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靠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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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太祖朱元璋一生“铁腕治国”的各类成就里，以他的原话说，这“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的“军事豪言”，确是十分出名的一条。

　　那这“军事豪言”，是不是朱元璋吹牛？就得看看明初有多少兵：明朝卫所制度下，朱元璋在位时（洪武年间）就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支撑这“百万大军”日常物资粮饷的，正是遍布各地的“军屯”耕地。以明朝军事制度，每家“军户”可以从“军屯”里“受田五十亩”，且国家划拨耕牛农具，每处卫所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边境要地则是“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保家卫国的同时也要完粮纳税，即“子粒粮”。

　　在如此奇特制度下，明朝卫所账面上的军队数量，到永乐年间时已突破了二百五十万人，弘治年间更达到“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这么多兵，军屯真养得起？

　　其实，明初的日常军费开支，还来自“诸省供饷”“开中法”“赎纳”等途径，比如明初的山东省，就要长期供应北平（北京）辽东的军粮，河南负担起了山西。但“军屯”确实占了“大头”。仅是明朝永乐元年（1403）这一年，明朝的军屯“子粒粮”收入，就达到了2300万石，相当于宋元时代每年粮食收入的近一倍。永乐年间的军屯田亩数，更突破了8900万亩。如此强大产值，正如永乐皇帝朱棣的感叹：“百姓免得转输，军士并无饥窘。”

　　所以说，虽然朱元璋“不费百姓一粒米”的豪言有些夸张，但这红红火火的明代军屯，确实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更供应了兵强马壮的百万大明虎师，撑起了明初一系列辉煌军事功业。

　　而且这“军屯”的好些贡献，更是超越历史。由于明王朝在西北西南大地广设军屯，那些“皆给于官”的先进农具和农业技术，也就在各地广泛传播。比如明初还在刀耕火种的思南府（贵州思南），在军屯卫所的影响下，渐渐“务本力稼”。云南的屯军也把牛耕广泛传播。另外军屯所及之处，明王朝更广设“卫学”，从东北西北到贵州云南等地都有“卫学”存在，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从此似种子一般播撒祖国边疆各地。

　　这几条成就，实事求是说，确实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问题来了，明朝拥有这么“好处多多”的军屯制度，怎么到了风雨飘摇的明末崇祯年间，就成了一幅“军饷发不出”的鬼样子呢？特别是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城破的前夜，紧急来“勤王”的唐通部，每个士兵竟只得了五钱银子的赏金，气得唐通一跺脚带兵投了李自成。守卫北京的“三大营精锐”，由于长期“欠工资”，一个个都躺在城墙上看风景，干看着李自成攻破北京城……

　　曾经“拥兵二百万”且“不用老百姓花钱”的大明朝，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这“不用老百姓费钱”的军屯制，那历时百年的衰败。

　　虽然到永乐年间时，明代的“军屯”到达了高峰。但这个“好制度”，说到底还是建立在明初特殊经济条件上。明初历经数十年战乱，到处“土地鲜少”“居民荒芜”，就连曾无比繁华的扬州，都只剩了十八户人家。这种人少地多的情景，建立“军屯”当然也就容易。可到了明朝中后期，人口大量激增，土地兼并也愈演愈烈。“军屯”也就遭到了破坏。

　　所以，早在永乐年间以后，明朝“军屯”的“产值”，也就每况愈下。大量原本属于“军屯”的土地，都被各级武将乃至朝中权贵高官们巧立名目侵占。耕种“军屯”的“军户”们，也都沦为了农奴。单是到了明朝正德年间时，明王朝账面上的军屯土地，就只剩下了1600万亩，不到永乐年间的百分之十七。就这数字还“注水”。同时代兵部尚书马文升就哀叹说“屯田有名无实”，传说中的土地，早就被分光了。

　　“军屯”到了这个地步，别说给国家军备“输血”，就是“养兵”也难。明朝账面上的“二百万大军”，逃跑也成了常态。比如广西省，理论上该有十二万驻军，到了弘治年间时就剩了一万八千人。江西南昌左卫旗军，原本该有四千七百多人，到了弘治十六年操练时，竟只有141人。金华千户卫该有一千二百精兵，到了嘉靖年间时，竟只剩了34人……

　　所以也就不难奇怪，为什么明朝嘉靖年间时，鞑靼阿勒坦的骑兵，能够一口气打穿明朝北方防线，嚣张杀到北京城下，而沿途“理论上”该有的明朝十几万边军，竟是纷纷躲猫猫。而东南五十三个倭寇，登陆后一路烧杀抢，竟能视沿海卫所如无物，一度逼近南京城——军屯这根“血管”都断血了，大明朝号称“二百万大军”的国防，当然成了缺血的空架子。

