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英雄：岳飞被害的深层原因与赵构有关系

　　天教宋祚不如唐，保身闒冗非汾阳。

　　祖宗取人作法凉，狄青先已遭猜防。

　　由来利害策其长，大藩参错内势张。

　　冬青树小埋雪霜，折冲岂若留忠良。

　　当年，为了压制武将，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全国的正规军分别划归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兵司三衙掌管，但明令规定他们无调兵之权，调兵之权由枢密院掌控。造成有兵的三衙无权调兵、有权调兵的枢密院无兵可调，从根本上消除了武人专权的制度。倘有武将胆敢伸手去握权柄，就坚决以予剪除。这既是制度，也是祖宗家法，代代相承，纵是风雨飘摇的危急关头也不能例外。

　　靖康之乱以来，政府正规军的编制基本被打散，国内的军事武装大都在战争中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统军将领的私人武装，既不属三衙统管，枢密院也调动不了，只听命于主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如“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等。

　　赵构迫于大敌当前，承认这些军队的合法性，并做了很多表面工作（如提高武将的权力、多赏他们金银田地等等），收买人心，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赵构的战争目的很简单，以战求和，通过战争乞求偏安一隅。

　　随着抗战的深入，武将的权力不断膨胀，赵构也就越来越坐卧不安。

　　他无法容忍本朝传统国策发生改变。

　　在他看来，国内的武将的威胁比金人的威胁更严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之所以不惜放弃大批疆土，一退再退，偏安江南，甚至屈膝求和，就是不愿意让武将的权力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不解散“岳家军”、“韩家军”这几支庞大的军事武装，赵构无法安睡。

　　故土能不能收复，他并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自能拥有多大的生存空间，有没有被金人俘获的危险，能不能平安地苟活下去。

　　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求和投降路线——只要和议成功，所有的担心就可以统统归零。

　　有人推测，赵构之所以不支持、不赞成、不响应北伐，是担心北伐成功，二圣归来，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

　　这种推测，其实并不成立。

　　宋徽宗赵佶早在五年前被金人虐囚致死，所谓的“迎回二圣”就只剩下宋钦宗赵桓了。赵桓与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赵构并没有让位的义务，又怎么会担心自己当不成皇帝呢？

　　再者说了，赵桓是在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的，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就落入金人的魔爪，在位期间既无建树，对金策略又一错再错，整个皇族被人家一锅端。到了金国，又受尽凌辱，尊严尽丧、猪狗不如，假使能回国，又有何面目与弟争登帝位？况且，现在南宋朝廷的文武大臣全是赵构在长达十四年的执政期间一手提拔起来的，根基稳固，他赵桓在位时间不过短短一年，手下的大臣被掳到金国，死伤殆尽，自己形单影只，哀鸣不暇，又拿什么资本来跟弟弟争？

　　对此，宋史研究大师王曾瑜先生就认为“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

　　玄宗和正统回朝的时候，他们在朝中还有一股潜在的政治势力可以倚仗，然而在新君面前，他们只能接受既定事实，俯首称臣——至于正统帝后来发起的“夺门之变”，其实是景泰帝没有儿子，帝位自动传回来的。

　　退一万步说，如果赵构真觉得赵桓会威胁到自己的帝位，他只需像朱元璋谋害小明王韩林儿一样，在大破金国之际，人不知，鬼不觉地将赵桓黑了，这样，所有问题不是全都解决了吗？

　　所以，赵构并不害怕赵桓回国，相反，为了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声望，他多次打出“迎回二圣”的旗号。

　　很多人以为“迎还二圣”的口号是岳飞的专利，其实不是，赵构才是最早喊出这个口号的人，其即位后的第一封诏书中就有“同徯两宫之复”的言论。

　　在赵构看来，将赵桓接回由自己直接控制也显然要比留在金国充当金人的人质要好得多。

　　不过，赵构认为金人是无比强大的，他自始至终都认为靠打仗是绝对要不回“二圣”的，他自己就说过，“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毕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

　　自从得知父亲徽宗皇帝的死讯，每次和议，他都要不厌其烦地要求金人送还赵桓。

　　当然，送还赵桓只是和议内容中的一个附带条件，和议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争取到自己的生存权。

