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多次和突厥接触，期间为何没有发生过正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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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领兵作战善于把握战机，尽管武德年间李世民与突厥有过多次接触，但奇怪的是，他从未和突厥发生过一次正面战争。即使是在武德七年八月突厥大举入侵时，“是后霖雨益甚，世民谓诸将曰：‘虏所恃者弓矢耳，今积雨弥时，筋胶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飞鸟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架犀利，以逸制劳，此而不乘，将复何待！’乃潜师夜出，冒雨而进，突厥大惊。”尽管如此李世民宁愿贻误宝贵战机也不与突厥交战。至于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由于材料的限制，无法做过多的推测。

　　同样，突厥的不战而退也令人怀疑，“大抵虏得志则深入，负则请和，不耻也”。然而，突厥在武德七年长驱直入，既未与唐军正面作战，更未露任何败迹，却向唐请和，殊觉怪异。倒是武德九年颉利大军入寇，遣执失思力入见李世民时，李世民的一番责怪暴露了底细：“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李世民所指当为武德七年事，因为正是在武德七年八月，突厥退兵并请与唐和亲。由此可见，李世民的退敌妙计无非是赠送突厥大量金帛，但事实证明这种手段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让人怀疑李世民是在慷国家之慨谋求个人私利。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高祖对李世民的态度：“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李世民与突厥的几次接触中，不仅从未发生过正面交锋，而且通常是李世民处境困难时，北方就边患不断。唐军与突厥对阵，也不像是要拼个你死我活，更像是外交和谈。奇怪的是，但凡李世民出兵对阵，突厥就会迅速退兵。如武德五年六月，“颉利复自率五万骑南侵，至于汾州”，“又遣数千骑西入灵、原等州”。高祖命李建成出幽州道，李世民出蒲州道“以讨之”。此时突厥大军已成席卷之势，“时颉利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然而当颉利闻太宗兵至蒲州时，“乃引兵出塞”。又如武德八年七月，“颉利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又袭将军张瑾于太原。瑾全军并没，脱身奔于李靖。出师拒战，颉利不得进，屯于并州”。这次又是李世民“帅师讨之，次蒲州”，同样，颉利“引兵而去，太宗旋师。”

　　突厥的反常举动让人怀疑武德中期突厥的频繁入寇与李世民力图牢控手中兵权有关。武德年间李世民的言行以及一些事情上的巧合，肯定令高祖心生疑窦。由于史料的限制，李世民与颉利、突利结盟的条件，盟约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推定李世民与突厥贵族的关系超越了高祖所允许范围。李世民正是利用突厥的入侵行动掌握兵权，多次化险为夷。

　　作为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高祖对李世民的行径虽然心怀疑忌，但因无真凭实据，也只能无可奈何。更何况，李世民的方式也有其合理性。武德中期，突厥以更加凶猛的态势频繁入侵。虽然唐王朝的军事实力已经能与突厥进行一些抗衡，双方交战也是互有胜负，但是李世民出师不用损失兵卒就能让突厥退兵。这也是高祖仍不得不重用李世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