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胤礽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和康熙的关系如何

　　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康熙和胤礽，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前言

　　早在1703年西巡时，胤礽就曾命心腹噶礼雇用南方教习训练戏班中的少年男女。由此可以料想，他在这令人兴致勃然的南方难免故伎重演。当时的寺庙也是寻花问柳的地方，苏州尤其如此。

　　胤礽作风败坏

　　某些不法僧人搞所谓“报母”活动，迷惑民间妇女，涌往寺庙进香。受骗妇女百十成群，“裸体，燃烛肩”，谓之“点肉灯”。就这样夜以继日，男女混杂，以“报答”死去的母亲。更有甚者，一些僧人竟公然邀约妓女进入寺庙。

　　他们资产富厚，饮酒、食肉、赌博、设计骗人，藏匿妇女，无恶不作。许多民女，其中有少妇幼女戴发修行，艳服男装，勾引男妇，无异娼妓。停泊在扬子江及其支流岸边的装饰华丽的船只，给太子提供了夜间寻欢的另一个去处。

　　在这些船上，喜好吟风弄月的南国文人们摆下酒宴，酒、色淫曲，乌烟瘴气。虽然这些只是对胤礽行踪的一种揣测，不过后来这一揣测得到了康熙的证实。他曾指斥胤礽在巡幸中擅离行宫和御舟。他说：“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等处，或驻庐舍，或御舟航，未尝步妄出，未尝一事扰民。”

　　“乃胤礽同伊属下人等，恣行乖戾，无所不至。”胤礽“跬步妄出”，当指其寻花问柳的行径。康煕帝曾就此委婉地说：“令朕赧于启齿。”事隔不久，熙帝文在官方语言所允许的程度内，更具体地谈及胤礽的劣迹。

　　他说：“（朕）从不令外间妇女出入宫掖，亦从不令姣好少年随待左右，守身至洁，毫无瑕玷。今皇太子所行若此。”当时朝鲜驻北京的使者就曾两次向该国国王奏报胤礽的不轨行为，这进一步证实了康熙对太子的指斥是可信的。

　　1708年的奏折写道：“百姓议论，太子不忠不孝，他暗中搜集外间妇女。”1712年的奏折又说：“太子不改沉溺于酒色之旧习，他私派心腹到十三个富的省份勒索财富，强夺美女。”太子的淫荡行为被称之为“旧习”，正是这样的“习”令康熙帝“赧于启齿”。

　　由此可见胤礽在1705年究竟干了些什么。至于巡幸期间，太子对地方政务的干预，则有详实的记载。第一桩便是诬陷江宁知府陈鹏年。陈是一个忠诚的汉官，与李光地一样，是个不从派别的独立分子。当时两江总督阿山为迎接巡幸，建议在他所辖的地区增税。

　　而他直接管辖的江宁知府陈鹏年却坚决反对，郑重指出康熙帝已明令禁止这么做。陈鹏年大概没有意识到，阿山此举旨在取悦太子，并非皇帝。事后，尽管阿山收回了建议，但是对他这个固执的知府却忌恨在心伺机报复。

　　当康熙帝一行在离江宁不远的龙潭停留时，康熙帝因发现在御床上有蚯蚓和污物而怒不可遏。太子把罪责推给陈鹏年，并敦促康煕帝将陈处死。明智的康熙虽觉察到事情蹊跷，但又不愿否定胤礽的敦促。据说他先征询张英的意见，张表示可以为陈的品德作担保。

　　但由于胤礽仍固执已见，康帝几乎准备屈从于其压力。正当此时，幸而曹寅冒死相谏，他磕头如捣蒜，求皇帝赦免陈鹏年。康这才饶陈命。一年后，阿山再次疏効陈“不将圣训供设吉地”，要求将其立斩。康熙帝只好采取妥协办法，革除了陈的职务，命其来京在修书处效力。

　　与此同时，北京发生了一起更令人震惊的冤案，吏部郎中陈汝无受审。追根源，祸首便是胤礽。冤案的起因，仅仅由于陈汝拒绝把胤礽派成员所企求的官职委任给他们。当时的最高司法机构三法司堂对陈的审判全然是对司法的践踏。

　　都察院左都御史舒辂、刑部尚书王掞及大理寺卿劳之辨，由于效忠胤礽而串通一气。所幸的是、康熙通过他的耳目王鸿绪获悉了逼供、制造伪证及收买法官的细节，因而得以澄清事实。并将卷入该事件的一些官员革职或降职。

　　尽管从来未曾点明胤礽干预此事，但显而易见，只有太子オ会有权驱使这些老资格的官僚，以致迫使王鸿绪请求皇帝本人重处理。在1707年的最后一次南巡中，皇帝与太子之间的监视和反监视斗争激化了父子矛盾。

