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称齐王后，他为何不脱离刘邦自立呢？
韩信是西汉开国功臣、汉初三杰之一，刘邦评价他“战必胜，攻必取”，萧何赞他“国士无双”，后人更是推崇备至称他为“兵仙”“神帅”。然而，如此精于谋略极其难得的人才，最后死于皇后吕雉这个弱弱的女子之手。韩信称王后为何不脱离刘邦，自立门户？
公元前203年，大将军韩信一举破齐，荡平70余城。称王于齐之后，辩士蒯通前来游说韩信，试图让他脱离刘邦，自立门户，与楚、汉形成三足鼎立、宰割天下之势。但犹豫再三的韩信最终选择了拒绝。韩信为何拒绝蒯通的正确建议？个中的原委曲折绝不是一句“没有政治头脑”可以解释得完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在这里……
刘邦与韩信君臣际遇的悲剧，其实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因为他们本是行走于两条不同人生轨迹上的陌路之人，只因命运的机缘巧合，才在楚汉战争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产生交集。翻开《史记》的《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如果我们不仔细比勘的话，很容易把刘邦、韩信混作同一流的人物：“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去，发迹前的刘邦与韩信都一样的游手好闲，缺乏营生的本领。但细谙两人“四体不勤”的原因，却又大相径庭：刘邦这个农民的儿子是不甘心命运为他安排的位置——“大丈夫当如是”，他要脱下这身粗褐，做一个像秦始皇那样被人仰望的人。既然一心要超越自己的阶级，刘邦自然不会老老实实轮锄头种地。
与刘邦一心想要超越阶级正相反，那个好带刀剑的破落贵族韩信却在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阶级出身。吏员不过是衙门里的低级杂役，商人更屈居士、农、工、商这四民的末流。无论哪样，都不是匹配贵族身世的体面的工作。所以韩信宁愿固守先秦贵族“从人寄食”的遗风，也不屑于染指吏员与商民的营生。
人都说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可韩信这个破落贵族偏不认这套理儿。他的心高气傲、志意恢弘是凡庸百姓很难理解的。早岁，他在淮阴市上被一个屠狗少年以“出我胯下”当众羞辱，一市之人群起嘲笑他懦弱无骨。可韩信称王后却说：“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不是我杀不了你，而是捏死你这么个臭虫对我建立一世名誉没有丝毫帮助。杀了你我还得抵命，你一条贱命就坏了我的远大前程。投鼠还须忌器啊，这才留下了你的活口。韩信后来做了楚王，衣锦荣归的时候点名要这个少年当楚国中尉，李开元先生在《楚亡》一书中对韩信的安排表示不可思议。
其实这个决定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当年沦落到从人寄食的地步都没跟这屠狗少年一般见识，难道现在晋位王爵，还要纡尊降贵去跟一个屠户报仇？传扬出去成何体统！至于为什么非要任命他做楚国中尉，我们不妨联想一下猫捉到小耗子以后是怎么办的——牠通常不会径直咬死这小耗子，而是把耗子困在自己跟前儿，吓得耗子叽叽叫唤，时不时再薅它一爪子，最后这耗子便被牠活活被吓死了。司马迁没有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交代这名新任楚国中尉的结局，假如他没能坚持到刘邦废黜韩信的楚王爵位，我猜他多半是被吓死了。
韩信遭受胯下之辱的时候是否想过有一天他和屠狗少年的地位会发生惊天逆转？换做第二个人，多半儿不敢想。因为普通人的自我预期总是随着事业功名的节节攀升而水涨船高的，很少有人在始发轫的时候便高自标置。英武如曹操，写下《述志令》的时候也坦承说：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中略）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曹操本是太尉曹嵩的儿子，年纪轻轻便举了孝廉，走入仕途。连他这样的显宦之后，青年时代都没奢望过晋位三公，领衔羣臣。可青年曹操不敢想的事情，青年韩信居然就敢想：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司马迁说，当初他为了撰写这篇《史记·淮阴侯列传》，亲赴淮阴进行实地考察。韩信的故乡人告诉他：韩信布衣白身之时便有心雄万夫的壮志。母亲去世，韩信连棺材钱都掏不出来。可坟茔选址，居然预留了万家守冢的余地。秦末首义称王的陈胜，刘邦称帝后才不过为他安排了30户守冢之人。以万户为守冢，韩信这只鸿鹄大有视陈胜如燕雀的意思了。
