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杀官员和到处打仗外朱元璋还干了啥事？
从草根到帝王，明太祖朱元璋的奋斗史，堪称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励志的奇迹。
但是当他登基建国，正式完成这个奇迹后的很多年里，他却并不高兴，甚至时常的忧愁，在登基的最初十二年，连每年的生日都不过。每到自己生日那天，他会一个人呆在深宫里发呆，躲着不见群臣。
以他后来给大臣们的诏书解释说：每到自己生日那天，他就会想起自己贫困而死的父母亲人，于是悲伤万分，生日也就成了苦日。
但是从洪武十三年以后，朱元璋却一反常态，每年开始高高兴兴的过生日了。至于原因，同样以他诏书的话说：现在全国经济繁荣，民生安定，父母在天有灵也会高兴。所以生日自然变成了喜庆。
（景象还原：元末明初，哀鸿遍野，死伤无数）
于是朱元璋忧愁的原因，也就清清楚楚：并非仅仅怀念故去的亲人，而是当时他越发感到，自己这个有史以来最奇迹的皇帝，很可能也是有史以来最倒霉的皇帝。
因为当时他面对的，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开国时最严峻的经济形势，堪称一穷二白，内忧外患，百业凋敝。
从那以后，从不服输的朱元璋，也用了三十年时间，完成了他人生里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奇迹：把一个经济残破凋敝的明王朝，缔造成一个国富民强的盛世——洪武盛世。
他怎么做的？
一、明朝开国有多穷
一般来说，但凡是一个经历过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最终完成统一的王朝。必然会面临因战乱而经济破败的局面。主要的困难，简单说就是四个字：人少！地荒！
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劳动力和土地，都是最重要的俩件事：中国自古农业立国，有劳动力才能种地，有地种才能收农业税，有税收政府才能运转，王朝才能稳固。人若少，地就荒，地荒了，国家就麻烦。
以这俩件事来讲，明朝开国面临的，是历代前所未有的大麻烦。
有多麻烦？就举几个地区：北方昔日宋朝故都开封，按照地方官的奏报，土地大量荒芜，人口极度减少，山东首府济南，周边大量荒地，招人耕种都凑不起人。西北重镇河州，整个城池大多是废墟，里面尽是白骨堆积。荆州白水镇，元末还有几万人，此时全是一堆瓦砾，连人影都没有。瓷都景德镇，人口减少了九成，房屋大多毁弃，十里八里见不到人烟……
以上这些情景，绝非地方个例，相反却是此时中国，大江南北，几乎司空见惯的事实：城池基本是废墟，农田大多是荒地，甚至到处是无人区，好些繁华的乡镇，更完全成了一片死城……
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原因有很多，元朝九十七年失败的统治，诸如乱发纸币等政策，几乎都是搜刮多，建设少。国家连年闹灾，元朝统治的最后二十五年，大规模的蝗灾就有十九次，大饥荒十五次，水旱灾五十九次，可谓天灾人祸齐集。十七年惨烈的元末农民战争，其战斗密集程度之高，过程之惨烈，波及范围之广，更是前所未有，仅百万人规模的城池攻防战，就有高邮之战，洪都之战，平江之战等多次，太多昔日繁华的城池，几乎都在战火中灰飞烟灭。至于战争范围，更是空前扩大，红巾军的北伐，一直打到辽东，南方的福建等省，更是内乱频频，而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俩枭雄争天下的主战场，更是传统经济区长江流域。大江南北，几乎都给打烂了。
即使与之前几大封建王朝比，也可看出明朝此时局面有多难：唐朝开国，虽然也历经战乱，但唐之前的隋朝，自身丰厚的钱粮储备，还是成了后来唐王朝开国治天下的家底。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得到的，是一个历经后周俩代帝国苦心经营，初具繁荣的国家，给北宋的繁荣打了底。元朝一统天下，先有忽必烈在北方的苦心建设，后又全盘接过南宋的富庶家当。要论开国的本钱，比明王朝此时更惨的，恐怕也只有两汉王朝。
如果论经济条件说，两汉开国的局面，都不比明朝好多少。无论西汉高祖刘邦，还是东汉世祖刘秀，开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发展，就连边境上匈奴闹得欢，也得打落门牙忍下这口气。
但就这点说，明朝却比两汉还要难：两汉尚且还能忍一口气，求个和亲，争个和平环境。而明朝，却连这条都没得争。
朱元璋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大明王朝的统一战争，并未真正结束。同时徐达常遇春的北伐大军，还正在浴血奋战。一直到这年七月，明朝才攻克元大都，驱逐元王朝，随后又一路北进西讨，发动对元朝残部的征伐，相继收复山西，陕西，甘肃各省并招抚收服青藏，这期间双方在北方，发动了多次十万人以上规模的大会战。一直到洪武五年（1372年），北方才暂时太平。南方一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才平定云南，彻底扫平南方。然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朝收复辽东。换句话说，仅完成国家的统一战争，大明王朝就断断续续，用了二十二年。更何况与元朝残余力量，即北元王朝的对峙，更是终朱元璋一生。
