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先秦百万大军会战，到了明清却缩水成十几万？
这个问题问得好，为什么明清时的社会生产力比先秦更高，战争规模反而变小？
实际上，先秦时代令人热血沸腾的大规模会战，只是普通规模的战役，参战的几十万“军队”大部分是民夫，实际兵力只有几万，与古代各时期的战役规模相比没有太大差距。长平之战也不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大战役，只是杀战俘最多的战役。
本文将通过图文和数据，尽可能还原先秦时代的本来面貌，用定量分析和社会分析的手段，来分辨官方历史数据的虚实，在后勤生产、后勤物流、人口结构、粮食生产和统计口径五个方面，给出一个可信服的合理性解释。
一、先秦的后勤生产有那些内容？
很多人把古代的军事后勤简化为民夫运输粮草、辎重，其实这只是军事物流，是狭义的后勤。
完整的后勤系统包括军事物资的采购、生产、调配和运输等。而且因为很多军事物资是民间百姓用不到的，也不能在战场就地取材。到了战争爆发时，就必须额外动员百姓大批量生产。
下图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兵马俑的部分复原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战争所需要的军事物资不是只有粮食和草料，还需要：
武器：例如弓、箭、弩机、短剑、戈、矛、盾……
军服：例如皮甲、铠甲、袍、鞋、帽、各种保暖衣物……
另外还有兵马俑里看不见，但战场上必须的：
军事物资：营帐、马具、麻绳、麻袋、漆器、舟、车、战车、攻城机械……
各种工具：斧头、铲子、木锯、凿子、量尺……
工程修建：桥、路、大量军营设施和防御设施……
等等……
军事物资的生产过程
这里以武器中损耗最大的弓箭为例，为了简化，不说弓，只说箭。
箭簇需要青铜，剑身是木材、箭尾是羽毛。
箭的生产过程：
青铜需要铜和锡，这两种矿藏不伴生，相隔百里甚至千里，需要分别运输、采购。
山西中条山出产铜，可以在矿坑边上进行精选和冶炼，制成铜锭运输。
锡则需要大量从千里之外采购，通过与楚国贸易从江南进口锡锭。
青铜的冶炼需要木炭，而生产木炭则需要另外一套生产体系。
青铜融化按比例加入锡，混合均匀浇入事先批量造好铸造模具里。
秦国的武器是高度标准化的，规格要求非常严格。
批量铸造的箭头并不能马上用，需要继续磨制精加工。
下图是兵马俑出土的秦箭。
图片来自《博物》杂志
箭身不是普通树枝可以替代，而是曲直、材质、大小、轻重都要严格符合规格。
注意箭身最后的凹槽和羽毛的插槽，这都需要木材深加工。
箭尾的羽毛也是需要挑选和标准化剪裁，不能有瑕疵。
很多青铜器还要刻上工匠的名字，如果不符合标准会制罪。
《吕氏春秋·孟冬》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这些后勤人员的主体大部分是老百姓，被迫停止农业生产，专注于满足战争的需要。
除了上面说的后勤生产，他们的后勤工作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方面：
粮食、草料的收集、加工和运输
武器的制造和装配
木材的砍伐、加工和运输、木炭的烧制、矿石的开采和冶炼
布匹的纺织和染色、衣物的剪裁和缝制
车辆的制造和修理、军用牲畜的饲养
舟桥的修建、道路的维护、营地的修建
伤病的医护
先秦时代的后勤生产和运输是否有规模经济效应？
为了提高武器的生产效率，秦国已经有了标准化和流水线作业，武器生产效率远高于单人作业，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先秦时代的极限。在没有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先秦时代，要想增加产量只能靠增加人手的方式。
在生产率一定的情况下，要想满足战时猛增的生产需求，只能靠征调百姓、增加人手的方式来增加产量。而人的成本主要是消耗的粮食，这是刚性的，不会因为人数增加，每人消耗的粮食就会减少。所以武器生产成本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加而递减，而是出现等比例的增长。
后勤运输成本也同样如此。现代运输因为有大型运输交通工具，随着运输里程的增加，每公里分摊的交通工具成本会下降。但是先秦时代的陆地交通是没有大型运输工具的，战时猛增的运输需求，也只能靠增加民夫的数量来增加，不会出现规模效应。
尽管先秦时代已经有了车辆，但因为路况极差，车辆损耗严重，导致寿命很短。
《孙子兵法·军争篇》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破车罢马，……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出师远征，即使运输车辆能走到战场也基本报废，更不会出现规模效应。
在古代，真正能出现规模效应的是水上运输，关于水运会在后面后勤运输部分中介绍。
小结
综上来看，士兵日常的吃、穿、住、行、用，都需要靠大量的后勤人员来满足。
随着战时需求的急剧增加，后勤生产和运输人员的数量会成比例的急剧增加。
二、古代的后勤物流如何实现？
出师和常备军的后勤模式完全不同
有人说，战国时各国实行军民一体的政策，可以战时为军、平时为民，这样不就解决军队粮草的供应问题了吗？
其实这种模式只适合防守的军队。只有那些基本不移动，或近距离、小范围移动的部队才适用。
例如戍边军队、地方常备军、守城守关的军队，这些可以军民一体，靠自耕来解决基本口粮问题，大大降低了后勤运输的成本。不过武器等军用物资他们是没法自力更生的，还是需要靠后勤运输来解决。例如明朝后期向全国征收辽饷，那时的辽东军队就拥有大量屯田，大部分粮食可以靠自耕解决，但还是需要举国支持。
一个国家拥有50万军队，不代表这个国家能远距离投放50万军队。因为远距离作战都需要大规模后勤运输系统的支持，后勤运输至少要包括
兵力的投放
物资的运输
我们可以把后勤比作自来水网。
在家里，水龙头和现成的自来水网连接，打开水龙头就能获得水。这是国内常备军的后勤支撑模式，有现成的补给网络，补给成本较低。
