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养士风气兴盛，士人在当时的地位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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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春秋时期迅速崛起，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到了战国时代，士更加活跃，他们四处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争相依附各国诸侯政要，而各国诸侯也为富国强兵，四处收罗人才，尊养士人，于是养士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士人的去留能够决定一国的兴衰，这是养士风气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充《论衡·效力篇》称：“六国之时，贤才为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丧。”养士之风可谓是呼之欲出。在当时，养士之风有两种：一种是国君养士之风，如魏文侯师子夏、礼段干木等，这些国君养士都成百上千。另外一种是贵族和卿相等私人养士之风，这些贵族权要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也大规模招贤纳士。以齐国之孟尝君、赵国之平原君、魏国之信陵君、楚国之春申君为例，此四人皆有客数千人。此后，秦相吕不韦、长信侯缪寡皆竞起仿效，二人养士也多达数千人。战国时代的这种养士之风，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并且对后世也有着重要影响。

　　首开养士风气的是战国时期的魏文侯。虽然在春秋时就有养士情况的记载，如春秋时期的赵简子，颇具养士之名，《韩非子·难二》记载赵简子一句话：“与吾得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在赵简子看来，其谋士的计谋比千军万马还要重要，但其养士为数很少，且未形成大的规模，所以一般认为魏文侯是首开养士之先河者。关于魏文侯养士情况，很多史书都有相关记载，如《资治通鉴·周纪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从中可以看出，魏文侯不但养士更尊士。从魏文侯所养之士的队伍来分析，他们大都出自孔门。子夏，以文学著称，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系孔子后期学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因为孔子丧，孔门乱，子夏即教学于魏国西河。魏文侯便拜子夏为师，一方面是学习孔子之道以固其国，二是借子夏之名而赢得更多的士，《史记·儒林列传》中载：“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子夏和魏文侯的这种师徒关系吸引了许多优秀士人，如段干木、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一时间魏国人才济济。乐羊提倡北伐，以取中山；李惺为相，推行改革；吴起镇守西河，抵御强秦，等等。在这些士人的努力下，魏国跻身强国之列，并成为春秋初期的霸主。魏文侯成为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这与他尊士养士的行为密切相关。

　　魏文侯之后，更多国君都相继尊贤养士，延续并发展养士之风，使得养士之风愈加兴盛。齐威王、齐宣王、齐桓公、鲁穆公、秦昭王和燕昭王就是这一类国君的代表，他们对待士人皆执上宾之礼。《战国策·秦策三》中记载：“范滩至，秦王庭迎，谓范滩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躬窃悯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于是，士皆趋燕。这些都是古代尊重士人的典范，养士之风蔚然一时。在齐国亦如此，齐桓公“立翟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以贤人而尊宠之”。翟下先生在齐国尊宠有加，“皆赐列第、为士大夫，不治而议论”，“士”拥有相当大的个人空间，并且他们的言论和自由得到官方的认同。这些“士”可以毫无顾虑地交流思想，相互争鸣，抒发他们的个人主张。这些来齐之“士”的政治抱负和思想得到了充分保证，翟下学宫一度成为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心。齐国这种特殊尊士、养士的行为，成为战国时期的典范。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君养士之风比较盛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士人这个阶层的壮大，也影响了私人养士之风的发展。

　　战国时代贵族权要的私人养士之风。私人之所以能与国君一样公开养士，须具备最基本的条件，即政治与经济条件。关于这两个条件，大多数与这些贵族权要的身份背景紧密相关。首先，以经济条件为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养士者所必备的财力，如此才能在根本上吸引士人。孟尝君封地在薛，曾担任秦相、魏相和齐相多年，身兼其父爵位。春申君，先不论其政治优势，但从其对门客的待遇可知，其经济条件处于较高水平。其他两位公子也拥有绝对的养士经济条件。

　　其次，就是政治条件，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只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才能保证其对士人的号召力。从政治地位来分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三人拥有绝对的优势，这主要与他们的出身相关。信陵君出身魏国王室，其父系魏昭王、兄长为魏安鳖王。由此看来。信陵君具备先天的政治优势。公元前277年，其父去世，其兄继位。次年，他被封于信陵（今河南省宁陵县），因此被称为信陵君。