韩信的荷尔蒙分泌这么旺盛，政治野心这么大，注定了他不会久处贱役、甘为人下。初投项羽，项羽命他作郎中，执戟为卫，他要跑；转投刘邦，刘邦拜他做治粟都尉，料理军需，他照样要跑。萧何明话儿告诉刘邦：除非你有一统天下的宏图，专寄韩信以经略方面的重任，否则你绝留不住他。
那刘邦究竟要怎么对待韩信，才能挽留那颗放飞的雄心呢？其实，就在刘邦拜韩信为大将之初，韩信就已剖明了心迹：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裂土封王，萧鼓专征，韩信所要求于刘邦的，无非就是这八个字。可是公元前205年八月，刘邦正式任命韩信为左丞相，偏师独进，攻魏略赵的时候，刘邦并没有及时兑现这八个字。《史记》载：于是汉王遣韩信击虏豹于河东，传诣荥阳，以豹国为郡。韩信一月之内攻陷魏都平阳，尽定魏地52县。但刘邦收回这52县之后不仅没有封赏韩信，甚至也没有重新在魏地分封诸侯，而是新设了河东、太原、上党三郡，将魏地转入了自己直辖的范围。
刘邦做这个决定很可能是出于保护汉军补给安全的考虑——汉军的粮饷辎重自关中东出，运抵荥阳前线，必须经渭水转入黄河，而魏地正巧压在黄河的北岸。刘邦的军事考虑在韩信那儿可能被做了另一种消极的政治解读：刘邦自汉中还定三秦，三秦王的封国被他改造成了直属的郡县。现在东出蒲坂，击灭魏国，魏国又被改造成了直属的郡县。
秦吏出身的刘邦看起来正在一步步地复制秦始皇扫荡六国、混一宇内的历史，那他是不是也要沿袭秦始皇的故智，以海内为郡县，以子弟为匹夫呢？大概是出于这种担心，韩信接下来一击灭赵国，马上就对刘邦提出了要求：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
韩信迁使报捷的时候要求刘邦册立已经失国的常山王张耳为赵王，在赵国重建分封，言下之意是要阻止刘邦照郡县魏地那样继续在赵地推行郡县制。对这个要求刘邦很难拒绝。因为拒绝册封张耳，不但会动摇韩信的忠诚，也会动摇黥布、彭越等疏属将领的信心，那将导致刘邦苦心建立的反楚同盟土崩瓦解。可是刘邦点了头，封了张耳，这就为他与韩信的决裂埋下了隐患：正是这次博弈的成功刺激了韩信得寸进尺的欲望，于是接下来灭齐之后，他便公然向刘邦索要齐王的爵位了。
对刘邦来说，他最担心的不是韩信称王，而是他拥兵自重。这早在井陉之战以后就已显露端倪。《史记》载：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修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
井陉战后，刘邦不但迅速夺取了韩信的军队，甚至还推翻了韩信对军中将校的人事任命，这应该被视作刘邦的未雨绸缪，他要设法杜绝韩信在军队中培植私人势力的苗头。这一手棋吃了亏，韩信遂与刘邦针锋相对，憋着劲要在下一手棋里找回来：于是灭齐之后，韩信胁封齐王，将齐地的30万汉军就地变为齐军，脱离刘邦的直接调遣。这一招虽然暂时遏阻了刘邦再次夺取军事指挥权的企图，但也因此招了刘邦的忌。
既然在分封制下藩国军队得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那刘邦就一定会把韩信从藩王的位置上拉下来。关于这一点，楚汉战争尚未结束，就已经有人预见到了。韩信王齐后，辩士蒯通前来劝说韩信在楚、汉之间保持中立，不要再做刘邦的臣属。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愿少闲。”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
蒯通下说辞的时候，韩信明明已经贵为齐王，可蒯通却偏说韩信荣禄之极不过封侯。那我们只能将此视作蒯通的一个预言：预言韩信再继续追随刘邦，刘邦一定会废掉他的王爵。蒯通究竟猜没猜着刘邦的心思呢？恐怕他猜中了：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
公元前201年废楚王韩信为淮阴侯之前，刘邦虽然短暂地授予了韩信王爵，但并没有履行剖符定封的法律手续。也就是说韩信的王爵还没有得到国家律法的正式承认。更让人感到刘邦对韩信封王不满的是这件事：“于是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以高祖六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曰平阳侯，除前所食邑。”
在废黜韩信王爵之前，陈平、曹参等列侯功臣的剖符定封事宜悉数停摆，直等到韩信废为淮阴侯，其余将相功臣的分封才随之落锤定音。这就是说，必须完成废韩信为侯这个环节，分封开国功臣的这件大事儿在刘邦那儿才算是真正落了停——刘邦是绝不会承认韩信为王的。