这就是明朝此时的困局，以一个经济疲敝的江山，没有和亲妥协的可能，却要在支撑长期战争的同时，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稳定。仅此一条，便是一个艰辛的任务。更何况开创盛世，奠定伟业，这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就这么一个难上加难的事，明王朝却真办到了，三十年的苦心经营，明朝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两手抓两手硬，不但统一江山，追亡逐北，横扫北元。更缔造了一个足以笑傲青史的“GDP成就”：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王朝的耕地总数达到八百五十万顷，比宋朝的最高数据多三百多万顷，更是元朝最高数据的四倍。国家是年的税粮收入更高达三千二百万石，是元朝最高数据的三倍。全国的人口根据后世的估算，接近了六千七百万人，突破了此前中国历史的人口最高纪录。国家的财政储备，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记录，各个州县的府库都粮满仓，甚至存到“红腐不可食”，政府富得流油，老百姓生活又如何呢？这时期有民歌就可佐证：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表现了明朝时期市井繁华）
这个开国时期经济贫困，民生凋敝，内忧外患，战火不息的明王朝，历经三十年治理，成为一个国富民强，经济繁荣，生机勃勃的国家，这就是朱元璋缔造的大奇迹：洪武盛世。
二、国家强力干预经济
“洪武盛世”这个奇迹，朱元璋是怎么办到的？
历代封建王朝，打完天下后治理天下，方法基本一脉相承，简单说就是四个字：休养生息。
朱元璋相关的一些政策，和前朝一脉相承：明初的官派徭役极少，农业税和商业税，都基本降到三十税一，更是以身作则，自己的饭菜吃的简单，衣服穿的朴素，连出行的车马装饰，都用铜不用金，有官员给他进献奢侈品，不但二话不说砸了，还把送礼的整个半死，如上种种，好些都成了流传至今的美谈。
但仅靠这些美谈，是很难突破明初困局的：明初经济困顿之深，就像一个遭受重创的伤者，如果要想恢复健康，休息和护理固然重要，强心针有时候更是必须。
于是朱元璋，以其精准的眼光和坚忍的胆略，为大明王朝的肌体，打入了三支重要的强心针。
第一支强心针，也正是风险最大的一针，历史上的称呼，叫“洪武大移民”。
“洪武大移民”，即明初开始的移民垦荒运动，也就是为解决明初各地地荒劳力少的难题，利用中央集权的行政能力，将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整体搬迁移民至人少地区定居。
这办法并非朱元璋首创，但要和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比，之前的历次移民运动，都可谓小巫见大巫。
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对象比较固定，主要是人口稠密的江西，江南，山西三地。但移民的目的地，范围却极其广大：往东到辽东，往北一直到内蒙古地区，往西一直到甘肃地区，往南甚至一度到了云南南部地区，覆盖范围之广，可称历史之最。
至于移民的次数和规模，放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可以说庞大到恐怖：从明朝开国前，迁移苏州百姓到凤阳开荒算起，朱元璋在位时期，仅《明实录》和《明史》中记录的大规模移民，就有十三次之多。前后迁移的人口，有数字可考的，加起来就有一百六十万之巨。甚至学者陈梧桐在其著作《明史十讲》里估算，真正的数字很可能突破三百万人。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
移民的风险，一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农民素来安土重迁，何况这么大规模的离乡背井，势必会有抵触。二是交通条件，古代的交通条件不方便，一路山高水长，一次迁移就意味着迎来一堆麻烦。中国古代史上，移民移出动乱甚至起义的，从来都不算少。
但强人毕竟是强人，朱元璋既然决心办，自然也有办法，首先是规划周详，洪武三年在河南设司农令，统筹移民事宜。然后是定福利标准，只要愿意搬家，不但免三年税粮，发优厚路费和生活费，而且移到新地方后，你能种多少地，就占多少地，种地的农具，种子，耕牛甚至头两年的粮食，全都政府提供，条件极其优厚。
饶是这样优厚的条件，反对声还是四起，特别是当时的移民，大多家乡都在富庶的江南，山西地区，日子过的还可以，离乡背井往穷地方搬，换谁也难答应。但朱元璋也留有后手，不答应？强制搬迁！方法就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确切说，就是一家人里，老幼妇孺留下，青壮劳力搬家。按照一些野史的说法，当时的搬迁过程，移民们都是捆着走，上厕所才解开绳子，所谓“解手”就是这么来，而移民迁走前，村村哭声震天，家家悲伤别离，景象极为凄惨。
