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士到底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为什么主张处死杨贵妃呢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三日黎明，一队人马保护着唐玄宗从禁苑延秋门而出，匆匆向西疾驰而去。这支队伍中除了皇帝之外，还有杨贵妃、杨国忠及杨氏的几个姐妹以及太子李亨和少数几位皇子，连皇帝的其他嫔妃、公主、皇孙以及百官都抛弃不顾了。可见安禄山叛军的声势，潼关的失陷对玄宗震动之大，使他完全张皇失措，只能不顾一切地抛弃长安向西蜀地区逃命去了。

　　高力士与马嵬之变

　　当玄宗一行走到马嵬驿时，却发生了禁军哗变，杀死了宰相杨国忠，并迫使玄宗处死了杨贵妃。

　　关于这次事变是否是军士的自发哗变，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事先有所预谋、有计划的，但是关于主谋为谁，却有着各种不同的解读。从上面的引文看，有四个人比较引人注目，即太子李亨、陈玄礼、高力士、李辅国。

　　其中陈玄礼的意向最为明显，史书记载他早在长安城中时就想诛杀杨国忠，在此次禁军哗变中，他表现得最为活跃，而他本人又是禁军大将，所以最有可能是他主导的此次事变。但是陈玄礼为什么要诛杀杨国忠？其缘故史书中却没有明确的记载，于是有人认为大宦官高力士是主谋，因为高力士主导的内朝与杨国忠主导的外朝争权，所以导致高力士必欲铲除杨国忠，陈玄礼只不过受其指使而已。不过这些均为推测之辞，并没有多少史料作为证据。还有就是太子李亨，他与杨国忠矛盾最大，自然也愿意乘机铲除杨氏势力。

　　在上面的引文中，记载陈玄礼通过太子身边的宦官李辅国，向太子征询过诛杀杨国忠的意见，“太子未决”。似乎太子并未参与此事。但是从其他记载看，太子李亨的态度却不是这样的。如《旧唐书·杨贵妃传》载：“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同书《韦见素传》载：“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即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这些记载都明确说太子参与了密谋，并没有“未决”这样的态度，可见《资治通鉴》是为太子李亨避讳了。至于李辅国，只不过是个往来传话的角色，并非此次事件的主角。

　　那么，高力士到底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从上引《资治通鉴》的记载看，他是主张处死杨贵妃的，而且是缢杀贵妃的直接执行者，其积极参与的姿态是非常明显的。原因应是怕杨贵妃秋后算账，索性将杨贵妃也缢杀。而且从后面接着发生的事情来看，高力士支持太子的态度也是非常明显的。

　　马嵬事变结束后，玄宗命令继续西行，“父老皆遮道请留”，玄宗于是命太子留下来抚慰百姓，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愿帅子弟从殿下东破贼，取长安。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须臾，众至数千人。太子不可”。于是太子之子建宁王李倓、广平王李椒（即李豫）以及李辅国等皆劝太子留下来，“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在这种情况下，太子只好派人报告玄宗，玄宗“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资治通鉴》卷218）。

　　从此，太子李亨与玄宗在政治上分道扬镰，摆脱了玄宗对他的控制。其实这一切也是事先策划好的。据《旧唐书·李辅国传》载：“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新唐书·李辅国传》亦载：“陈玄礼等诛杨国忠，辅国豫谋，又劝太子分中军趋朔方。”从这些记载看，上面所说的父老遮道请留太子，完全都是事先预谋好的，也就是有人导演的一场戏。

　　那么太子李亨到底拥有何种力量而能使他与玄宗的分道扬镳成功呢？这就是他所掌握的部分禁军部队。《旧唐书·承天皇帝谈传》云：“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谈兄弟典亲兵启从。”说明在此次玄宗幸蜀时，李亨的儿子建宁王李谈、广平王李椒等均掌典禁军，此二人所掌的这部分禁军自然是李亨所倚赖的基本军事力量。这部分军队有多少人呢，从上引的“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一句可以知道有二千人马。

