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时重庆木船运输业分帮派，袍哥大爷担会首

　　川江本是木船一统天下，近代以来四川的大小河流全靠木船经营运输。重庆乃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川江水系木船常年云集港内，数以千计。各地船主为发展壮大，以地区或货物分类，组成行帮，抱团从业。

　　帮派众多山头林立

　　清朝乾隆年间，重庆木船运输业已经有广帮、川帮之分。据《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记载：“广帮装拨下楚一切等省客货，川帮装拨本省境内进出一切口岸地方客货……已立合约，彼此不得争装。”到清光绪三年（1877年），以重庆为中心形成三大木船帮派，以朝天门为界，长江上游的船帮称上河帮，长江下游的船帮称下河帮，嘉陵江为小河帮。

　　各大帮内又有若干小帮，各自把持大小河和本帮地区的航运业务。上河帮分为七帮：富盐帮、金堂帮、嘉阳帮、叙府帮、合江纳溪帮、江津帮、綦江帮。下河帮分为八帮，其中包括川五帮：大红旗帮、长涪帮、忠丰石帮、万县帮、云开奉巫帮；楚三帮：长旗帮、短旗帮、庙宜帮。小河帮分四帮：渠河帮、合川帮、遂宁帮、保宁帮。

　　此外，还有往来于重庆的揽载五帮：木洞洛碛揽载帮、长寿揽载帮、忠丰石揽载帮、涪陵揽载帮、万县揽载帮，以及重庆各区县拥有的九个船帮，总计以重庆为中心的川江木船运输业共有三十三帮。各帮自成山头，俨如防区，但一般不会主动挑起冲突。

　　船帮拥有多艘木船，成批承运粮食、布匹、山货、盐、茶叶等物资，有时也受雇运送客商，是近代效率最高的运输组织。

　　行规行章强制执行

　　船帮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单船运输量有限，遇有大客商货单，单凭一家船只难以承运，只有组成船队才能接大单。其次，船民以船为家，居无定所，容易被人欺负，必须拉帮结派自卫，其成员大多为亲戚或同乡关系。第三，川江滩多浪激，遇险时必须有人倾力相助，唯有帮派靠得住。

　　当然，允许船帮存在，也有官府想控制船民，维护社会秩序的因素。船帮的主要使命，大致为执行官府旨意，向船工指派官差，收取杂费。掌握本码头班子，举办封建性礼教活动。出头承揽客货，与货主协商运价。订立行规条款，督促执行，调解纠纷。

　　为了服众，船帮会首多由袍哥大爷担当。他们上与官府来往，下与地方头面人物应酬，船民大小事情均需仰仗他们出面斡旋，以求安全保障和业务关照。为此，船民必须向会首缴纳各种费用，如靠岸费、业务介绍费、船头费、红利钱等。他们还要向行帮交纳各种封建性礼教的抽头费，如阴历三月十五的财神会、四月廿八的岳王会、六月初六的王爷会等费用。

　　1936年，袍哥大爷张晓岚秉承官府意旨，组织万县民船商业同业公会，将万县港各船帮置于其管辖之下。凡在万县港装货，均须按货物分类收费，如盐每包收费三角，揽载船要送“四节”钱，即腊月辞岁、正月拜年、端午贺节、六月六王爷会四个节日，不送钱者封船禁航。

　　时代进步终至衰落

　　19世纪末，外国机动轮船进入重庆，标志着川江航运的机器时代到来，具有进步意义。同时，却给木船运输带来灭顶之灾。

　　机动轮船马力大，承载力强，川江干流进出口货物和旅客，逐渐被轮船夺走，木船业务受到很大影响，船工难以维生。各船帮为了生存，进行过暴力抗争。1922年，下河八帮盐运业务受到轮船威胁，帮主纠集船主及船工强行登轮，大肆捣毁机器设备，砸死领江员。1923年，船帮又在万县杀死“安利”洋行代表霍勒，引起国际纠纷。但是，由于军阀割据，沿江关卡林立，盗匪充斥，盐商们考虑以木船运盐损失巨大，后来将盐全部托交轮船运输。其他客商也纷纷效仿。大势所趋，船帮莫可奈何，木船业走向衰落。

　　帮派组织封建性强，地域色彩浓重，规模较小，比较分散。它们既不便于承担大规模的运输，又缺乏健全的管理机制。在船只精良，运输种类齐全，管理体制先进的轮船公司的壁垒前，很难与之竞争，最终败下阵来。木船帮的成员或求职于轮船公司，或自谋职业，只剩下少数船只，承运短途业务。

　　1936年11月，替代船帮的重庆市拨船船员工会成立，办事机构设在东水门，负责人叶竹青。该工会下设金紫门、南纪门、太平门、东水门、朝天门、千厮门、临江门、黄葛渡、海棠溪九个分会，代理船工事宜。

　　抗战时期长江中下游失守，航线缩短。为加强联系西北地区，国民政府交通部将嘉陵江纳入航运重点，开通重庆经合川、南充、阆中、苍溪到广元的航线。因嘉陵江河道弯多水浅，木船重新派上用场，本埠回升到千艘以上，每只船平均载货15吨，为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建立，机动船逐渐取代木船。到1980年代，木船和动听的川江号子，一道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却在老市民的脑海中留下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