　　为了和议，他可谓处心积虑，绞尽脑汁。从东京逃亡出来那一天起，他从来都没放弃过对和议的追求。

　　善意的人们也许会说，南宋初建，基础差，底子薄，又遭受金国连续打击，国民经济严重受创，民生凋敝，赵构既觉得金国过于强大，自己无力收复失地，他通过和议来解除来自金国的威胁，使国家得以生存，又可以修生养息，使国力得到恢复，不也很好吗？

　　是，赵构在这个问题上是显得太悲观了，他没能正确判断出随着抗战的深入，这时宋金的势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宋军收复中原失地并非什么不可能的事。但是，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出发，你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半的领土被异国占领、自己的一半人民被异族奴役吗？

　　古罗马在皮洛士战争中曾对希腊人理直气壮地说过这样一句：只要有一个外国人在意大利的土地上，罗马就决不谈和。

　　再弱小的国家，也有责任去捍卫自己的领土和尊严，纵使国灭身死，也在所不惜！

　　赵构既没有这样的血性，也没有这样的勇气。

　　在蹂躏和欺凌跟前，他选择了卑躬屈膝。

　　金人摧毁了他的故国家园，掳掠他的臣民，残杀了他的许多亲人，甚至虐杀了他的父亲，奸淫了他的母亲，奸杀了他的妻女……但面对金人，他只能一口一句地自称“臣构”。

　　对他而言，和议实现才是金人放过他的承诺。

　　只有和议，才可以获得自由、获得新生。

　　为了和议，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不会在乎岁币，不会在乎领土，岁币给得再多，也不会影响到临安小朝廷的侈靡生活，领土割得再多，也还有半壁江山可以挥霍。

　　胆小如鼠的赵构是真的担心岳飞的北伐行动“稍有挫衄”，全盘皆输，战火一旦军引到江南，临安就做不成安乐窝了，最好的选择莫过于见好就收，巩固现有成果。

　　所以，当金人主动放出了和议的空气，他便迫不及待地连发金牌催岳飞班师。

　　奉命回来的岳飞心灰意冷，觉得与其这样用兵动众，“今日得地，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便恳切地向赵构申请解除兵柄，回家养老。

　　岳飞主动解除兵权，应该说是赵构希望看到的，但和金人的媾和才有一点点眉目，还远没到过河拆桥的时候，赵构不得不假惺惺地说：“方资长算，助予远图，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虽卿所志，固尝在于山林；而臣事君，可遽忘于王室？所请宜不允。”

　　《皇帝中兴两朝圣政》上记录有赵构本人沾沾自得的一段话：“绍兴以来，所以为国者有二：金欲战，则分江淮之镇以授将帅；金欲和，则收将帅之权以归朝廷。规模既立，守备益固，操纵自我，比之谓定论。”

　　等柘皋之战结束，金人已经确切敲定了和议的方案。赵构便急匆匆地山寨了一把“杯酒释兵权”，成功地解除了岳飞、韩世忠、张俊三人的兵权。

　　但仅仅只这样，还是不够的。

　　要知道，三人的兵权虽然解除，但他们的军队还原封不动地驻守在防区上，而以这三个人的影响，军队还有被他们策反的可能。

　　尤其是岳飞和韩世忠，他们多年来与将士们一起浴血沙场，患难与共，不仅威望素著，而且情同手足。将士对他们“有念旧而不能忘者”比比皆是。岳飞的军队班底更是由其本人在宜兴驻军期间一手一脚组建起来的，活脱脱就是一支私人武装。

　　要消除这方面的疑虑，就必须彻底地肢解这三支军队！

　　赵构安排秦桧进行操作：利用三大将之间嫌隙，挑拨他们互相诬陷和自相残杀。

　　第一步，由张俊和岳飞组成二人审核小组，前往韩世忠军驻地楚州（今江苏淮安市），随便找个理由，把淮东军撤回长江南岸的镇江府。秦桧认为，韩世忠兵权被除，他手下的兵将肯定会产生种种猜疑，再加上调动军队，人心就更加惶乱不安，那时，由张、岳二人出面进行弹压，放大事实，激化矛盾，从而肢解军队，黑掉韩世忠。

　　第二步，摆平了韩世忠，依法炮制，由张俊去搞垮岳家军。

　　第三步，秦桧出马，直接收拾张俊。

　　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三点，赵构都做到了。

　　那么，肢解了这三支军队，赵构为什么一定要岳飞死，而放过了韩世忠和张俊呢？

　　据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后来揭发，金人撕毁了绍兴八年的盟约，单方面发起战争，岳飞大举雄师，直闯中原，秦桧与金人暗中勾结，力劝赵构班师，兀术既忌岳飞之勇，曾给秦桧写了一封信，特别交待：必先杀岳飞而后再和谈。（“虏自叛河南之盟，岳飞深入不已，桧私于金人，劝上班师。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这就是历史上迷离扑朔的“兀术遗桧书”来由。

