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知县每个月月俸只有三两多，他们是如何养活自己的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清朝知县月俸，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清代的俸禄沿袭明代，实行“低俸禄”制度，且其官员俸禄之低，较之明代更甚，是为古代官员俸禄最低的一个王朝。

　　因此，清代知县的俸禄确是很低。据《清会典事例载》：

　　“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清代一个正七品知县的年俸大概有45两，平均下来每月月薪3两多。而以清代的购买力来进行换算，其1两银子大概等于现在的175元左右，也就是说作为一县之长的知县，他的月薪在525元左右，年薪在7875元左右。

　　那么，在当时，月薪525元左右，年薪7875元左右的知县，他是否能靠这笔钱养活自己呢？

　　实事求是的说，如若是普通人，那么每月3两多白银足够他支撑一月，甚至是数月。但是，如若他是一县之长的知县，那这3两多白银，可能连五六天都过不下去，正如清朝史学家蒋良骐所说：“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讥不食乎？”，事实上，如若按照普通官员的日常开支标准来算，无论这个知县的生活有多朴素，有多清廉，他的每月的俸禄顶多只能支撑五六天，之后的日子只能是吃糠喝稀。

　　在清代，普通官员的日常开支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其一、支持师爷、账房先生等幕僚的工资。在清代，知县一上任，为了应付县中繁杂的事务，他们都会，也必须要聘请刑名、钱谷、征比、挂号、书启等幕僚，一般情况下事务不是很繁剧的州县会聘四五名，繁剧州县则需聘七八名。据清代名幕汪辉祖在《病榻梦痕录》里透露，他初做幕僚时，作为办理刑名的幕僚，年资为二百六十两白银，之后转为办理钱谷的幕僚，年资为二百二十两白银。十年之后，作为资深幕僚的他，年资更是达到八百两白银。

　　汪辉祖这样资深的幕僚，年资八百两白银还是在事务不是很繁据的县的工资，若是在一些冲繁之地，如福建的漳浦、侯官，广东的番禺、南海等地做幕僚，其年资更是可以达到一千五百两到一千八九百两之间。而要知道，当时这些幕僚的工资可是全有地方官私人供给的，朝廷是不会出现一分钱的。试想，当时知县的月俸可是才3两，而一个幕僚的月薪就达20余两，因此就单单是支付一个幕僚的工资，知县就需将自己7个月的工资拿出来，试问如若真的完全靠月俸，知县还能活吗？

　　其二、供奉上司，迎来送往。清代的腐败问题是出了名的，尤其是清末，宣统年间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就曾说：“这个国家（清朝）在财政压力和公众迫切要求改革的压力下，正面临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在每一项可以设想出来的计划上，把钱像流水一样挥霍，但是，税收却没有相应增加，不知道节约开支，各种弊端并未真正得到纠正。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卖官鬻爵依然如故，白拿薪俸的闲职人员及候补道台的队伍有增无减”。

　　清代，若想升官，除了靠能力，还得靠送礼和拍马屁。首先送礼，当时知县对于上司，每年三节两寿都需送规礼，并且为了让上司能够看中自己，他还得给上司的亲信、衙役送门包、茶仪，这笔送礼的钱，每次绝对不少于百两，甚至千两都是正常的。其次怕马屁，作为最为底层的知县官员，可以说只要是官，他就不能得罪，而对于一些中央官员，及直辖于自己的本省大小上司，他更是不能得罪。因此，每次这些人来到他所辖的区域，为了能升官，他必然就得自己掏腰包去殷勤接待，而这笔用于招待的钱，也定然不会是一个小数目，县官仅靠月俸绝对是应付不了的。

　　其三、知县自身和家庭的花费。首先，作为一县长官，一些必要的花费肯定是不能缺少的，比如车马费、轿夫费、奴仆费等等，这些费用绝非是仅靠月俸的知县能够支付的起的。其次，作为官员，同僚之间的应酬，宴请这也是必不可少，而对于这些花费那就更是数额巨大，正如清末武英殿大学士王文韶所说：“州县在省听差日以酒食征逐，酣歌恒舞为事，每年非二、三千金不能开销”，知县每年花费在宴席上的费用至少有二三千金。

　　最后在衣着上，官员们讲究的是“四季衣裳”，每一季都有着对应的衣服，如果穿着不体面、不讲究就会被同僚耻笑，因此官员多会前往县中知名的裁缝铺去定制衣服，而既然是定制，其作用人工费、材料费自然也是不菲的，如若仅靠3两白银，这绝对是做不到的。

　　总得说，一个正常的知县，即使他不谄媚上司，不求升官，其每月3两的俸禄也不足以支撑他的日常开支，仅仅是幕僚的工资，就需要花费他近7个月的俸禄。

　　到这里，很多人就不明白了，既然知县的俸禄不足以支撑他的日常开支，那他们是如何生存的呢？那些用于支付幕僚，谄媚上司，个人花费等所需的钱财，是如何得来的呢？

　　首先，知县的俸禄虽低，但自雍正之后，清廷每年都会给其600到1800两的“养廉银”。“养廉银”，是清代借鉴“高薪养廉”的思想而创造出的一种官员俸禄制度，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所谓“养廉银”，就是用来养廉洁的银子，雍正在推行养廉银时，就曾说：“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养廉银的目的就是籍由高薪，让官员不会因生活无以为继的问题“被迫”去行贪污索贿之事，从而养成洁身自好的习性，继而达到国家吏治清明的目标。

　　因此，如若这个知县是个生活朴素，不喜奢华，不谄媚上司的官员，那这个养廉银就足以支撑他的日常开支，他不用再担心自己的生活出现问题。

　　当然，如若这个知县是个贪官污吏，是个喜奢华，喜谄媚上司的官员，那这个养廉银显然也是满足不了他的日常开支的。而对于这些知县而言，他们获取日常开支的费用的方法，就是鱼肉百姓，拼命的从百姓的手中抢夺财富，继而充实自己的钱袋。

　　正如清朝史学家蒋良骐所说：“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若督抚势必取之下属，所以禁贪而愈贪也”，为了获得能够支撑起日常开支的钱财，这些知县们是拼命的掠夺治下百姓的钱财，巧立名目，滥征赋税，就为了从百姓的手中夺走他们最后都一丝血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