　　由于康熙对太子的肆恶行为有了新的了解，他对自己儿子的姑息态度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继续包容，就可能使他失去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基本要素即天赋君权。在康熙帝的心目中，对失去君权的担心是与尽孝的无比重要性连在一起的。

　　因为他一贯认为，最大的不孝就是失去从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并由他自己在祖母的帮助下旦稳固的帝国。但是，胤礽也是康熙遵祖母旨意册立的太子。痛苦的抉择，使康熙帝进退维谷。1707年南巡前一年，已经有明显迹象表明康熙的忧心忡仲，他似乎看到了上天降下的不祥之兆。

　　1706年初，一场大旱使康熙陷入极度苦恼，他在给李煦的密信中道出了不可掩饰的忧虑：“近日京中少雨，朕心时刻未安，未知南方情形何如也。更有嘱者，凡京中浑账入等指视等事，一概不听才好。此主意甚是要紧，不可疏忽。”

　　人们会奇怪，康阳在处置这帮“浑账人”时为何如此拐弯抹角？他本来可以直截了当地命李煦缉拿他们，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一味避免与这帮人背后的势力交锋。康熙给李煦的密信发出不久，更令他困惑的事接踵而至。

　　诸多困扰的事情

　　苏州米价暴涨，一场严重的地震震撼了紫禁城台湾局势不稳，有酿成军事对抗之虞。康对这些态的反应依然是间接的，至多不过是顶防性的。1706年，他未作任何解释，便命辞职后被他留在京城的熊赐履返回南京。同时，命曹寅对熊严加监视，因为康对熊赐履猜疑很深。

　　另一方面，对胤礽的防范也在加强。1706年初，康熙帝带胤礽巡幸京畿，盛夏，又同至热河避暑山庄。返京后，父子二人恭谒孝陵，康熙帝在这里向他的父亲和祖母奠酒举哀。显然，在帝王政治中，如此虔诚的礼仪不能仅仅解释为例行孝道。

　　对康熙说来，这样的举动，常常意味着他遇到了难题，希望求助于祖母的神灵。此刻困扰他的问题是，应否接受再次南巡的建议。按理再次南巡并无必要，但太子派却极力促其成行，因为胤礽想再访纸醉金迷的江南。

　　最初，当太子强有力的支持者、两江总督阿山请皇上南下阅视溜淮套防汛工程时，康熙以不必亲往阅视为由拒绝了这一请求。有意义的是，他同时申明，数次南巡，当地官民“不无劳扰”。尽管请大臣一再叩请皇上接受阿山建议，康熙仍拒绝就此事迅速作出决定。

　　在此期间，阿山于1706年12月24日调往北京，升任刑部尚书。刑部正是由太子心腹控制的部门。更呼经过长期考虑，康熙为了笃孝道，终于决定南巡。因为他曾就此事奏闻皇太后孝惠，求赐懿旨，太后很可能受太子的催促命康熙接受南巡建议。

　　她说：“事关重大，故诸大臣合词请。…皇帝期临指授，于地方民生甚有裨益。”康煕于1707年1月0日颁，“邀懿旨”，将南巡阅视河工。事实上，这次南巡由于运河封冻，不得不用人工凿冰开道，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所以康帝费时一月之久才到达工地。

　　可是他仅过了一天就发现自己被大臣们所骗。这项工程根本行不通。施工方案与原来呈交皇上的图样迴然不同，倘若施工不独坏民田，甚至毁民垃家，而且要凿山穿岭，断难成功。本来只有丧失理智的人敢如此欺骗皇上，因为皇上说话即法律，他会将这样胆大妄为的人处死。

　　然而康熙没有去追究这一骗局的真正制造者，却训斥河道总督张鹏及河工官员。直到他回京得到可靠消息，即“张鹏翮、桑额俱以为不可开，而阿山独强以为可开”，才罢免了阿山刑部尚书的职务。康熙阅视河工之后，继续南巡。

　　此后，他便不断得到胤礽在随驾巡视中胡作非为的报告。胤礽疯狂地搜寻“美女”和“姣好少年”，这说明了他不惜伪造河工计划敦促皇上再次南巡的目的。4月18日，即皇帝一行抵达苏州的第二天，康派心腹太监李玉送信给王鸿绪，密令他亲自调査非法买卖少年男女一事。

　　康认为此事极为微妙，所以警告王“亲手秘密写来奏闻，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王的密折令人震惊，它揭露了皇室成员和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人以及皇家侍卫的种种罪恶。这些人不择手段地买卖少年男女，而且得到地方执法官员的公开协助，他们或发出“缉捕状”，或以武力威逼老百姓卖儿卖女。

