口婆心劝说，他也无动于衷，谁也劝阻不了他。形势一天天对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处理他的风声。然而，他还是“撒疯”硬是不回头：

　　“不打报告还好说，告中央就非离婚不可了！”

　　最后，据说一位老首长“偏心”批示：“离婚属家务事，是法院所管，组织上不好干预。”于是此事暂时打住。

　　可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马上到法院办离婚手续。结果，离婚案终于惊动了毛泽东，又亲自批示刘少奇处理此事。

　　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处分下来：撤销王近山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一个“情”字，让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从天上坠到了谷底，扎实地摔了个“大跟头”。

　　3、艺术家金山

　　1950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29岁的孙维世和39岁的金山喜结良缘，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前来贺喜。婚礼那天，邓颖超同志来了，她送给孙维世一份珍贵的结婚礼物，就是《婚姻法》，意思就是大家遵守《婚姻法》，要彼此忠实，要好好对他们的女儿。

　　结婚后两人就搬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分给金山的那个宿舍里面，新世觉得跟姐姐再住一起就不是很合适了。经周恩来、邓颖超同意，就住到了西花厅。在孙新世的记忆中，这是一段让她十分留恋的时光。周总理、邓颖超亲切地称呼她为粤生女儿，总理接见外宾中间有十分钟休息，他就回来跟几个孩子打乒乓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52年。“总理爸爸去朝鲜访问，晚上我陪小超妈妈谈久了，她就让我睡总理爸爸的床，那才叫真的幸福。”说到这里，新世老人像个孩子似的，满脸皱纹都绽开了花。

　　孙新世这个时候过着挺快乐、挺平静的生活，不过此时姐姐的婚姻起了小小的波折。1951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前往朝鲜战场，受到金日成的欢迎。金山表示要写一部中朝抗美的电影，这让金日成大为赞赏，并亲自安排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但时隔不久，俩人就因感情出轨而犯了错误，金山受到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件事使孙维世在生活和心情上都跌入低谷。最终她还是原谅了金山，这也让金山十分感动。

　　之后，孙新世去了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专修俄罗斯文学。邓颖超为了让远离祖国的孙新世不感到孤独，经常给她寄书、写信，对她关怀备至，而孙新世也是事无巨细都向邓妈妈汇报。当她把自己找到男朋友李宗昌的消息告诉邓颖超后，不久便收到邓妈妈的一封亲笔贺信，祝贺孙新世找到了她的另一半，这令孙新世十分欣喜。

　　金山与孙维世

　　1957年2月，年过30的孙新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不久她和丈夫返回了祖国，她被安排到了北京大学任教，让孙新世感到高兴的是她又能经常见到邓颖超妈妈和周恩来爸爸了。

　　“后来我生了小颖，孩子叫他们爷爷奶奶。第一次我带孩子去西花厅，小超妈妈亲着我的女儿说：‘让大颖亲亲俺小颖’。小颖太小，不识宠，把西花厅里的沙发都尿脏了。邓颖超同志还是乐呵呵的。他们老夫妻俩都非常喜欢孩子。有一次我们看电视上播出“十一”游行，第二天我女儿就对总理说：昨天我在电视里头看游行了，我还看见你了。总理就说：那你长大了也去游行。她说那我怎么进去呀，她以为要游行得进到电视里才能游行。总理就把她抱到西花厅外面的大镜子前，说：‘你看，你这不是进去了吗？’结果小孩儿笑，总理也笑，笑得非常爽朗。”像这种特别轻松的时候后来就不多了，因为很快“文革”来了，孙新世再也没有听到周恩来这么爽朗的笑声了。

　　“文革”风暴开始后，江青仅以孙维世曾送一次戏票给李立三为借口，无端地在孙维世的头上加了一个“苏修特务”的罪名，对其进行残酷的批斗并将其抓走。孙维世在没被抓走前，特意密约妹妹新世每星期五晚上在天安门前见一次面，交代妹妹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如果我死了，一定是被人害死的，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我是自杀。”可是，江青为了杀人灭口和整倒周恩来，不久就将维世折磨死了。新世悲愤极了，因为她比别人更了解姐姐，也更爱姐姐。爸爸牺牲后，维世跟着妈妈东躲西藏地在上海，长到十五六岁时才找到组织，后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出国深造，上了苏联东方艺术学校。在苏联，维世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由于她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所以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首次访问苏联时，曾担任过“毛泽东—斯大林—周恩来”会谈时的首席俄文翻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针对江青的为非作歹和无法无天，孙新世不顾一切地说：“一个把革命同志当成敌人的人，那么她自己也就成了敌人。”孙新世为此当即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但是批斗了几场之后就被搁到了一边，原来进驻他们机关的军代表根本没有把她的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小组”，所以她也就幸免于难。

　　1975年4月，金山从秦城监狱释放回家才得知妻子早已不在人世了。为了更好地照顾金山，孙新世一家都和金山住在一起，让失去妻子的金山晚年得到很多安慰。不久“文革”结束，孙新世离开了工作了20多年的北京大学，调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我就觉得姐姐去世了以后，唯一的亲人就剩了我们了，我们应该好好照顾他，当时我爱人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爱人去世以后，金山他考虑到我会不会搬走，于是他给那个党组写了封信，希望批准他跟我结婚。”新世老人深情地说。

　　1976年，50岁的孙新世与65岁的金山开始携手人生，共同医治心灵的创伤。1978年，金山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2年7月7日，他因突患脑溢血而与世长辞，终年71岁。

　　随着岁月的流逝，身边的亲人都一个个离去，目前孙老的孩子们旅居国外，她经常出国探亲。对这位80岁的老人来说，北京的家总让她十分留恋，而每逢清明或亲人的忌日，她都会到北京的公墓给亲人送上问候。有几个纪念日是一定要纪念的，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邓妈妈离世的日子、姐姐、金山、哥哥……还会写一点什么东西纪念他们。“当初给《文汇报》写过很短的一篇东西，我就病了很久，因为我一回忆就生病。等身体好一些我就好好写一本回忆录，纪念姐姐他们，我觉得要不写对不起他们。”新世老人说到这儿抹了把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