　　从“后军”二字可以知道玄宗从长安逃走时，太子一直处在殿后的位置，也就是说他本来就统率着后军。关于这一点还有史料可以证明，如《旧唐书·肃宗本纪》记载说：“车驾将发，留上（指李亨）在后宣谕百姓……（玄宗）乃令高力士与寿王帽送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留后军厩马从上。”从以上情况分析，这里所用的“留”字要比前面所用的“分”字更能准确地表达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这二千人马中有部分飞龙厩兵马，这是唐朝禁军中的精锐马军，它一直由高力士统率，并任内飞龙厩大使。这支禁军甘愿跟随太子李亨而与其老首长高力士分离，恐怕高力士本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嵬事变实际上是太子李亨、高力士与陈玄礼等人联合发动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行动，除了要达到铲除杨氏兄妹的目的外，帮助太子摆脱玄宗羁绊，使其能担负起领导全国平叛的责任来，才是这场事变的最终目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高力士与陈玄礼皆玄宗的心腹之臣，有着数十年深厚关系，为什么却在此次事变中转而支持太子呢？这就需要再作分析了。

　　杨国忠在朝廷专擅弄权，声望极其不佳，当时人皆认为：“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高力士、陈玄礼难免也有类似的看法，因为陈玄礼就说过：“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毗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旧唐书·杨国忠传》）在这种情况下，当太子李亨出于政治需要对付杨国忠时，高、陈二人自然会予以支持。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迈的玄宗在叛军进攻长安时，没有积极地担负起领导全国平叛的责任，反而远避于西蜀，而太子李亨却有意承担起这副重担，作为忠于李唐王朝的老臣高力士、陈玄礼，为了国家的长远计，也不能不选择与太子合作。同时作为与玄宗数十年合作的老臣，他们又甘愿保护玄宗西行，这样于私于公都做到了尽心竭力，就此点而言，高、陈二人的行为的确难能可贵。不过他们两人与太子的此次合作并不等于他们加入了太子集团，或者是为了捞取个人政治好处。

　　马嵬事变后，到底向何处去，这在当时引发了争议。将士们认为杨国忠久兼剑南节度使，其势力仍然存在，不可前往西蜀。于是有人建议皇帝到河、陇一带去，有人主张到灵武（今宁夏吴忠北），有人建议到太原，也有人主张回到京师长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唐玄宗的本意想去川蜀，但因众人反对，所以也不好表态，只好沉默不言。御史中垂韦谔认为，如果回京，应当具备防御的军事力量，今兵力寡少，不如暂且前往扶风（今陕西扶风），然后再决定去向。到达扶风后，军中人心不稳，流言四起，玄宗非常担心。恰好成都进贡的春采十余万匹运到了扶风，玄宗命将其全部拿出来赏赐将士，才使得军心逐渐稳定。

　　为了能够顺利地到达成都，玄宗首先正式任命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节度使，又命颖王先行前往成都，做好迎驾准备。然后将护驾军队分成六军，命寿王李瑁等人分别统率，以次进发。其实这时跟随玄宗的禁军不过一千三百余人，即使需要整顿，也未必一定要分成六军。玄宗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是分散了禁军的统率权。在此之前，禁军由陈玄礼统率，此次分别由皇帝的亲儿子寿王李瑁等人统率，说明玄宗已经不再那么相信陈玄礼等外姓将领了。

　　玄宗逃难到蜀地

　　唐玄宗是经陈仓、散关、河池等地，即通过陈仓道，直达成都的。途中崔圆来迎，并进奏说：“蜀土丰稳，甲兵颇盛。”这使得玄宗久悬的心才稍稍有所放松，遂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拜为宰相。到达普安（今四川剑阁）时，宪部（刑部）侍郎房棺来谒见皇帝，玄宗遂又任命其为文部（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到达巴西郡（今四川绵阳东）时，太守崔涣来渴，玄宗任命其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同时又拜韦见素为左相。玄宗如此频繁地拜相，一方面是要补齐杨国忠被诛杀后留下的中枢机构的残缺不全，收拾已经涣散的官员队伍之人心；另一方面他要通过这些行动显示自己仍然牢牢控制着朝廷的大权。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玄宗在普安时还颁布了一道制书，时间在这年七月十六日。这道制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是罪己，唐朝在玄宗自己统治时期出了安禄山举兵叛乱这样的大事，致使百姓涂炭，皇帝不得不逃离京师，玄宗不表示罪己责躬，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二是宣布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负责收复长安、洛阳；三是以永王李磷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盛王李琦为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丰王李珙为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四是唐朝制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所谓“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也就是说将原来由中央统管的财权下放了，从而为后来的藩镇掌财权开了先河。