　　兀术认为岳飞意志坚定，武略出众，善于进攻，虽然被罢职赋闲，但仍是一个巨大的潜威胁。

　　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写信给赵构说：“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

　　兀术本人也不无忌惮地对手下说：“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早晚欲除之而后安。

　　对兀术的这个议和条件，秦桧完全赞同，一直以来，他就认定“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

　　为了和议成功，岳飞在劫难逃。

　　在南宋初年的许多史料都被秦桧、秦熺父子销毁的情况下，兀术写给秦桧的这封信已经查不到了，那么，它到底有没有存在过呢？千百年来，众说纷纭。

　　著名历史学者邓广铭先生认为这封信之所以查不出来，是因为它只是兀术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由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口信，并不是并笔墨记录在纸质材料上的实体信。依据是在兀术和秦桧的通信录中，有“其间有不可尽言者，一一口授，惟阁下详之”的语句。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则不但认为这封信曾经出现过，还推测过它的出现时间是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七月中旬，当时颖昌大战刚刚结束，兀术自料在正面战场上难以取胜，就写了这样一封信派人秘密送给内奸秦桧。

　　应该说，这个推测相当靠谱。

　　除了通过杀害岳飞促成和媾和外，赵构也有自己的一部分私心。

　　王夫之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赵构认为来自国内的武将的威胁比来自金人的威胁更严重，“所至驱掳，甚于外患”，因此才迫不及待地秉承祖宗家法，与官僚集团联手收取武人兵权

　　。

　　而为了进一步震慑武人，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掌股之下，他一直想拿个有较大影响力的人来开刀。

　　岳飞抗金心切，要求增兵，提议建储等等，都无一例外地触动了赵构的神经。而岳飞整军训兵、礼贤下士，也让他疑神疑鬼。所以，尽管岳飞一再表示要功成身退，一旦“恢复两河之地为汉家江山”就到庐山东林寺看经念佛，以度余年，从赵构的角度看，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根本不予采信。

　　同时，在抗金过程中，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受到广大民众的尊崇。赵构担心岳飞会挟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

　　说到底，赵构最忌恨的，是岳飞出众的能力和集万千爱戴于一身的军心、民心。

　　这就叫功大而谤兴，德高而毁至！

　　因为拥有盖世的战功，岳飞必然会招致卑鄙小人的仇视。

　　因为卓尔不群的优秀品格，也必然会招致阴险伪君子的排挤。

　　这世界上就有这样一撮人，自己是蛆就恨不得全世界是一个大粪池。

　　岳飞文武兼备的才能、仁义兼爱的品格、千秋赫赫的战功、四海属瞻的威望，根本不能见容于专制政权的统治阶层中。

　　诚如朱熹所说：“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三《中兴至今日人物上》）。同其他大将相比，岳飞既无家世背景，个人资历又浅，长期在外打仗，和朝中大臣交往少，根基浅，没有任何关系网。

　　上述几条综合，岳飞无疑就是最适合开刀的人选！

　　杀掉一个岳飞，不但可以促成和议，还可以充分显示皇权的威严，震慑警示其他武将，使他们只能匍匐在自己跟前“效媚以自全”，何乐而不为？！

　　不过，在岳飞临刑前的一个月（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一月），赵构和秦桧已经在金人送来的和约书上签字了。

　　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处死岳飞并不是和议成不成功的必须条件，但为了彻底解除岳飞会对南宋小朝廷形成的威胁，在赵构的运作下，岳飞非死不可。

　　岳飞死得极其惨烈，史称“诏其毙于狱也，实请具浴拉肋而殂”。

　　“实请具浴拉胁而殂”是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它记载了一个惨不忍睹的暴力过程：赵构遣力士进入大牢，佯称请岳飞沐浴，将他带到刑房之后，立刻用大铁锤猛击其双肋，让他肋骨碎尽，五内摧震，吐血而死。

　　几百年后，明朝大文人文征明读史读到这一段，不由得愤然提笔，挥泪题诗，云：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

　　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

　　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难言赎。

　　最无幸堪恨更堪柃，风波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