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处理玩同治皇帝的后事后，慈禧为什么处理同治身边的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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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同治皇帝之死，是清宫八大疑案之一。同治的死因，根据官方档案记载，是“遇天花之喜”。之所以把天花称为“喜”，是因为若这种传染病一旦痊愈，人的体内会产生抗体，从此一生不会再得这种病，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病也是一种喜庆的事情。

　　古时候的天花疾病，死亡率较高，同治死于天花并不奇怪。但一般而言，只要天花出痘结痂脱落，患者休养百日，即可痊愈。

　　但根据翁同龢日记的记载，宫中脉案记同治天花已经结痂脱落，但不久又转为腰肿流脓，最终痈溃而死。可见民间传言同治皇帝实际上非死于天花，并不是空穴来风。

　　而同治驾崩后，宫中对同治几位近侍的处分，也侧面反映了同治之死的真相，并不简单。

　　同治皇帝崩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十二月初五，皇帝死后的第一要紧事，是另立新帝，最终决定迎立外藩的载湉入承大统，是为光绪。

　　而在确定新帝人选，以及安排好同治皇帝的后事以后，宫中便立刻对同治身边的几个近侍进行了处分。虽然没有明言，但无疑他们对同治之死负有责任。第一个被处分的，是同治身边的侍读王庆祺。

　　十二月十三日，御史陈彝上奏弹劾王庆祺。王庆祺是诱导年轻的同治皇帝微服出巡，流连于烟花之地的罪魁。陈彝不敢说的那么直接，只说王庆祺德行有亏，好“微服冶游”，不配待在天子近侧。同日，王庆祺被朝廷罢斥，并下令永不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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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许多读者以为，王庆祺引导同治踏足烟花场所，是导致同治染上病毒，得重症而亡的唯一原因。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同治身边的几位太监，也与同治之死脱不开干系。

　　十二月二十五日，两宫太后有另一道懿旨：

　　“我朝列圣，家法相承。整饬宦寺，纲纪至严。乃近来太为，不安本分。甚或遇事招摇，与内务府官员，因缘为奸。种种营私舞弊，实堪痛恨。”

　　慈安和慈禧太后以整饬宦寺为名，分别处分了七个太监，分别是总管太监张得喜、孟忠吉，顶戴太监周增寿、梁吉庆，太监王德喜、任延寿、薛进寿。

　　这份懿旨，给几个太监安的罪名是不安本分，勾结内务府官员，这也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相。而在清人薛福成所著《庸庵笔记》中，提及了更多的内情。

　　同治皇帝的悲剧，源于其婚姻的不幸，而婚姻的不幸，则源于其生母慈禧太后的权力欲。同治大婚时，慈安和慈禧太后对皇后人选意见不一，最终同治听从慈安意见，立阿鲁特氏为后。此举导致慈禧的不满，经常对同治的后宫生活横加干涉，要求同治多宠幸慧妃。

　　慈禧不喜欢同治所立的嘉顺皇后，同治不敢直接顶撞，便与慈禧赌气，自己独宿乾清宫，不久后染病。《庸庵笔记》载：

　　“慈安皇太后侦知诸太监越礼状，于是两宫太后轮流省视，帝疾稍瘳，亦召皇后留视之。皇后权素轻，不能以威袭诸太监，又性羞涩，守礼法，帝亦命皇后回宫，每苦口极谏，然后去。无何疾复大作。”

　　可见，除了被王庆祺诱导出宫冶游之外，同治与身边太监的越礼情状，即古时候所谓分桃断袖之癖，同样是让他染上重病的原因。

　　但因家丑不可外扬，王庆祺和这七位太监并没有被处以极刑，只受到革职或流放的处分。同治之死，也就此翻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