　　“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将地方官员的任命权也下放了，这就为以后的藩镇拥有辟署权开了先河（《全唐文》卷366）

　　通过玄宗颁布的这道制书，还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即玄宗虽然被迫同意太子与自己分道扬镳，但是他又不愿意使太子的权力过大，所以分别任命诸子为各路节度都使，使太子的势力不至于扩展到这些地区，同时也可以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当然玄宗下放财权与人事权，并不一定是为了防范太子，而是出于对当时局势的正确分析，因为唐政府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统一控制这些权力了，同时也是为了对付安禄山的需要。

　　这道制书的颁布，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玄宗并不想主动退出政治舞台，即不想让位于太子，他还要继续掌控全国的局势。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早在这道制书颁布的四天前，太子李亨已经在灵武正式即皇帝位了。在这道制书颁布前，全国各地都不知道玄宗的下落，制书的颁布才使军民知道皇帝已经到了普安，并且正在向成都进发。

　　七月二十八日，玄宗一行终于到达成都。经过几天的休整后，遂于八月二日颁布了（幸蜀郡大赦文》。在赦文中，除了再次检讨自己的过失外，重申了在普安时的战略部署，命令太子与诸王协同合力，平定叛乱。再就是对被安禄山胁从的官员，只要能改过自新，归顺朝廷，原其罪行，优与官赏，用于瓦解敌人，争取人心。这是玄宗作为皇帝发布的最后一道诏令，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尽管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尊为太上皇。

　　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武郡是朔方节度使的治所之所在，唐朝在这里屯驻有大量的军队，早在天宝初期，朔方的总兵力即达64700人，马14300余匹，衣赐200万匹段，可谓财丰兵精。尤为重要的是，朔方之兵多为久战之军，战斗力极强，加之朔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南下可直逼长安，东向经河东北部可进击河北，威胁叛军老巢，同时这里又是控扼河、陇的交通枢纽，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地位。

　　太子李亨从奉天北上时，一路狂奔，马不停蹄，有时昼夜奔驰三百里，犹如逃跑，士卒器械亡失过半，其狼狈情况不亚于玄宗入蜀。到了平凉时，才敢稍稍停歇，直到灵武后，才算安定下来。从此以后，灵武便成为唐朝平定安禄山叛乱的大本营，而玄宗避居川蜀，失去了领导全国军民抗击叛军的地位，被太子所取代遂成为必然的趋势。

　　太子即位真相

　　太子李亨于七月九日到达灵武。仅仅过了三天，遂于七月十二日即位于灵武城南楼，史称唐肃宗。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反映了李亨及其追随者迫不及待的心情。

　　由于唐肃宗即位时玄宗尚在幸蜀的途中，所以并不知道已经发生的这一变故。到了成都以后，由于驿路不通，道路艰涩，因此仍无法获得外界的消息。直到八月十二日，肃宗派往成都的使者到达后，玄宗才知道了这个消息。面对这种局面，玄宗还有什么话可说，在国家危难之时，他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且还得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不过玄宗并不愿意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军国大事仍要奏与他知。

　　因为肃宗即皇帝位时毕竟没有经过老皇帝的允许，也没有传国玉玺之类的国宝玉册，于是玄宗又命韦见素、房琯、崔涣为使，奉国宝玉册赴灵武传位。除了这些东西外，还必须有正式文件为据，于是玄宗先后又颁布了《明皇令肃宗即位诏》和《肃宗即位册文》，这样总算完成了新皇帝即位的全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