称王于齐的韩信是否真的想过自立门户，造刘邦的反？从他拒绝蒯通的游说看，没有。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对韩信拒绝背叛刘邦，与楚、汉三足鼎立的决定，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普通读者，几乎众口一词地骂他缺乏政治头脑。韩信的确不具备一个政治家的敏锐嗅觉与远见卓识，关于这一点，我无意为他开脱。但我想在此补充的是，影响韩信做出这个决定的并不完全是他糟糕的政治素质，还有他所坚守的贵族道德。
项羽遣武涉来劝说韩信反水的时候，韩信说过：“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先秦贵族阶级的礼仪道德首重信义，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因此武涉策反韩信，便刻意放大刘邦的背信弃义，藉以激起韩信的反感：“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
戏下分封之后，刘邦主动挑起战争，鲸吞三秦。这是对天下诸侯的失信；与项羽缠斗数年，刘邦有利则兴兵相攻，不利则款言乞和，翻云覆雨，曾无愧色，这是对项羽的失信。武涉极力把刘邦丑化为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这话倒也说到韩信的心里去了，因为韩信跟项羽一样都坚守着重信义、尚然诺的贵族道德。但武涉没料到的是他这样游说的效果却适得其反：既然反复无常是为人不齿的行径，那为了不让项羽鄙视自己，韩信也只能从一而终，死心塌地地拥汉反楚了。
在我看来，项羽、韩信与刘邦博弈的相继失利颇有些像春秋时代宋襄公战败泓水的历史重现。宋襄公在诸侯力政、弱肉强食的年代还抱残守缺，单方面恪守着西周贵族的战争礼义，把战场主动权拱手送给论势不论理的蛮夷楚国，终于沦为历史上的笑话。而项羽和韩信呢？他们同样受了贵族道德意识的单方面束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站在他们对面的平民刘邦可没那么多道德上的禁忌。上场无父子，举手不饶人。能赢就行了，至于手段漂不漂亮那都不重要。
这种蛮荒而旺强的生命力不但体现在刘邦的身上，也体现在和他同时代的其他平民政治家身上，比如陈平。我们试将陈平与张良这两任战略高参为刘邦出谋划策的风格作一比较，陈平不择手段的特点是一目了然的。而韩信最终也就倒在了陈平和刘邦的阴谋上：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
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很可能直录自官方的档案记载，因为其中充斥着胜利者书写的流氓逻辑。“信欲发兵反”，“欲”意味着韩信实际上没有行动，所谓谋反，是“我猜你想谋反”——典型的腹诽心谤。甚至我认为连这个腹诽心谤都是一戳就破的：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
这段记载清楚地显示，不但韩信不知道有人上告他谋反，甚至刘邦身边的大多数人也不知道，消息是被严密封锁的。在这种情况下，韩信有什么理由“欲发兵反”呢？只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罢了。可刘邦往韩信头上栽赃，生擒韩信的时候却还居然理直气壮，一点不见亏心的痕迹：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
对刘邦这个平民天子的行事逻辑，再没有比这个故事展现得更完美的了。栽赃韩信，他无需愧疚，因为防范将相大臣对君权的威胁在刘邦那儿就是皇帝所应坚持的最大的“道德”，而韩信恰恰挑战了这个“道德”：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
垓下之战，刘邦终于击败了项羽。可一个项羽轰然倒下，另一个“项羽”却悄悄崛起：在刘邦和项羽交战的那五年里，刘邦是靠着侧翼牵制和敌后骚扰把项羽拖瘦拖死的。至于正面交锋，刘邦不但鲜有胜绩，甚至从公元前205年彭城战败后，刘邦都会尽力避免与项羽迎头对撞。但垓下之战中的韩信却在刘邦的眼皮子底下信心满满地将自己的30万大军摆在项羽的正当面，布置了一个堂堂的五军阵，不但第一次在正面交锋中重创了这位战神，而且一战便置他于死地。
韩信在垓下之战做的这场秀，震慑力太强了：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樊哙在丰沛功臣中算胆儿最大的了。想当年鸿门宴上当着项王的面，他都敢怒发冲冠，嗔目而斥，可接待已经被废为淮阴侯，与自己等列齐观的韩信，居然口称大王，跪拜迎送。如果换做萧何，走到这功高震主的一步怕是早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而韩信呢？还在口无遮拦地抱怨，抱怨刘邦削去了自己的王爵，使他沦为樊哙一流的人物。像这样一个韩信，刘邦还能容得下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