　　不过在那个时候，明王朝的“家底”仍在，一批有识之士也绞尽脑汁，推动了募兵制的发展，凭借明王朝强大的国力与正确的规划，终于在嘉靖晚期至隆庆早期时，重建了强大的明朝陆海军，且打赢了“三大征”等大扬国威的战争。但为什么到了崇祯年间，这个“成功经验”都不能复制了？因为大明朝摊上的，是一位志大才疏的崇祯皇帝。

　　不容否认，明朝军队发展到崇祯年间，已经问题成堆，除了国家缺钱，军队的腐朽败坏也加剧。将领吃空额也成风。以明末军队的“潜规则”，一万人的军饷，往往会被克扣掉四千人。“没钱发饷”还引发了一拨拨叛乱兵变，以至于官军们“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成了常态。但大明的军备，并没有烂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比如就是在崇祯年间，经略陕西的孙传庭，在陕西一片残破，且面临战事压力的情况。手里“镚子没有”的孙传庭，就做足“军屯”的文章，先火速查清楚陕西军屯被侵占的实情，然后恩威并施“谈条件”。既承认军屯被占的事实，又迫使这些侵占军屯的豪门认怂，乖乖缴纳赋税。就是凭着这些钱粮，孙传庭才组建了著名的“秦军”，一度拳打高迎祥脚踢李自成，为崇祯杀出“中兴”希望。

　　另外还有卢象升周遇吉等人，也都在艰苦条件下因地制宜，利用明朝军事制度的框架做足文章，在基本少花朝廷钱粮的情况下苦心打造强兵。卢象升的“屯田”“筹饷”经验，还被崇祯大力推广，一度积极“抄作业”的明朝各地边军，也一度战斗力满血上涨。著名的明清“松锦之战”上，集合九边精锐的明军，就一度硬杠八旗精锐，如果不是关键时刻崇祯帝瞎指挥，几乎就能躺赢。

　　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大明在这个特殊年代，“摊上了”崇祯。抛开“瞎指挥”的问题不说，崇祯在晚明军事建设环节，至少有两个致命短板。

　　首先一个，以现代企业管理的话说，就是“执行耐力”问题。就以明朝京营来说，崇祯登基伊始，名臣李邦华受命整顿京营，一顿大刀阔斧后，京营战斗力有所提升，甚至还在京城保卫战里硬杠后金八旗。但李邦华也挨够了骂，不久后就被崇祯解职，但这以后，号称大明精锐的京营，战斗力直线下降。到了崇祯十五年时，京营的士兵已是“沿路无籍游棍”扎堆，整个一个流氓军团，对上李自成？当然一触即溃。

　　而且看看孙传庭、卢象升等人的遭遇，几乎都是一个套路：都是一开始深受崇祯信任，然后在整军过程里遭到非议，本应一起扛的崇祯呢？却是先躲猫猫再犯嘀咕，往往事情还没办好，就把干活的人推出去顶缸。孙传庭的壮烈殉国，卢象升的屈死巨鹿，基本都是被崇祯的瞎指挥坑死。大明军界遭到这么的“逆淘汰”，就算是金山银山，也得糟蹋了。

　　而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崇祯“钱花不对地方”。

　　后人说起崇祯苦，常叹息崇祯没钱。但崇祯真的没钱吗？且不说他的“私人储蓄”，就说每年的加派，就“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且不说这些钱通过层层叠加，给老百姓加了多少负担。拿到这些钱的崇祯，倘若能把这些钱用好，打造强兵没有问题，起码不至于“发不出饷”。

　　可说来叹息，人生最后几年的崇祯，军费都花在谁身上？都花到了王朴、左良玉之流身上。认真打仗的孙传庭卢象升，由于得罪人多，常常遭非议，非议后就被崇祯百般猜忌。丁点军费都要从牙缝里抠。可喜欢战场上收好处，遇到战事就跑路的王朴，却是屡受封赏。

　　更典型的是左良玉，此人打仗就知藏猫猫，不打仗时就知奸淫掳掠，可人家“关系网好”，和侯恂等“晚明文坛精英”更是“亲生的朋友”。所以别看战场上跑得快，却总被崇祯各种“宠”，动不动就是“发内帑犒良玉营将士”。孙传庭在陕西苦心筹饷时，卢象升率五千残兵，与清军数万八旗誓师死战时，从没见崇祯这么“大方”过。

　　而到了北京城破前夜，本该“尽忠”的左良玉，却在武昌安心过着奸淫掳掠的“小日子”。崇祯的钱，算是打了水漂。

　　甚至，就是在北京城破时，一生以悲苦形象示人的崇祯，还上演了悲壮一幕：把身上仅存的二十多万两银子分给宫里太监们，盼着他们能同仇敌忾，给李自成一个难忘的教训。不料这群“奴才”们拿了钱后，各个闹哄哄跑没影——临了，钱还没花对地方。

　　崇祯“为何没钱发饷”的问题，看上去是个扛锅的问题，但仔细看看，这锅还要他自己扛。“扛锅”的背后，是能力眼光的差距，对于后世的各行各业，何尝不是个难忘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