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侍尧犯下死罪，乾隆为何对其网开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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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贵总督李侍尧一案发生在乾隆朝，这起纳贿案在朝中惊起了不小的波澜。在整个过程中，乾隆帝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和一查到底的决心，但李侍尧的结局却大出人的意料。这也意味着步入晚年的乾隆对官员贪污纳贿的态度有所转变，可以看成是一个政治风向标。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乾隆帝连下三道谕旨：

　　派户部左侍郎和珅、刑部右侍郎喀宁阿前往贵州查办案件，与其同行的司员，均一并驰驿前往；命兵部右侍郎颜希深驰往贵州，等候和珅到达之时由其传谕旨；谕军机大臣严密稽查沿途驿站，防止透漏消息，并传谕湖南巡抚李湖，该省去贵州的必由之路，令其派委干员，严密稽查，如有私骑驿马由北往南，便系透漏消息之人，即予截拿，审讯来历，据实具奏。此谕由六百里加紧传谕。

　　乾隆帝采取这样严密的紧急措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为了要清理一件重大案件，这就是审查云贵总督李侍尧贪赃不法之案。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云南粮储道海宁因擢升按察使自滇回京，他对李侍尧的种种贪婪情形不敢据实上奏，而是在背地里“私相议论”。乾隆帝有所风闻，两次召见海宁询问，但海宁始终隐匿，不敢奏出李之罪状。乾隆帝大怒，命军机处传旨严讯，海宁这才禀明李之贪情。

　　海宁何以如此惧怕李侍尧？乾隆帝为何又要采取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先前的几件大案为何都不这样办理？

　　这些问题都集中到一点，即表明李侍尧的权势和影响。要论起家族背景来，李侍尧确非等闲之辈。

　　李侍尧是八旗勋旧大臣之后，其四祖李永芳乃闻名关内外之清朝开国元勋，娶努尔哈赤之孙女，尊称“抚顺额驸”，其子霸彦以功封一等伯。李侍尧之父李元亮，官至户部尚书。乾隆初年，李以荫生授章京，乾隆一见面就夸奖他为“天下奇才”，立授予副都统，帝谕：“李永芳孙，安可与他汉军相比？”

　　此外，李侍尧也确属干才，昭梿称其“短小精干，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拥几高坐，谈其职肥瘠利害，动中窾要。州县有阴事者，公即缕缕道之，如目睹其事者。”（《啸亭杂录》·《李昭信相公》）

　　这样一个为乾隆帝所赞奖，才干超群之能臣，仕途自然是一帆风顺。李侍尧从副都统起，历任工部、户部侍郎，署广州将军、两广总督、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刑部尚书，三十八年升武英殿大学士，袭二等昭信伯，四十二年调云贵总督。

　　李侍尧在近三十年的京内外尚书、总督要职上，办了不少事。尤其是在总督任上，政绩比较显著，被乾隆誉为“老成能事”是督抚中佼佼者，不少大臣亦赞其“历任封疆，实心体国，认真办事，为督抚中罕见。”

　　这样的军国重臣，怎能轻易扳倒？这就是为什么海宁不敢直奏李侍尧不法的原因。乾隆帝之所以要严密封锁驿站消息，也是怕李侍尧的亲朋属员泄露消息，贻误审案。

　　四十五年二月初四日，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前因海宁控告李侍尧在滇各款，已派和珅、喀宁阿前往查办。如查有实据，即传旨将李侍尧解任，令舒常署理云贵总督，其贵州巡抚一职，命颜希深暂行署理。

　　三月中，和珅、喀宁阿等奏折到京，奏称：李侍尧收受题升迤南道庄肇奎银两千两、通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按察使汪圻银五千两、临安府知府德起银两千两、东川知府张珑银四千两。又于前年差家人张永受进京修屋，素尔方阿送银五千两，德起送银五千两，俱在板桥驿交于张永受。张永受供，主子发交珠子两颗，一颗卖给昆明县知县，勒要银三千两，一颗卖给同知方洛，勒要银两千两。总共赃银三万一千两。

　　对于这样一位心腹大臣，且又是颇有政绩的地方大员，乾隆帝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乾隆帝览奏后于三月八日连下五道上谕：

　　第一道革诸犯之职。上谕说：李侍尧由将军用至总督，历任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用大学士”。李侍尧“具有天良，自应感激朕恩，奉公洁己，以图报效……今据和珅等差奏，李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乃负恩婪索，盈千累万，甚至向属员变卖珠子，赃私狼藉，如此不堪，实朕梦想所不到”。