（古代人口迁徙图）
后世很多史家说到这里，好些就开始诟病朱元璋，说这场史无前例的移民运动，给百姓带来惨重的苦难。但必须看的是，持续三十年，前后十余次的移民运动，固然制造了无数家庭的分离。但如果细比一下，相较于中国历代几次重大的“政府性工程”，诸如秦长城，隋大运河之类，明朝这场规模更加空前的迁移运动，却未曾酿成类似前代的变乱，仅此一条，就足够值得后人正视。
而且一个后世正史都承认的事实是，在从头至尾的整个移民过程里，政府对于移民的待遇允诺，几乎每一条都完全兑现，税减了，路费发了，安家费有了，离乡背井的移民们，在全新的家园，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从此开始了新的拓荒。强人朱元璋治下的大明朝廷，以其高速的效率和强力的执行力，完成了这个空前的人口迁移。诸多原本荒芜的地区，获得了大量劳动力，经济开始高速回升。对于明朝经济的复苏乃至中国的人口版图布局，甚至缩小地方经济差距，促进民族融合，这事都影响深远。
但就明初的经济困局来说，这一支强心针，显然远远不够。
于是，朱元璋又紧接着打了第二支强心针，这支针按照现代的说法，叫公共设施建设。
比起“洪武大移民”百万人的迁移规模来，朱元璋的公共设施建设力度，也是同样强大。
但从操作难度说，这事同样不是闹着玩，技术含量高，执行细节繁琐，风险性更大，最近的反面教材，就是元朝灭亡，所谓“石人一支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一个闪失就出大事。
而这件事的难度，一是财政实力，二是可行性，必须得抓最紧要的地方修，三是执行力，好政策得落实到位，所有细节都要抓。
而朱元璋的做法，套用老百姓的一句俗话，就是有多大荷叶，包多大粽子。
朱元璋的水利工程，从打天下的时候就开始修，早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就设置了专门负责水利的营田使，负责人就是其麾下的名将康茂才，从那以后打下一块地盘，就修一处水利，确保了辖区内的农业生产和军用供给。
等到明朝开国后，水利工程，更成了朱元璋治国的头等要事，登基第一年就下诏：民间凡是有关于水利事务的奏疏，必须立刻奏报。但执行起来，却是循序渐进，开国的头几年，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生产相对富庶的江南和淮西地区，比如先于洪武元年（1368年），修和州水堰200多里，五年后，又大修嘉兴，松江地区水利，动用民夫万人，不但疏通水路，更开上海胡家港1200多丈，打通海运要道。
（画作：朱元璋）
随着明王朝在全国的统治日益稳固，明朝的水利工程项目，更扩展到全国。包括广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广东，都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却并不是盲目修，而是和此时明王朝诸如移民，屯田之类的大动作息息相关，哪里开荒种地，配套的水利工程，立刻跟上，种到哪修到哪，生产和灌溉无缝对接。
而纵观整个朱元璋时期的水利工程，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工程质量高，修好的水利工程，确保使用几十年。二是工程量大，行动密集，终整个朱元璋执政时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一直没停，几乎上马一个项目，就是几万人的人力。三是次序循序渐进，以江南经济区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几乎散播到两京十三省，进度非常科学。
而朱元璋的苦心也没有白费，他在位时期，明朝的水利工程成果，到了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王朝修筑塘堰40987处，河流4082处，堤坝5048处。成就极其显著。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朱元璋对于这条主干道，态度极其慎重，洪武时代明朝的北方物资供应，还是以屯垦为主，海运补给为辅，这条南北大动脉的完全恢复，还是明成祖朱棣时期的事情了。
除了兴修水利外，朱元璋终其一生，还大力整治大明朝的公共交通，修治了连接各省的驿道，并设立了完备的驿道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这个翻修得焕然一新的江山，也因此重新连成一片。
而打下这一支强心针的明王朝，效果更是立竿见影。交通的恢复与延伸，不但提升了政府行政的速率，更连通了工商业往来。水利工程的全面铺展，也为明初开始的垦荒热潮推波助澜。经济的复苏增长，从此开始加速。
三、决定性的第三针
而上面两支强心针，之所以打得如此顺利，却更与朱元璋打的第三针有关，这一针与其说叫强心针，不妨说是活力针。
即使在很多史家眼里，“活力”二字，似乎与朱元璋不沾边。朱元璋一生都致力于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上废宰相制，强化特务统治，民生上虽说大搞社会福利，推广“公费医疗”（惠民药局）“国家救济”（养济院）“免费公墓”（漏泽园），但法令条律森严，细化到穿衣吃饭，装修盖房，处处都是规矩，一不留神就犯法。着实很没“活力”。