　　这些官员还声称，这么干是得到“陛下”许可的。当地有势力的盐商和与日本进行铜币贸易的经纪人也参预了这一非法活动。所以王在奏折中说，卷入这一活动的人和团伙太多。不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非法活动是康熙赞赏南方文化、特别是对南方昆曲的爱好所产生的副作用。

　　由于皇上的偏好，昆曲在北京很是时行，迷恋南方文化的满洲亲王之家竭力附庸风雅，要与富有的汉族官僚学者和著名的艺术赞助人并驾齐驱。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长生殿传奇》已由南方文人洪界全部编为戏，在京城成为节日和合家欢聚时必演的节目。

　　同样，在康熙帝南巡时，地方官也认为这是招待皇帝必不可少的节目。在封建的中国，演员的社会地位低下，受岐视，与妓女同被视为“贱人”，他们的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有钱入可以合法地买穷家的孩子，只要他们的父母同意即可这些孩子或成为妾，或成为包衣，或经训练后成为私人戏班的演员。

　　譬如，身为内务府包衣的苏州织造李煦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南方为康熙的私人戏班购买少男少女。不过，南方的人口买卖逐渐成为有损圣上形象的丑事因为所有非法购买入口者均声称是得到“陛下”许可。种种迹象表明太子胤礽是这一非法活动的后台。

　　买卖少年男女

　　康熙在1708年指斥胤礽“同伊属下人等”与“外间妇女”和“姣好少年”“恣行乖戾”。即指胤礽在这次以及前几次巡幸时的这类恶劣行径。王鸿绪的密折与康帝对胤礽的责完全吻合，并且提供了胤礽劣迹的细节。

　　此外，密折的内容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康熙担心他会失掉对中华帝国的统治权。购买少年男女确实牵涉到许多人，诸如关差、官廷待卫、甚至广善库郎中等，他们都是内务府或皇家侍卫。此外，还有一些被罢了官而又想以自愿为政府效力的办法重新获得官职的人。

　　太子由其心腹凌普协助插手此事。一如前述，凌普是太子乳母的丈夫，他刚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并兼管广善库。康后来承认，他任命凌普这一职务，是为了使胤礽便于取用金钱挥霍。现在，总管本人竟然也加入了买卖少年男女的活动。

　　王鸿结重点调了个名叫范薄的可疑人物的行踪。大致看一下这个人的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康熙朝所谓仁政的性质以及太子在人口买卖中所扮演的角色。范薄是安省徵州府人。此地出了许多有钱有势的盐商和铜币商，共中包括程、范两家及范薄一个居住苏州的程姓近亲。

　　作为巨富，这些人在朝中和地方上都有影响。他们因垄断食盐而得以确保岁入，而且能利用其资本操纵铜钱的价值从而牟取暴利。在清代前半期，这些商入每年向政府捐纳巨金钱以谢皇恩。一个盐商，一次就捐赠几百万两白银。

　　▲康熙南巡图

　　在皇帝需要财力用于军事行动时尤其如此。这一收入，加之出卖官缺的收入，是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内务府广善库有权与这些商人就食盐垄断权签订契约或特许他们作为政府的代理采办铜币。当时的官方文件称他们为“内务府商贾”。

　　不难看出，这些商人之所以在皇帝巡幸时慷慨地款待皇帝一行，之所以与内务府官员协力参预人口买卖。正是因为他们以此作为报答内务府恩惠的一个手段。作为这个商贾阶层的一员，范可称得上是“官僚资本家”。他当过知州，现在正力图获得道的官职。

　　他为了优先获得这一官职，特向政府捐赠了一些军马。他在京城官场中交往甚广，并与皇帝的南书房行走查昇联姻。查是最有权势的朝臣之一。在选购少年男女时，范得到太子在地方上的心腹们的支持。新上任的江苏按使和负责征收粮税的督粮道是为胤礽效力的地方法治官员。

　　苏州督粮同知姜弘绪应范的要求出票，命老百姓卖掉儿女，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的儿女俊秀。按察使马逸姿原是江南苏松督粮道，4月28日，康熙在巡幸途中作出擢升在职按使张伯行为另一省巡抚的决定后，马逸姿奉“特别谕旨”升任新职。

　　张伯行为北方河南人，以“操守为天下第一”而著称，而马逸姿是太子的人。升张很可能是太子玩弄的花招，旨在把他的心腹马升为江苏最高司法官。如同京城刑部由太子的心腹所控制一样，南方的司法部门也由忠于太子的人所把持。

　　▲康熙

　　结语

　　了解这一背景后，就可明了为何范溥如此大胆，竞然宣称“御前第一人”授权他从事非法交易，为何他敢在皇访问苏州附近时，手持“御”携带妓女招摇过市，范薄理所当然地成为康熙调查的首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