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国为何退居为罗马一隅的梵蒂冈？还能再复兴吗

　　今天人们造访罗马城的时候，很少有不顺便参观梵蒂冈的。作为欧洲五大袖珍国之一，梵蒂冈已经被认为是教宗的现实代表，当然顺便也就是上帝意志在人间的代表。

　　然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梵蒂冈并非始终如是。在历史上这座以教宗圣座为核心的城市国家差点灭国，教宗本人也差点无家可归。神权向世俗权威的最近一次令世人震动的低头，才保障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存在。

　　今天的文章，就带你一起看看圣座在历史上做出过的最大一次妥协。

　　教宗代表上帝管理着人间与天之国有关的一切，在天主教系统里是信众和上天沟通的唯一渠道。为了实现在人间传道的目标，教宗当然也需要地之国力量的配合，有钱有人才能把上帝的旨意在人间传播得更远。于是，教皇就有了获取地上世俗权力的动机。

　　图众人拥戴的教皇

　　但地上的权力并不好获得。天之国的赐福不是获得人间权威的直接途径，来自地上强权的支持才能起到作用。想获得这些支持，教宗就要和强权妥协，用明智的方式获得承认和帮助。

　　教会作为一个世俗政权向其他的世俗强权示好，要追溯到公元8世纪。

　　当时的教宗已经实际占据了包括意大利中部的大量领土，作为教会开支的来源。但这个国家其实危机四伏。在内部，教皇国的土地来自罗马帝国解体后从蛮族手里收复的土地，不来自分封，所以其实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在外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攻击教皇国控制的罗马。

　　图此时的教皇国还很弱小

　　为了稳固教皇国的统治，教会需要寻求外部强权的帮助，他们于是瞄上了法兰克人“矮子”丕平。这位矮小的伟人像极了中国的王莽，在担任国相期间功勋卓著，已经在权势和名誉方面超越了自己的国王。

　　这样的国家二号人物，其实距离获得最高权威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往往急切地等待着有人能给自己的一个台阶下。对王莽来说，递台阶的人就是那些想通过奉送天降祥瑞成为开国元勋的地方官员和儒生；对丕平来说，这个人就是教宗。

　　教宗是上帝的代言人，只负责对信众提供对教义的解释，对世俗的权力斗争不应该过多干涉。但这种宗教性的规定，还是敌不过对现实利益的渴求。丕平是当时欧洲大陆上最有势力的人，想要稳定住意大利的局面，就必须得到他的帮助。

　　联合罗马远交近攻一把伦巴第人很符合丕平国王的战略。

　　教宗司提反二世面对丕平的提问“国王不理政事，宫相应该怎么办？”回答道：“谁为法兰克操劳，谁就是它的主人”。这个来自上帝代言人的回答给了丕平篡位的台阶，于是他迅速废掉了所效忠的末代国王，取而代之。

　　称王之后，丕平也投桃报李，对教皇国照顾有加。754年，丕平亲率大军扫平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地区，并将其赠与教会，作为教宗承认自己合法性的报答。此前未曾在名义上干涉世俗政权的教宗，也亲自前往巴黎为丕平加冕，正式承认了他的国王身份。

　　从此他（pope）加冕了很多人

　　丕平和他的后代子孙，也就此成为了教皇国的保护人。他们存在一天，教皇国就能存在一天。这个传统后来被法兰西继承，法国国王在传统上也就是教宗属地的保护人，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也依然如此。

　　图丕平献土

　　这一历史事件便是世界史部分浓墨重彩的一笔——“丕平献土”。这也标志着教宗从远离世俗政务转变到了积极参与欧洲大陆的政治竞争。实力并不强劲的教宗，需要从强势的保护人那里固定住自己的领土。神权第一次和王权玩起了妥协的游戏。

　　意大利所在的亚平宁半岛本就是一个相对分裂的半岛，星罗棋布的小国实力都不强，往往成为大国竞逐的目标。然而大国之间互相制衡，谁也没办法彻底控制所有的小国。整个中世纪历史一直到近代民族主义觉醒之前，意大利都一直处在大国间接瓜分的状态之中。

　　而在这个时候，以罗马为中心的教皇国，在丕平和他之后历代君王的保护下得以在和平稳定地成长起来。没有大国敢对教皇国轻易宣战，小国也都乐于成为教宗的附庸，从而间接得到法兰西的保护，维持政权的稳定性。于是在这段时期内，教皇国迅速膨胀，成为了一个面积巨大的世俗政权。

　　但是这个面积并不解决实际问题。教宗对控制如此庞大的领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沿袭着整个欧洲中古时期的封建传统，在各地分封了大量的诸侯或者直接承认地方小国的半独立性。

　　这些小诸侯国逐渐成型，尾大不掉，其实对教宗没有太多效忠的心思。不管是出人还是出力，小国们都是要多不积极有多不积极，还经常和周边的法国、神圣罗马帝国等强权眉来眼去，给教皇国制造麻烦。