但为大明王朝，乃至中国古代史，注入新活力的，却是他在位时期，两道看似不起眼的诏书。
第一道诏书，载于《皇明诏令》中的《正礼仪风俗诏》，其中有话：“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意思是佃户见了自家的地主，无论年龄大小，要行小弟见兄长的礼节，如果双方是亲属，那么不论地主与佃户的身份关系，要行亲属的礼节。
第二道诏书，发布于明朝洪武十一年（1378年）五月，朱元璋给工部下诏，命令“在京工匠上工者，日给柴、米、盐、菜。”又规定“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这两段诏书的意思连起来是：在京城服役的工匠们，在干活的，每天都要补助柴火米粮和油盐蔬菜，没有在干工作的，虽然不发这些东西，但他们也可以干别的营生，不要因此拘捕他们。
两道诏书，第一道讲的是佃农见主人的礼仪，第二道讲的是工匠在京城干活的津贴。看似是不起眼的小事，然而放在封建社会看，却都是不简单的大事。因为这俩道诏书对应的，恰是之前元朝平民的两个底层制度：佃农制度与匠籍制度。
先说佃农制度，也就是佃户和地主的关系问题，《元典章》里明文规定，地主和佃户之间，要行严格的主仆之礼，甚至地主如果打死了佃户，也不过是打板子赔钱了事（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所以元朝统治九十多年，没有土地的佃农，基本的就是非人的生活。
但朱元璋这样一改，情况就不一样了。原本是尊卑有别的主仆关系，这下成为“少事长”的兄弟关系，虽说还是地主高，但地位一下子拉平了。再想拿佃农当动物使唤，法律首先就不答应。
而且朱元璋也不仅搞形式，接下来还有内容：首先是地主如果打死了佃农，照样杀人偿命，打板子赔钱都没用。如果地主想要佃农替自己服劳役，得给佃农劳务费，法定价格是“须出米一石，资其费用。”拿着佃农当奴才，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的“好日子”，至此到头了。
）
第二道诏书的影响，同样极其深远，给工匠们发津贴，看似是小事，触动的却是之前元朝手工业的重要制度：匠籍制度。
所谓匠籍制度，就是将全国的工匠们编订成专门户籍，入籍的工匠，便是匠户，一个工匠不入籍，就等于没活路，如果入了籍，不但一辈子干这营生，而且子子孙孙，世代都要干。
元朝实行匠籍制度，主要为了用工方便，要干个什么活，直接按匠籍抓人，干活的工匠，不但路费要自理，来京城干活的生活费要自备，而且干活也没酬劳，只有一些粗劣的食物，且绝不允许期间做别的营生糊口，抓到就是重罪，命运极其本文作者
洪武十一年的这份诏书，一切开始改变：给工匠们发津贴，数额虽不多，但日子总算好过，更重要的改变，却在八年后发生了：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王朝正式规定，各地匠户每三年上京服役一次，每次不超过三个月。这样一来，工匠们终于不需要常年从事低廉的劳役，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家的营生。又过七年，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法令再次修订，工匠们按照工种的不同和路程的远近，重新编订服役时间，这些轮流服役的工匠，便被称为“轮班匠”。而在皇宫内府服役的工匠，更可按照工种每月领工钱。这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的演进，却堪称匠籍制度的重大突破。
说重大，因为这样的突破，不止在工匠们拿钱多了，自由度大了，服役期短了，最重要的，却是身份的演变。朱元璋身后，在明朝永乐年间，工匠们终于有了更大的自由，服役也有工钱拿，而且服役以外的时间，更可以自主从事营生。按照《明会典》里的话说，就是“自由趁做”，他们有了自由。
佃农上了身份，工匠有了自由，这便是朱元璋一生执政中，另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原本被紧紧捆绑在元朝等级制度上的草根们，从此可以在新的王朝自由的舒展，佃农们可以挺起腰杆干活，工匠们更不止会被强迫的劳动，反而有了更多创造的机会。
仅从俩个事实，便可窥见这个成就的意义：1，朱元璋在位三十年，农民开垦新荒地的数量，每年几乎都是滚雪球增长，明朝建国的头十二年，即洪武元年（1368年）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朝的新垦荒地，就达到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而洪武二十六年的耕地数目，更是洪武元年的四倍还多。中国古代史上再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农业腾飞奇迹。2，明朝的手工业，在经历了洪武时代的累积后，特别是诸如陶瓷，丝绸等行业，一反元朝时代的粗糙形象，重新焕发起灿烂的美丽。比如陶瓷业，洪武元年一片废墟的景德镇，到洪武晚期，已重新成为陶瓷重镇，制作工艺方面，永乐时期的锥拱，脱胎，宣德时期的镂空，这些明朝独创的新技术，今天依然闪烁着夺目的美丽。而这一切，毋庸置疑，正来自洪武时代，不起眼的改变，激发起的强大活力。