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北伐的始末是怎样的？这次北伐失败的原因何在？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雍熙北伐始末，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自从北宋建立以来，一直受到北方辽与西夏的武力威胁。其中辽对宋的威胁最大，为此宋太宗在位期间多次发动北伐，希望能够解决北方的祸患。但是随着高粱河之战的失败，宋朝实力受损，但是宋太宗很不甘心，下定决心还要北伐燕云，用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他在寻找合适的时机，辽圣宗以幼小即皇帝位，他认为最好的时机来到了，其周围的一些大臣明知他有此意，为了讨取他的欢心和重用，极力劝告他不要错过此难得的机会，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从太平兴国八年（辽统和元年，983年）到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的三四年间，宋太宗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筹集军用的粮草、调整军事部署、任命官吏、侦探出兵的路线等。然而这次北伐最后却以损兵折将而告终，其失败的原因何在？

　　宋辽两国：军事部署及实力

　　从军事部署及军事实力方面分析，北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皇权至上采用的立国之策就是“重文轻武”，以文立国，收回了兵权，防止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重演。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越来越多的人弃武从文，古代汉人身上的尚武精神日渐衰弱，北宋的军事实力也逐渐消退。

　　而且宋朝“积贫积弱”，中央财政紧张，没有富足的资金、钱财。导致军队没有资金，军队腐败也是很严重的问题，武将贪财黩货、兼并土地成风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北宋的军纪也是很成问题，军纪涣散、纪律不严明，可想而知战斗力如何。

　　然而，辽国属于契丹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战斗力可想而知。辽国制定了这样的规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也就是说，辽国的成年男子，几乎都是士兵。而且辽军以骑兵为主，辽国军队的战斗力不断上升，对于宋朝来讲差距明显体现出来。

　　宋辽两国：统治集团战略决策

　　北宋统治集团中宋太宗世人评价为，“北宋之亡，亡国于太宗”，何出此言，他志大才疏，昧不知兵，寡廉鲜耻而又心胸狭窄，也就是俗说的德不配位。他在一系列的政治举措虽然出有成效，但是宋太宗的一意孤行，宋军连续在战争中遭遇惨败，军队开始怀疑自己的作战能力，逐渐失去了必胜的决心。

　　赵光义雍熙北伐的时候他得陇望蜀，不顾师老兵疲，强制要求手下士兵再接再厉，想一举拿下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不成熟的军事指挥，连累了中原将士，接下来的高粱河之战，宋军全线溃败，赵光义自己也颇为狼狈，大腿中了箭，骑不了马，最后还是搭乘驴车勉强逃回。他不顾将士死活，没有大的胸怀大志，只能贪图小利。

　　而辽朝的萧太后虽是女辈，面对混乱的政治局面，迅速稳定时局，励精图治，带领辽国步入强盛之列的女子，绝对算的上是一位女强人。保证了辽国的安宁，避免了生灵涂炭，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促进了辽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

　　北伐燕云是举国大事，然而“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及败，召枢密院使王显，副使张齐贤、王沔，谓曰：‘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诚悔过，显等咸愧惧，若无所容”。据此可知，宋朝二次北伐燕云是他与枢密院商定的，朝廷的其他官府“不预闻”，即全不知道。此等大事如何神秘至此？原因只有一个，即其他朝廷重臣不赞成北伐燕云。

　　赵普是陈桥兵变的老臣，“雍熙三年春，大军出讨幽蓟，久未班师”。赵普对此心存疑虑，他给宋太宗上了两份很长的手疏，他不赞成北伐，称：“所失者多，所得者少。”他针对当时的形势指出：“陛下非次兴兵，必因偏听，小人倾侧，但解欺君，事成则获利于身，不成则贻忧于国。”又称：“奸人但说契丹时逢暗主，地有灾星，以此为词，曲中圣旨。殊不知蕃戎上下，幽州俱置生涯，土宿照临，外处不可征讨。若彼能同意，纵幼主以难轻，不顺群情，无灾星亦败。诚宜守道，事贵无私，如乐祸以贪功，虑得之而不武。”他尖锐地批评了“乐祸而贪功”，即利用辽幼主刚即位乘机北伐的做法不当。他还指出：“今者愿忍一朝之忿，常隆万世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渐多杀害。即曰民愁未定，战事方摇，仍于梦幻之中，大作烦劳之事。是何微类，误我至尊。乞明验于奸人，愿不容于首恶。”赵普之言，所针对的是误导宋太宗北伐燕云的奸人，由此可以看出宋朝统治者有一部分不主张北伐，内部矛盾重重。

　　上述几点，都是涉及战争胜负的重要问题。因此，雍熙三年辽宋之战宋军的溃败，重要的不是辽军的强大，而与宋太宗对辽朝的政局分析不准，宋朝将领贪生怕死，以及宋太宗不敢亲赴前线督战，却在京城里瞎指挥，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