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李自成大军压境,崇祯为什么不跑而是选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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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拂晓,城外火光烛天,走投无路的崇祯帝朱由检上了煤山,望着昔日葱郁秀美的山河沦陷战火,悲怆高呼:“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后寻了棵歪脖老槐树,上吊自缢而亡,光着左脚,右脚挂着一只红鞋,一派凄凉,终年33岁。
有人说,崇祯上吊是风骨刚烈,也有人说,是崇祯软弱无能,因而以上吊来逃避现实。
纵观时局,与其说崇祯此举是逃避现实,不如说是逃不出现实。
自崇祯登基以来,一直勤勉奋进,为收拾残败的江山,可谓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书有载“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他除魏忠贤、平冤狱、颁《罪己诏》、平定叛乱,做出不少贡献。然而,父辈传下来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纵使崇祯励精图治,也很难拯救残局、力挽狂澜。
当时北旱南涝,又起蝗灾,各地饥荒、瘟疫不断,农民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暴乱频发,社会混乱,动荡不安。家喻户晓的闯王李自成便于此乱世崛起,对大明江山是个不小的威胁。又逢金兵南下,边疆战事危急,而朝中军饷不足,只得加征税赋、盘剥百姓,更加重了百姓负担,矛盾愈发激烈。如此内忧外患,崇祯既无雄才大略,也不任人唯贤,自然是分身乏术。
除了局势危急,崇祯本人也存在一定的人格缺陷,也是导致他悲惨结局的一大因素。崇祯虽期盼“中兴”之景,也为之勤勉上进,但他生性多疑、苛刻寡恩,狠毒起来较之于魏忠贤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镇压农民起义,崇祯先后任用杨鹤、洪承畴、曹文诏等,虽都是冲锋陷阵、英勇无畏的猛将,然崇祯用人存疑,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将领,以至于作战方略风格时常变换,军心不稳,只能落得功亏一篑的下场。李自成也因而九死一生,有了多次喘息之机,得以前往河南聚众发展,为往后攻入京师打下根基。
在打击李自成的拉锯战中,孙传庭是明廷的一大王牌猛将,然即便是这样功勋赫赫的一代忠臣,却也因崇祯的多疑寡恩而死无英名。孙传庭曾主动请缨围剿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几乎全军覆没,最终仅以十八骑兵突围而走,明朝军情大好。但在崇祯十一年,由于孙传庭极力反对杨嗣昌留用陕西军的主张,二人矛盾颇深,崇祯便严禁他入宫觐见,而杨嗣昌一派的洪承畴则受到重用,引发孙传庭愤懑不平。次年孙传庭受调总督军务,却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能亲见崇祯,一怒之下引病告休。杨嗣昌刻薄寡义,谎称孙传庭的“病假”乃推托之举,激怒了崇祯。孙传庭被贬为庶民,又锒铛入狱。
直至崇祯十五年,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溃败,闯王李自成势力扩大,形势危急,崇祯只得从狱中提出孙传庭重新重用。孙传庭重整旗鼓,前期成功击退李自成军,只可惜后来军饷耗尽,又偏逢大雨连绵,士兵又冷又饿,士气低迷,节节败退。崇祯十六年,孙传庭在明廷的紧逼之下不得已仓促出师,最终兵败汝州,明军四万精兵战死,一代枭雄孙传庭也就此陨落,时年51岁。自此,大明仅有的“一副家当”也损失殆尽。而薄情寡义的崇祯却一口认定孙传庭诈死潜逃,没有给予他赠荫。《明史》有评,“传庭死而明亡矣”,可见孙传庭可谓明朝军中支柱,却因崇祯错用劣臣、一意孤行而战死沙场,甚至枉负潜逃的罪名,令人唏嘘不已。
在对外抗击皇太极的战役中,又因崇祯多疑猜忌、轻信诽谤,错杀了抗金重臣袁崇焕。袁崇焕本是崇祯从狱中重新召用的前朝旧臣,虽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惹来众怒,但他于大明朝而言,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民族英雄。在袁崇焕的英勇作战下,金兵败退撤军,可后来突发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军越过层层防线,直逼京城。一时间,上至朝臣下至百姓,不免都对守边重将袁崇焕产生怀疑。而袁崇焕得知消息,千里迢迢赶来救援,本以为能立大功,但因朝中谣言四起,诽谤他与后金暗中勾结、放清兵入关,于是本就疑心重的崇祯自然轻信。崇祯不由分说,果断将袁崇焕下狱,加之魏忠贤遗党伺机报仇,以叛国和擅杀毛文龙两条罪名给袁崇焕判了死罪。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遭凌迟,终年46岁。
由此可见,崇祯因其性格缺陷,使本就根基不固的明朝江山雪上加霜,随着护国大将接连惨死,时局每况愈下,崇祯缢亡于煤山,大明也最终走向覆灭。而事实上崇祯并不完全是因风骨峭峻而上吊自缢而亡,他曾于李自成攻入京师后,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欲逃,却被乱箭所阻,又逃至齐化门惨遭成国公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却无法劈开门锁,至此四面楚歌,走投无路,于是追随大明祖训“君王死社稷”,自缢而亡。
无论如何,崇祯自食其果是真,刚毅赴死也是真。我们不能否认明朝在崇祯手中覆灭,但也要看到崇祯励精图治、殚精竭虑的作为。
参考资料:
《明史》
《明季北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