　　他性格豪爽，门下人才辈出，曾经挽救赵国和魏国危局，在当时的诸侯国之中，政治地位可谓是相当崇高。而孟尝君，也是王室中人，祖父是齐威王，伯父是齐宣王，父亲号靖郭君。虽然其生母地位低位，连同他不被父亲所喜，但他却才干过人，经常替其父解决政治上难题，其父最终接纳了他。由此，他开始主持家政，接待宾客，见识和能力不断增长。其父去世，他袭父爵于薛国（今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号孟尝君。除了良好的出身，丰富的官场经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秦昭王时，孟尝君曾入秦为相，后又为齐渭王相国，不久又任魏相。毋庸置疑，孟尝君具备绝对的养士政治条件。平原君，也身份尊贵，他系赵武灵王之子，兄长为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年（赵惠文王元年），他被拜为相，为相达48年之久，系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因此，平原君也具备养士所必须的政治条件。

　　与其他三位公子的先天政治优势相比，春申君却具备个人独特的养士条件。首先，来看春申君的出身，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他是楚国江夏人，原籍系楚国的属国黄国（今河南省演川县）。由此可见，相对其他三位公子，其出身较为一般。之所以能位列战国四公子之一，这得益于其与楚顷襄王的个人关系。当然，这当中主要原因还是春申君优秀的个人能力。在楚顷襄王时，他还只是左徒，政治地位并不算太高。后来，他与太子完一起在秦国为质，最后在楚国王位争夺战中立下大功，成功协助太子完登上王位。不难分析，春申君与太子完君臣关系是非常亲厚的。后来，太子完继位为楚考烈王，春申君也因此地位一跃而上，成为楚国令尹，被封为春申君，有淮北十二县的封地。因此，春申君也拥有养士的绝对优势。

　　另外，养士之风不仅在山东六国盛行，在西边的秦国也较为兴盛。秦国的私人养士也比较普遍，以吕不韦和缪寡为例。吕不韦，卫国澄阳人，战国末年大商人，因在赵都邯郸遇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子楚，遂助子楚，使华阳夫人收子楚为嗣子。秦昭襄王，安国君继位，以华阳夫人为后，子楚成为太子。后来，子楚顺理成章成为下一任秦王。公元前249年，子楚以吕不韦为相国，并封他为文信侯。

　　庄襄王卒，年幼的王子政继位，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一时间权倾天下。吕不韦官至丞相后，深受四公子养士之风的影响。于是“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在吕不韦所养的士人中，人才众多，在政治上有以李斯为代表的高官，也有各门各派的众多学者。在他的这些门客的帮助下，完成了《吕氏春秋》。另一个是缪毒，他因受赵太后赏识，被封为长信侯，并以河西太原郡为其封地。他所得赏赐异常丰厚，并掌管雍城一切事务，家中童仆宾客多至数千人，无数求官入仕的宾客舍人竟达千余人，一时门庭若市。此二人养士，在秦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私人养士之风。

　　养士所具备的条件是多方面共同构成的。这一点，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君和私人养士之风可以得到体现。养士之人，首先，必须要有富足的经济条件，这才能保障士人的基本生活。其次，要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这样才能保证士人们的才能得到发挥。最后，就是养士者自身的性格魅力。这些养士者大都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他们养士才得以产生较大规模，最终对当时政治、军事等多项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养士风气的兴盛。

　　春秋战国养士风气的兴盛，体现了当时一种进步的社会风尚，养士成为了这一时期选拔人才最普遍和重要的一种方式之一，也加快了士阶层的崛起和壮大。而士阶层的崛起，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首先，形成“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及竞争风气，士人们有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尽管这种养士己变成权贵们争相较量的一种手段，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才选拔，但却也有积极可取的一面。这些权贵政要之间的“争贤”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士人之间的能力高低。第二，士阶层自身意识的自觉性显著提高，士人在人格上独立的要求得到满足，士阶层的力量和地位有所提高。第三，对养士者自身和国家的利益而言，都有十分积极的影响。孟尝君“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信陵君礼贤下士，传为佳话，吕不韦亦效仿四公子养士，“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因此，春秋战国的这种养士之风，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士人与统治者、上层贵族之间的关系，而且使当时整个社会开始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人才的流动性和活跃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