在野外，水龙头插在土里是不会获得水的，因为没有现成的水网。要长期饮水，必须铺设新的供水管网，这个成本是巨大的。这也是投放到远方的军队面临的问题，需要建设一条庞大的后勤补给线。
兵力的投放：士兵是否可以自带干粮外出打仗？
我们以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作为参考，宋代的运输条件应该比先秦好一些，就作为最优策略吧。
注意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只计算了兵力投放的粮食消耗，没有计算物资运输部分。
沈括曾任管理全国财政的三司使，也曾为了抵御西夏，任延安知府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他的数据也很可信。
他指出，出兵打仗最关键的是粮草，这是出兵数量和距离都受到粮食消耗的制约。下面的文字比较烧脑，看后面的图片吧。
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余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復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若计復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復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
沈括根据单程和往返两种情况进行计算，得出了兵力投放和所需民夫之间的数量关系。
可以看到，随着民夫的增加，出现了新增天数却在减少的现象。也就是行进的距离越远，每个里程单位的运输成本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復加矣。
如果要远距离投放10万军队，辎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7万人，就要用30万民夫运粮。再要扩大规模就很困难了。
如果让士兵自己带粮食打仗会怎么样？
宋代单位：1石=10斗=100升
按照上面所说，每人每天吃2升粮食，出兵一年365天，就是7.3石粮食
沈括说，一头驴可以背负1石粮食，骆驼可以背负3石。
无论如何，人也背负不了7.3石粮食！
即使士兵背负0.5石粮食，加上武器等装备行军，走不了几天就会筋疲力尽！更何况这些粮食还不够他吃1个月。
物资的运输：粮草对长平战局的决定性影响
长平之战后期，秦王听说赵军被围在山谷里、粮草被断，为了支援秦军长期围困赵军，必须增加粮草供应。战场形势多变，以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手段，来不及在全国大范围的征兵。既然远水解不了近渴，秦王干脆亲自跑到离长平战场最近的河内郡，给该郡的百姓封爵一级，征调该郡15岁以上男子全部去运送粮草。因为就近解决比全国征调更及时、损耗更小。
为了应急，秦王居然连全郡封爵的办法都用上了，全郡封爵意味着整个郡所有人，不但将来不需要缴粮纳税，而且终生享受国家俸禄。
这也说明到了战争后期，秦国的后勤已经透支到了极限。尽管秦国的状态非常狼狈，但赵国却更惨，可以说是人间炼狱了。
人如果不吃饭，只喝水，只能生存40~50天，高度压力下挺不过30天。
没了后勤，被围困的赵军很快陷入绝境，到第46天，饿急了眼的赵军出现自相残杀、吃人肉的恐怖景象。
后来赵军的投降、以及被坑杀，其实都和后勤补给有直接的联系，后勤粮草才是决定长平之战各方决策的关键。
战场上的军队就像一只风筝，没有后勤生命线的支持，战争局势马上急转直下。
后勤运输中成本最低的方式是水运
早在春秋早期，秦国在渭河和黄河上就有大量船队。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穆公援助晋国几千吨粮食，从陕西凤翔，通过渭河、黄河、汾河到达山西翼城。庞大船队的船帆从秦都雍到晋都绛首尾相连，连绵不绝。这是中国历史最早的关于大规模航运的记载，史称泛舟之役。
《史记·秦本纪》记载
晋旱，来请粟。……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
但秦国在黄河的航运到三门峡就必须中断，因为三门峡让黄河水流突然90度转向，并有鬼门、神门、人门三岛阻隔，是极其危险的航道，无法航行大船。下图是三门峡水利枢纽修建前的三门峡。
后来人们在三门峡的东侧开凿了元新河（娘娘河），才可以通漕运。图片来自《三门峡漕运遗迹：黄河水库考古隊报告之一》
不过在长江上就没有这个限制了，虽然三峡也很危险，但比三门峡好多了。
公元前280年，秦国发动对楚国的黔中之战，司马错从甘肃临洮进入四川，再征调巴、蜀两地10万军队，乘坐万艘大船，装载了三个月的粮食，顺长江而下，进攻楚国。
《战国策·楚策一》记载
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竟陵已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举甲出之武关，南面而攻，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
1935年在河南省汲县的山彪镇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青铜鉴。
文物上錾刻水陆攻战图的纹饰，其中就有一种双层战船。船的下层是水手划船，船的上层则载着士兵，两艘战船在进行激烈的交战。
下图是根据纹饰复原的战船模型
这说明在战国时，制造双层船已经不是问题，船的动力不仅可以靠水流和风帆，也可以靠水手划桨来驱动，这样的话实现逆流而上也不再是问题。
根据前面后勤生产成本的分析，我们知道如果运输成本要降低，必须依靠大型交通运输工具，而且运输工具不能损耗太大很快报废。而水上的船舶就可以满足这些要求，水运能随着运输里程的增加，出现运输成本降低的规模经济效应。
水运大幅度降低了运粮的损耗，其承载能力不仅远超人力和畜力，而且顺流直下速度极快，日行三百余里，10天可行三千里，所以水运才是古代世界最佳的运输方式，现在应该能明白京杭大运河和水师在古代的战略价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