　　斗争形势复杂起来教皇国也只是意大利列强之一而已。

　　即使是教皇直接控制的罗马周边地区，经济能力也并不能支撑一个强大王国的存在。

　　由于长期沐浴在神权的教化下，罗马的居民以能够进入教会高层为荣，普遍缺乏实干精神。小富之家往往尝试让孩子研修神学，而非耕作劳动。长此以往，罗马附近的田舍荒芜者居多，社会生产力底下。贫民则得不到土地以供耕种，神之国反倒是路有冻死骨。

　　然而教宗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反而经常凭借自己日渐庞大的身躯参与欧洲内部的争权，不仅发生了因为现实利益绝罚世俗国王、开除教籍的事情，还或明或暗地派兵影响各地战局，把周边各国得罪了一遍。

　　卡诺莎之辱（“road to canossa”，也译作“卡诺莎之行”）

　　在后世成为成语，用来形容忏悔，往往有不愿或被迫的涵义。图为神罗皇帝亨利四世与妻儿在冰天雪地中一步一步赤足踏雪上山顶但教皇却紧闭城堡大门，迟迟不让亨利进入。

　　不过由于丕平这个欧洲老祖父对教宗地位的尊崇（请教宗给自己加冕），欧洲各个君主国不能在明面上和教皇国撕破脸，敢怒不敢言。

　　打破这个僵局的是拿破仑。这位出身草莽的军事强人在大革命之后，发现新生的共和政体还是没有办法快速凝聚法国的力量，在面对欧洲各国围剿法国时显得心有余力不足，于是和罗马人一样选择了回到帝制。

　　纵使已经打遍欧洲无敌手，拿皇仍然缺乏安全感

　　但拿破仑毕竟不是普通的欧洲君主。尽管他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性请来了教皇庇护七世参加加冕，真正的加冕动作却是由他自己亲手完成的，意为昭告天下：这个君权不由神授，是我自己夺取而来。教皇国的好日子这才算到了头，不得不从庇护九世开始进行了一些进步革命，以适应逐渐近代化的欧洲政局。

　　不过和其他君主相比拿皇算是相当不客气的。（雅克-路易·大卫所绘）教皇只能干看着

　　可惜这些进步革命也没能拯救教皇国。它的地理存在大大影响了一支潜伏已久的重要势力的扩张。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遗产绝不仅仅是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精神，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民族主义的一同觉醒。在德意志和北意大利，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打破旧有的封建邦国制度，建立由一个主体民族治理的民族国家成为了各国精英和民众的一致需求。

　　而教皇国作为一个来自中世纪的僵尸，就横梗在北意大利人南下收服整个亚平宁半岛的半途中。教皇国存在一日，意大利便一日不能统一。这成为了很多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来自北意大利的统一力量萨丁尼亚-皮埃蒙特（就差收复罗马了）

　　凭教皇国本身的力量当然无法抵抗意大利民族力量，关键人物是重新扮演起教皇国保护人的拿破仑三世。他得位不正，一如袁世凯一般由总统而皇帝，执政合法性堪忧。教宗是他维持皇位合法性的一个筹码，自然要派重兵保护。

　　然而天不遂人愿，另一个崛起的民族国家普鲁士很快对法国宣战，拿破仑三世急调驻扎教皇国的军队北上，留给了意大利革命党人一个空虚的后方。法国人走后，意大利人摧枯拉朽一般地进攻教皇国，把教宗为数不多的军队彻底击败，并攻入罗马城。

　　图占领罗马

　　1870年9月20日，存在了千年的教皇国在事实上就灭亡了。

　　但教宗在面子上还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从此仇视新生的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此后的教宗坚决不走出意大利人给教皇国留下的最后领土梵蒂冈，也不对着罗马城的方向做祝福和讲话，连罗马的主教座堂拉特兰圣若望教堂也不去了。

　　罗马很大，梵蒂冈很小

　　双方像是一对怨侣，既不能互相伤害，也不肯互相承认。

　　直到1929年，曾是新生儿的意大利王国已经差不多过了一甲子，始终被骄傲围困在梵蒂冈城内的教宗才决定松口。教会终于想明白了：再这么坚持下去于事无补，对宗教活动的开展和教廷的运营成本都是巨大的压力，还不如和世俗政权达成妥协，互相承认合法性。

　　图这基本上就是“教皇国”的全部领土了

　　1929年2月11日，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代表与意大利王国代表在罗马的拉特兰宫签署解决双方悬案的最终协议，即《拉特兰条约》。

　　签约现场

　　双方做出的妥协其实也都只是对事实的追认：教廷承认意大利把罗马作为首都，意大利则承认梵蒂冈是独立的国家；意大利的天主教人员可以由教宗选派，但必须首先忠于国家。双方其实都没有损失太多，在面子上做出的些许让步，最终让双方的关系趋于正常，不仅解决了意大利国内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也让梵蒂冈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现实提升了。

　　差点忘了说，代表意大利国王和教宗代表签订协议的，是后来的大独裁者墨索里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