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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圣主”的崇祯为何没能挽救明朝?

  天启七年(1627年)朱由检即皇帝位,年号崇祯,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明朝中后期,文官集团的崛起,使得他们左右朝政的力量越发强大。此时,君权被削弱,皇帝更像是代表权力的符号,却无实际的人身自由。无论是武宗南巡一事,还是万历国本之争,都表明了帝王并不能随心所欲。正因为这种体制,明中后期的帝王或是出于和文官集团的消极对抗,或是出于本身的懒惰,大多都有怠政倾向。而崇祯却截然不同,他朝乾夕惕,却仍然国亡身死,这是为何?

  崇祯的悲剧让人唏嘘,但这份悲剧却多少有些天定的意思。首先,明朝体制的问题到崇祯这里已然是积重难返,譬如说财政税收问题。明朝乃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工商业繁荣,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那么明朝财政为何还会出现危机呢?

  明朝官员的俸禄极低,很难养活一家老少。海瑞作为正七品官员,尚且要种地种菜来自足,更遑论更低等级的官员。在此情况下,官员贪污受贿也就司空见惯。尽管明朝征税不少,但大部分或是进了地方官的腰包,或是被拿来孝敬京官。除官员受贿外,还有明朝宗室的供养。至明朝末期,宗室成员已达数十万,这同样是一笔巨大的支出。长此以往,到崇祯时期,财政更是入不敷出,而由财政引发的各种矛盾也日益严重。

  其次,崇祯年间天灾不断,也是人力难以抗拒的。据《汉南续郡志》记载,从崇祯元年(1628)到崇祯十四年(1641),陕西几乎年年受灾。先是旱灾,又有蝗灾,继而瘟疫横行。全陕旱蝗,使得境内百姓死亡过半。百姓为饱腹,吃蓬草与树皮,最后无食可吃,只能吃观音土,甚至于出现食人一事。饥民走投无路,许多只能随李自成起义。而其后的瘟疫更为可怕,甚至传染到北京城,导致十室九空。灾荒与疫情,使得社会稳定性遭到极大威胁。

  除明朝数年积累的弊端与天灾外,崇祯自身也有诸多问题,他在官员任用和处置上就存在极大失误。崇祯自缢前,曾感叹“诸臣误朕也”,实则不然。崇祯即位不久,便将魏忠贤扳倒,并趁机铲除其党羽。崇祯大刀阔斧地清算阉党,按理说是大快人心的,但他却忘记了权力制衡。随着阉党被清算,东林党开始占据上风,但东林党中也未必皆是君子。文官集团的权力膨胀,让本就多疑的崇祯更是多生猜忌。十七年间,他共换了十七个刑部尚书、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种频繁的人事更替,于朝政并无益处,反而使得有心报国之士也不敢毛遂自荐。

  实际上,不仅文官被频繁更换职位,武将亦然。在围剿起义军时,崇祯帝十三年间数次更换将领,更换八次,共用七个将领。这些将领大都颇有才干,但由于崇祯的用人存疑,使得数次围剿都功亏一篑。最令人惋惜的是崇祯对袁崇焕的处置,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都是袁崇焕的功勋。而在京都之围时,也是袁崇焕千里迢迢赶来救援,但后金撤退后,袁崇焕却被诬陷与后金勾结,被崇祯下狱。最终,袁崇焕被杀。

  崇祯此人在许多大事摇摆不定,导致错失良机。明朝一边对农民起义军作战,一边对抗清兵,已经是分身乏力。崇祯深知两面作战,极易败北,因而私下同意与满清和谈。但明朝士大夫均以宋为鉴,耻于和议。崇祯同意杨嗣昌所提出的议和主张,但又在卢象升质问时矢口否认。崇祯帝在战和两难中走到最后,又对迁都一事摇摆不定。明王朝即将面临灭顶之灾时,皇后劝他迁都南京,但陈演等人极力反对,此事也最终作罢。可以说,崇祯的两次摇摆不定,都让事态变得更为糟糕。

  崇祯的两个错误决定也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一是撤掉陕北驿站,二是增加三饷。有大臣上书陕北驿站开支过大,建议废除。而当时却是在陕北灾情严重之时,这时裁掉驿站无疑于是加剧社会动荡。原本的驿站兵士李自成便是因此失业,后来走上起义道路。农民军的来势汹汹和清兵的虎视眈眈,逼得崇祯不得不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增税。崇祯帝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虽然战时增加税收无可避免,三饷所征也不算太多。但当时本就起义频发,崇祯帝的三饷加派无疑于是雪上加霜,时人称“崇祯”为“重征”,可见此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起义。

  平心而论,崇祯勤于政务,宵衣旰食,比明朝大多数皇帝的治国理政能力要强。但是,崇祯时运不济,处在明朝本就摇摇欲坠的时期,又有天灾,加之其个人的决策失误,最终成为亡国之君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