　　“著李侍尧革职拿问，按察使汪圻、迤南道庄肇奎、原署东川府知府张珑、通判素尔方阿、同知方洛等，俱著革职，交于和珅，严审定拟具奏。”

　　第二道革巡抚孙士毅职。孙士毅由南巡召试中书，在军机司员上行走，不次简用，擢至云南巡抚，受恩深重，乃目击李侍尧营求受贿，赃迹累累，竟置若罔闻，隐匿不奏，经朝廷派员查办，犹复辩言饰非。“国家设立督抚，原为互相纠参，以维吏治而饬官方”。著孙士毅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以为期隐不职者戒。

　　第三道委任新督抚。以奉天将军福康安补授云贵总督，以颜希深为云南巡抚。

　　第四道是办案。令和珅等相关办案人员，严询李侍尧，将其所纳贿之银全部交代清楚，赃银均籍没入官。

　　第五道是查办在京房产、土地和财产。命李侍尧之家人张永受到京后，交刑部严审确对。

　　五月初七日，因和珅等定拟李侍尧处以斩监侯，而大学士、九卿改为斩立决。乾隆帝下谕，命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定拟具题。

　　乾隆帝这道谕旨，已经表明了倾向性，他既提到了李侍尧卓有才干，为最出色之总督，又说和珅“照例”拟斩监侯，而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并且联系政局惯例，当大学士、九卿复议意见与原奏总督、尚书意见不一之时，皇上一般是依大学士之议而决的。此谕一反常例，再命各省督抚议拟。如此等等，皆足表明乾隆帝意欲免李侍尧之死，欲以和珅之议来了结此案。

　　当各省督抚遵旨上奏前后，乾隆帝对李侍尧一案及其涉及之处，作了如下的处理：

　　其一，委补大员，惩治劣官。

　　李侍尧因罪革职而空出的汉大学士一缺，命户部尚书英廉补授，委和珅接替英廉之户部尚书，以刘秉恬为云南巡抚，任颜希深为贵州巡抚。东川知府陈孝升代李侍尧交付银两置办物体，督标中军吉隆阿副将与总督家奴刘十儿称兄道弟，均按罪革职。

　　其二，清理云南各府州县仓库钱粮。

　　和珅奏称：“自李侍尧婪索属员，赃私狼藉，云南通省吏治废坏，闻各府州县多有亏空之处，必须彻底清查”。乾隆帝下谕：李侍尧任意贪婪，按察使汪圻等争馈多金，则各府州县之亏空，势所必有，不可不严行根究，待福康安到任后，将通省府州县仓库钱粮逐一详查。

　　其三，宽待李侍尧之家属。

　　乾隆帝将李侍尧名下置卖的田产等物查明入官，其盛京房地及老圈地亩，不用籍没。其之伯爵，系李永芳子孙的公共世职，不应剥夺，后以其弟李奉尧袭爵。

　　十月初三日，乾隆帝最后决定了对李侍尧的处理意见并予以宣布。在此之前，各省督抚均已遵旨回奏，绝大多数总督、巡抚赞成大学士、九卿所拟旨斩决。原因很简单，他们与李皆督抚，如若轻议其罪，恐被别人以及皇上认为有心袒护李侍尧，为己贪婪打掩护，因而勉强附和大学士所拟。

　　只有一位总督一位巡抚，对大学士之议不赞成。其中湖广总督富勒浑在江南行宫朝见乾隆帝时，盛赞李侍尧“历任封疆，实心体国，办事认真，为督抚中所罕见”，其意以为李虽晚节不保，但尚可弃瑕录用。

　　只有安徽巡抚闵鹗元摸准了乾隆帝欲宽免的旨意，冒险奏请按和珅之拟结案。此议正中乾隆帝下怀，为其赦免李斩决之罪搭好了一个下台之阶。因此乾隆帝于四十五年十月初三日正式下达免予立斩李侍尧的谕旨。一场震动朝野的大案就这样结束了。

　　李侍尧被乾隆帝施予特恩，免于立斩，所谓斩监侯秋后处决，实际上是监而不斩。不久李侍尧又被乾隆帝重新起用为陕甘总督。并且，李侍尧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有功还被图形紫光阁，这也充分表明，乾隆帝晚年虽然也在努力惩治贪官污吏，但实际上已经很不彻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